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对萍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论金世宗挽救女真传统的措施

王对萍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结合史料,论证了金朝中期,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挽救本民族的传统,金世宗进行的不懈努力,认为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即大力倡导学习和使用女真族的语言和文字,保持骑射风俗和崇尚节俭等。结果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对女真族的社会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金世宗;汉化;女真传统

金世宗是金代历史中在位时间(1161—1189年)最长的皇帝,他一生政绩突出,奠定了金朝走向繁荣鼎盛的基础,号称“小尧舜”[1]204(卷八《世宗纪下》)。其在位期间,为保持女真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作出过许多努力,史学界对此已有不少著述,但专门论述挽救女真传统具体措施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从金世宗挽救女真传统的具体措施入手,对他的这一政策略作评介。

一、挽救女真传统的原因

“金熙宗以来,由于推行文治,倡导儒家文化,而民族大迁徙又造成女真、汉人杂居共处的局面,所以女真人汉化趋势加快。加之社会稳定,物质财富的增加,以及中原优越生活条件的刺激,女真社会勇悍纯朴的民风日益丧失,奢侈靡费习气盛行,尚武之风大减,怠惰、文弱造成女真人战斗力的下降和生活的贫困。”[2]据《大金国志》载:“大定十八年(1178)正月,翰林侍读学士张酢、吴与权等人对于便殿,因言及边防事,上言曰:‘军政不休几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余,不堪战阵’。大定初已万万不如天会时,今沉溺宴安,消靡殆尽矣。”[3]240(卷十七)迁往中原的猛安谋克之民“骄纵奢侈,不事耕稼”[1]179(卷八《世宗纪下》),“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多好游荡”[1]1676(卷七三《宗尹传》)。由此可见,女真人“浸忘旧风”所带来的隐患开始明朗化,民生困顿,军备松弛。而此时的内外局势并不乐观,国内叛乱活动不断,与南宋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并且蒙古的日益崛起也给金政权的北部边境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女真族的实力和军队战斗力就变得愈为重要,故世宗意识到必须遏止女真民族的汉化进程,加强猛安谋克的实力,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这也是当时女真贵族中有识之士的共识。

另外,金世宗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强烈的民族情感。世宗生于上京,为阿骨打之孙,宗辅之子,非嫡非长。与熙宗和海陵王不同,他不曾过过那种与社会相对隔绝的离宫别馆的生活,而是与女真社会群体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自幼就受到女真传统的深刻影响,史称其“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1]121(卷六《世宗纪中》),且“每出猎,耆老皆随观之”[1]121(卷六《世宗纪中》)“,既长,统兵为将,达懒、兀术诸父南征,(世宗)未尝不在兵间”[3]221(卷十六),与士兵群众关系融洽,决无纨绔之习。后又历任会宁牧、中京留守、燕京留守、济南尹、西京留守、东京留守等职“,稔知民间之事”[1]192(卷八《世宗纪下》)。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消亡之际,金世宗充当了坚定捍卫者的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挽救女真传统的措施

1.倡导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

语言和文字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作用毋庸置疑。金代女真人在进入中原以前,日常生活中都使用女真语。迁都燕京后,随着女真与汉族交往的增多,女真语吸收了许多汉语词汇,使女真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然而,由于女真汉化程度的加深,女真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渐被汉语和汉字所代替。为了扭转这一状况,大力提倡使用女真语言文字和恢复旧俗,金世宗曾一度要求“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1]1675(卷七三《完颜宗尹传》)后又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1]192(卷八《世宗纪下》)大定九年(1169),世宗采纳枢密使完颜思敬的建议,规定“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1]1626(卷七○《完颜思敬传》)为了强制宫中卫士学习女真语,世宗命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1]161(卷七《世宗纪中》)对于部分女真人将本民族的姓氏易成汉姓的行为,世宗明令“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1]159(卷七《世宗纪中》)大定十六年(1176)十月,又诏谕宰执曰“: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名以上。”[1]165(卷七《世宗纪中》)

为了大金王朝的未来,金世宗尤其注重对皇子、皇孙们进行女真文化教育。太子允恭的长子完颜(即章宗)原来不懂女真语,十岁时“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后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入以国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朕甚嘉之’。”[1]208(卷九《章宗纪一》)可见世宗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之高。他还曾向朝廷大臣赞许说,皇太孙为大兴府尹时“,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且谓“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1]191(卷八《世宗纪下》)在世宗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虽然太子对本民族文化没什么兴趣,但他的儿子们却大都学习过女真语言和文字,如郓王琮“,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瀛王“,精于骑射、书艺、女直大小字。”[1]2056(卷九三《显宗诸子传》)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女真贵族子弟中并不多见。

