李文娟

摘要:中国文学在儒家倡导的中庸哲学熏染下,注重情感表现的委婉与节制,向往温婉柔情和温柔敦厚的含蓄有致。西方文学则崇尚刚性之美,倡导英雄主义与悲剧精神,在作品中充溢着率性的铺张、浪漫的激情和深沉博大的气势。本文通过几个文本分析,比较了中西文学作品里情感表达的差异性,并简要阐述了这种差异性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含蓄; 奔放; 情感表达; 文化根源

一、引言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含蓄内敛的民族,“含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和显著的性格特征。含蓄的思想首先起源于老庄哲学思想,老庄哲学在言与意的关系上主张守意,认为物有精粗,言只能道其粗者,意才能致其精者,真正的大巧在胸次存焉而不可言传。在艺术形式及审美情趣上,处处表现了民族特性,中国的诗文绘画、处世方法上都忌讳“直露,浅白”,讲究的是隐约朦胧,崇尚的是含蓄不尽,这是中国各个门类艺术理论家的共识。中国文化理论思想,也都是强调艺术作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含蓄美”、“曲折美”,作品表现的是“神”,而非“体”,从绘画到哲学,再到其它艺术领域,概莫能外。

西方的《圣经》文化虽然认为主宰世界万物的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人只是造物主的创造物之一,但每个个体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独立的。这也为个人主义在西方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因此,西方人生哲学,是在个人主义的旗帜下,以自我为核心,张扬人的个性,主张人要按自己的本性生活,情欲是人的本能,与生俱来,是生命的原动力。

在文学领域里,“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喜欢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的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1]

二、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

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每个民族都有其对爱情婚姻的独特理解,但纯洁美好、坚贞不渝的感情却是每个民族追求向往的最高境界,因而,每个民族都有其纯情爱情的典范。汉民族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西方民族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这两部经典的爱情悲剧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包括:母题来源、基本情节、思想题旨,而差异之处也是它们的明显标记。

首先,在对爱情的表达上,梁祝表达爱情隐蔽而又含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虽深爱着梁山伯,同窗三年却始终羞于启齿,即将分手时才不得不将心事托付给师娘,并在“十八里相送”时六次用语言曲折地表达她对梁的爱慕之情,先是煞费苦心地用“牡丹”、“鸳鸯”、“一对大白鹅”比喻启发梁,后又用黄狗“偏咬后面女红妆”、井底“一男一女笑盈盈”、观音堂“我与你双双来拜堂”来暗示梁。憨厚的梁山伯不知贤弟竟是女儿身,一点都不接受暗示,祝英台气得骂他是“呆头鹅”,却仍然不公开真相,表达爱情,从而丧失了父亲指婚前明确两人爱情关系的良机。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用最直接、最热情的语言来表达双方的爱情,其爱情炽热而又明确。罗密欧在舞会上一眼瞧见朱丽叶,将其视为“天上明珠降落人间”,是“一位绝世的佳人”,主动邀请朱丽叶跳舞。舞会散后,罗密欧“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围墙”,[2]来到朱的窗前。朱丽叶月夜花园中的心灵独白,大胆而又热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二幕二场),[2] 并承诺将其整个命运交托给罗密欧,随他到天涯海角。

其次,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梁祝对待爱情表现得清醒、理智和成熟。其爱情产生于朝夕相处,一起生活、学习过程中,这是一种纯真、持久的爱情;审慎、严肃而又现实的态度,是先相知后相爱的。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待爱情可以说是狂热、无所顾忌的。他俩一见钟情,各自为对方的美貌所倾倒,是先相爱再相知的,典型的爱情至上主义者。

在西方人的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里,爱情就是一切。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而中国人则重视婚姻轻视恋爱,因此,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们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

两部爱情悲剧滋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一个民族的恋爱方式和婚姻习俗的不同。而“爱情和婚姻实质是一个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体现”,[3] 能折射出不同民族心理结构下的民族性格、人格意识、婚恋观。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分为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模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为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四为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4]