2.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典

为了提高女真族的民族素质和文化水平,金朝统治者于天会间即置女真字学,但数量有限。而且,自熙宗以后,女真字学已默默无闻。大定四年(1164),世宗“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1]1133(卷五一《选举一》)后又形成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八以下者充。”[1]1134(卷五一《选举一》)金世宗兴办女真字官学,是用女真人的语言和文字来教学的,这是和他提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贯政策相一致的。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女真大小字,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传统。

女真进士科始设于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1]1130(卷五一《选举一》)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为培养和选拔女真人才开辟了一个途径。值得探究的是,世宗创立女真进士科的意图何在?这显然不单单是扩展女真族人的仕途,更不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女真人的汉化。女真进士科是以女真大字试策,以女真小字试诗。故元代史学家评论说:“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1]1130(卷五一《选举一》)不仅如此 ,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还隐含着另外一层用意。据《金史》载,有一次,世宗对左丞相完颜守道说:“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守道曰:“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1]1141(卷五一《选举一》)由此看来 ,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的初衷不只是要保存女真文化,而且想让它逐渐发展壮大,自成体系,使其能够与汉文化相抗衡。

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典,鼓励女真人学习,这是世宗致力于女真文化建设的又一措施。自大定四年(1164)始,用女真字翻译的古书有《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新唐书》《春秋》《孝经》等。这些译著被作为女真字学的教科书颁行到全国各地。以女真字来翻译儒家经典,这种做法最能体现世宗的文化主张,他“一面注重‘女直旧风’,一面倡导封建道德,并且把两者调合起来。”[4]在他看来,“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1]164(卷七《世宗纪中》)也就是说,女真人朴实的传统美德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非常契合。他曾“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1]184(卷八《世宗纪下》)。这种赏赐方式对于提高女真人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程度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他又采纳亲军完颜乞奴的进言,“制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

3.重视骑射技艺

女真民族是以精骑善射、崇尚武勇而著称的民族。骑射技艺是女真民族传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故世宗对此问题极为重视。作为一个马上民族,女真人天然的尚武、勇猛、刚劲的精神,是他们当时驰骋疆场,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但他们在吸收了儒家文化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为了倡导女真人习武,世宗常常在宫中或野外围猎击,臣僚以危险谏阻,世宗便说“: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1]2813(卷一三一《方技马贵中传》)大定年间,世宗曾多次到金莲川驻夏捺钵,每次驻夏的时间长达四五个月,时人谓“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1]2136(卷九六《梁襄传》)。对于女真人的围猎骑射,世宗时时挂在心上,例如,他采取措施,改变某些地区因地方狭窄而“猛安谋克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的状况。同时“,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1]194(卷八《世宗纪下》)。此外,为防止女真人丢弃骑射之长技,还采取过一些特殊的措施。《金史》记载:大定九年(1169)三月“,以尚书省定网捕走兽法,或至徒,上曰‘:以禽兽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兽而轻民命也,岂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释之。’”[1]144(卷六《世宗纪上》)所谓“网捕走兽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看《章宗纪》的下述记载就明白了: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二月“,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1]213(卷九《章宗纪一》)显然,章宗只是在重申大定九年的那条法令[5]187。这些都是为了恢复女真人的尚武精神和精于骑射的战斗技能,保持女真人英勇善战的战斗力,以应付南北的军事威胁,巩固金朝的统治。