西方文学体现为对爱情大胆率真的歌唱,同时这些歌唱中包含有强烈的性爱因素,对外貌的赞美,对爱慕的表达,构成了西方爱情诗的一个核心主题,其情感奔涌如暴风骤雨,汹涌澎湃。罗伯特•彭斯《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四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首甜甜的曲子,奏得又合拍又和谐”;[5] 拜伦《雅典的少女》反复吟唱:“请听我临别前的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起誓: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还有我久久欲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苗条的腰身,凭这些定情的鲜花,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6] 中国文人善于细腻而含蓄地表达宫闱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建安诗人徐干著名的《室思》,因其情韵之美颇受后人推崇,诗中写道:“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6] 这种情感不是如烈火燃烧,不是波澜迭起,而是细水长流,绵绵不绝。“爱情的悲喜在西方诗人的笔下是如此地真实鲜明,震撼人心。相比之下,中国爱情诗中虽然也有《关鸠》、《上邪》这样大胆火热的表白,但更多的是表现得不到的爱情,失去爱情的悲怨。”[7] 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由于诗内容主题的差异,中国的诗歌所要表达的无论是亲情友情,都是深藏在字里行间,需要读者用心去细细品味体验。体现了独特的含蓄美。“含蓄的作品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情,不看一字,尽得风流。诗中之意不尽隐含于形象之中,而且还使人觉得这种说不尽道不完,愈思愈远,常常一个简单的意象就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含蓄的作品言浅情深余蕴无穷,读者通过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在反复体验中逐步接近作品的内涵,这种广阔的审美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审美愉悦。”[8] 而西方的诗歌,表现的激情是汹涌澎湃的,情感也是热烈奔放,原始狂野的。西方的诗人们擅长铺陈,直抒胸臆,倾诉爱慕之情。

因此,可以说,东方的美是静态的,像一幅画,或是一个精美的花瓶,是娴雅的。而西方的美是动态的,热烈的,具有性的魅力和征服力。

三、文化根源探究

中西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带来各相异趣的民族文化性格。中国文化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汉民族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半封闭的大陆地势,丰沛的水资源,便于农作物的生长。随季节变化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超稳定的生活方式,这就养成了顺应性、适应性的民族心理,即被动接受、内向调适、避免冲突、追求天人合一、稳定和谐的性格特征。由经验性生产实践而产生的习俗观念对民族普遍心理势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造成了汉民族严格而稳固的宗法伦理秩序,以原始血缘宗族传统为根基,个人严格自律,置家庭、家族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出现了中华民族重视普遍伦理秩序的坚固、完整而忽视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人伦情感、孟子的内圣人格,到汉代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以及宋儒要求妇女“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都在不断丰富并强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

西方文化的源头则是希腊文化。希腊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期就生活在爱琴海周围的岛屿上,这里沟壑纵横,河流交错,土地贫瘠,农牧业收获有限。为解决生活问题,他们进行物品交换和海上掠夺,从而发展了商业和航海业。无拘无束的海盗生活、独立自主的商业贸易形成了希腊民族感情奔放、注重自我的性格特点。公元一世纪,来源于中东希伯莱文化的基督教开始在西方世界传播,这有异于古希腊文化。它强调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主张抑肉伸灵,轻视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来世天国的幸福。经过几个世纪的碰撞与融合,希伯莱文化吸纳了古典希腊文化中的某些成份后,演化成新形式的基督文化,以神权中心和来世主义为基本内容,实行禁欲主义。直到15世纪末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人格全面发展为理想的“人文主义”。个人的权力、个人的的独立性及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肯定和发展。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又延续了这一基本属性,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张,不回避冲突,勇敢地迎接冲突。“西方人的血管里,似乎热血时刻都在沸腾,时刻都在准备战斗,那种躁动、狂热的激情伴随人的终生。”[9]

四、结语

“内倾性的民族性格,要求每个人都做一个谦谦君子,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内向含蓄。如果一个人说话没大没小、敢说敢讲,别人会说你张狂。”[9] 因此,中国人一般不爱发表意见,特别是不愿公开表态。非要说话,也是兜圈子,不着正题,更不会触及问题的要害。非要表态,也是随大溜,模棱两可。听别人说话,不是从直接的话语里,而是从表情、从语音、从手势中才能判断他要表达什么样子的意思。西方文化把人的价值之源寄托于上帝,其价值的标准是外在的。“西方民族形成外倾性的性格,是建立在人性本身不完善不自足的基础之上。”[9] 在为人处世上,西方人表现为个性的张扬,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好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直率、坦诚、正直。他们说话,没有中国人那么多客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没有含糊、没有闪烁其词,不要你去揣摸、猜测。

参考文献:

[1]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15

[2]莎士比亚. 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全集4[Z].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546

[3]茅于美. 中西诗歌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175

[4]程裕祯. 中国文化概要[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3

[5]黎华选编. 外国情诗选[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5. 76-77

[6]关立勋. 吴军. 葛杏春选注. 古今中外爱情诗选[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7. 342-343; 26

[7]虞雅芬. 含蓄与奔放: 中西言情诗特征探究[J]. 宁波教育学院院报, 2002. (4): 36

[8]邹祖兴. 论唐宋诗词的意蕴美[J]. 江汉大学学报, 1994. (4): 59

[9]董广杰. 李露亮. 魔力与魅力——中西文化透视[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9. 15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