4.崇尚节俭及节俭教育

金初风俗相当淳俭,“金起东海,其俗纯实。”[1]1030(卷四六《食货志一》)在女真贵族日益骄奢的状况下,世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起祖先的淳俭之风。大定十一年(1171)十一月,世宗对皇太子说:“汝惟无忘祖宗淳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1]150(卷六《世宗纪然后承袭。”[1]192(卷八《世宗纪下》)他认为,如果女真人“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1]192(卷八《世宗纪下》)“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185(卷八《世宗纪下》)他的目的是要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移植到女真文化中去,而不是让女真人抛弃本民族文化来接受汉文化。上》)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世宗回上京会宁府,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1]189(卷八《世宗下》)大定二十七年(1187),世宗又说:“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非大会宾客,未尝辄享羊豕。朕常念当时节俭之风,不欲妄费。”[1]198(卷八《世宗下》)由以上可知 ,世宗从有利于金朝统治出发,念念不忘建国初年的节俭之风,并且竭力恢复这种社会风气。他非常重视从衣、食、住、用等各个方面对太子、诸王及宗室戚属等进行节俭教育。大定十三年(1173)三月,太子詹事刘仲诲请增东宫收入及张设,世宗说:“东宫诸司局人自有常数,张设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于富贵,易入于侈,惟当导以淳俭。朕自即位以来,服御器物,往往仍旧,卿以此意谕之。”[1]159(卷七《世宗纪中》)让刘仲诲向太子表明世宗节俭的本意。大定十六年(1176),世宗赐宴于广仁殿时训导皇太子和诸亲王说:“大凡资用当务节省,如其有余,可周亲戚,勿妄费也。”[1]164(卷七《世宗纪中》)在衣着方面,他举着自己所穿的衣服说:“此服三年未尝更换,尚而完好,汝等宜识之。”[1]164(卷七《世宗纪中》)在食用和居住方面,世宗也“躬自俭约”[6](卷十二)。在世宗的大力倡导下,民间风俗“比正隆时期稍淳俭”,显然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涌现出一批生活节俭,为政清廉的官吏。如金源郡王纥石烈良弼,“居家清俭,亲旧贫乏者周给之。”[1]1956(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兵马都总管独吉义“服玩不尚奢侈,食不兼味”。

世宗为挽救女真民族文化的颓势,曾以法律的手段,实施强行政策:“禁女直人学南人装束,犯者抵罪”[1](卷九二《徒单克宁传》);禁女真人改称汉姓;要求身边的卫士学女真语,“不得汉语”。世宗还希望通过艺术途径,给女真旧风打强心剂。这是指在巡幸上京的一次宗室宴会上,世宗感慨族人唱歌都用汉语而不用本族语,“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1]189(卷八《世宗纪下》)同时,他还重建祖宗龙兴之地——上京会宁,并亲自巡视慰问当地的女真父老,强化各地女真一体的观念。对此,既可看做是金世宗对故土、故俗热爱思念的真情流露,更可视为世宗为挽救女真传统而在举国臣民面前的政治表态。世宗晚年还把复兴女真民族传统的希望寄托在金章宗身上。章宗即位后,为保护民族文化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但这丝毫没有阻止女真人的汉化。

三、结 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世宗为挽救女真传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没有阻止女真人的汉化进程,但在社会发展中也不乏有进步意义。例如,金世宗提倡节俭,本人也以身作则,三十年不尚奢华,崇尚节俭,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实属不易。对拨乱反正后的金朝社会来说,提倡节俭也不失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明智之举。

金世宗及后来的章宗,为挽救女真民族传统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终究未能阻止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这场女真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对于世宗挽救女真民族传统的努力,史学家向以否定者居多。而北京大学刘浦江先生的观点颇为中肯,他认为将世宗的所作所为一味地斥之为落后、保守、倒退,是不客观的。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文明或野蛮,先进或落后,都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必须同化于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理由。不管历史的最终结果如何,他们为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后人尊敬的[5]191。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能够保持至今不仅得益于各民族文化上的互相学习和借鉴,更有赖于各民族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持和传承。而在800多年前的金朝统治中期,金世宗就为挽救女真传统作出了努力,在客观上为保持中华文明贡献过自己的力量。所以,他是值得后人尊敬和肯定的。

但是,汉化作为进步趋势,没有人能防止得了,金世宗也不例外[7]。况且,女真族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时代就已经决定,金朝中叶,更是大势所趋,世宗不但无法改变这一方向,甚至不能减缓速度,因此,他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历史的客观发展不可能依照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恩格斯曾说过:“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8]正因为这种同化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可以逆转的,所以,金世宗的政令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他无法扭转“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样一个历史规律。

[1]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任崇岳.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75.

[3]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七[M].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140.

[5]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M]∥袁行霈.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 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6.

[7] 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51.

[8]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9

Efforts of Jin Shizong on Redeem ing Jurchen Traditions

WANG Duiping
(College of History&Litera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The tireless efforts of Jin Shizong on holding back the trend of Hanization of Jurchen and redeeming Jurchen traditions in the M id-Jin Dynasty are demonstr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These efforts are p rimarily focused on cultural aspects,namely,to advocate Jurchen to learn and use their ow n language and character,to keep riding and shooting,and respect for thrift and other customs.Although his efforts did not achieve the intended purpose,but ha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Jurchen social development.

Jin Shizong;Hanization;Jurchen traditions

K 246.4

A

1008-9225(2010)02-0087-04

2009-11-07

王对萍(1984-),女,甘肃陇西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