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琦

作为韩国文化代表性象征，“训民正音”一直活跃在韩国学者的视野中，在易学、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背景下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韩国学术界始终对“训民正音”的创制者存在争议，近年来韩国的民间团体及部分学者的认识出现了新的变化，世宗个人创制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然而，与韩国热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者对“训民正音”创制之争的关注度不高，研究相对较少。

一、“训民正音”创制谜团

与其他文字相比较，“训民正音”拥有明确的颁布日期、创制者和创制原理，(1)《世宗实录》卷一百零二,世宗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庚戌第二条：“是月，上亲制谚文二十八字，其字仿古篆,分为初中终声,合之然后乃成字,凡干文字及本国俚语,皆可得而书,字虽简要,转换无穷,是谓‘训民正音’”。然而看似明确的背后却存在着各种创制争议。虽然与之相关的记录和研究逐渐增多,但是关于创制者的谜团始终都没有被解开。

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十二月三十日“训民正音”的记录首次出现，内容为世宗大王创制了谚文28个字，其形态仿照古篆，其形式是按照初声、中声和终声的方式结合起来，虽然字体简单但是可以任意组合、变换无穷，将其命名为“训民正音”。(2)“训民正音”创制时间采用《世宗实录》“训民正音”的颁布时间——世宗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世宗二十六年(1444年)二月十六日，世宗命令集贤殿崔恒、朴彭年、申叔舟、李善老、李垲等用“谚文”翻译《韵会》,并将此事交由晋阳大君李瑈和安平大君李瑢负责。仅4天后，世宗二十六年(1444年)二月二十日，集贤殿副提学崔万里等人上疏反对“训民正音”的创制。世宗立即召集反对者，针对反对意见一一驳回，强力将此事按压下来，快速处理了事。世宗二十八年(1446年)九月二十九日，颁布了世宗御制《训民正音》和郑麟趾的后序，进一步解释了文字创制的目的、使用方法以及创制的原理。(3)《世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三，世宗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甲午第四条：“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易习,便于日用耳……”“癸亥冬，我殿下创制正音二十八字，略揭例义以示之，名曰‘训民正音’。象形而字仿古篆,因声而音叶七调,三极之义、二气之妙,莫不该括。以二十八字而转换无穷,简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崇朝而会,愚者可浃旬而学。以是解书,可以知其义;以是听讼,可以得其情……”。

以上是《世宗实录》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至二十八年(1446年)之间关于“训民正音”的记录。在此之前，含《朝鲜实录》在内的可信史料中均没有出现过关于“训民正音”及其创制的任何记录。《训民正音》及郑麟趾后序解释了创制目的、创制原理以及使用规则，但是关于文字创制的过程却没有直接明确的描述。尽管《训民正音》及郑麟趾后序都指出，“训民正音”是世宗大王个人创制，但是却没有其创制过程的说明或直接记录，结果导致后人对此持保留意见，没有达成共识。

“训民正音”的创制，归纳起来有世宗亲制说和亲制协助说两种观点，其中亲制协助说又包含有集贤殿学者协助说、王室协助说(包括大君协助说和贞懿协助说)以及信眉大师协助说。(4)[韩]韩在英：《训民正音研究回顾——以创制背景、目的及创制者为中心》，《语文论集》2017年第72辑，第106-114页。无论是亲制说还是亲制协助说，两种观点各执一词，无法统一。关于“训民正音”创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创制过程的不透明以及对世宗个人能力的常识性质疑。追根究底，导致存疑是因为有关“训民正音”创制过程的史料匮乏。

二、世宗的理政风格

世宗将当时的朝鲜带入了全盛时期，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不朽的功绩，还创制了文字。回溯詹事院的设置、《雅乐》的修订、《新撰经济续六典》的编撰以及贡法的修订等四个不同时间节点的历史事件，可归纳出世宗处理政务的规律性模式，其创制“训民正音”的决策必与其有内在关联。

世宗二十四年(1442年)设置詹事院，(5)《世宗实录》卷九十七，世宗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丙戌第二条：“乞仿古制设詹事院，置左右詹事各一人、同詹事一人，皆从三品官,在艺文直提学之上。主事二人正八品阶，除七品去官,使专掌宫中庶务,以分职任。上欲令世子裁决庶务,故置此官”。设置该机构的目的是将政务移交给世子。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追溯到世宗十九年(1437年)，世宗下令承政院，除吏曹和兵曹用人、三品以上的定罪以及军国重事，其他政务均移交给世子处理。此举遭到了承旨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世宗目前身体健康，如果将政务移交给世子将会导致政令分离，引发很多问题。(6)《世宗实录》卷七十六，世宗十九年一月九日己亥第三条。然而，世宗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个想法，(7)《世宗实录》卷八十一，世宗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辛巳第四条。世宗二十年(1438年)以多病缠身为由，再次提出将政务交给世子，再次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这次世宗并没有听从大臣们的意见，甚至还将部分兵权交给世子。世宗二十一年(1439年)大臣们连续两日上疏反对此事。(8)《世宗实录》卷八十六，世宗二十一年七月一日丁未第四条；《世宗实录》卷八十六，世宗二十一年七月二日戊申第五条。然而，世宗二十四年(1442年)，世宗力排众议正式设置詹事院，将政务移交给世子。(9)《世宗实录》卷九十七，世宗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丙戌第二条。以议政府和集贤殿为首的所有大臣都参与了此次会议。此时世宗已经下定决心，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大臣们在同年八月二日至八月二十日间连续上疏8次发表反对意见，但是世宗不顾反对，以眼疾和消渴症为由将所有政务交给世子，并在同年九月十八日将詹事院的组织分工以及人员落实到位。(10)《世宗实录》卷九十七，世宗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乙亥第一条：“以柳义孙行集贤殿直提学，兼詹事院詹事，李先齐行集贤殿直提学、兼詹事院同詹事，李思哲艺文直提学、兼詹事院同詹事，金填司宪执义”。由此可见，从世宗十九年(1437年)开始释放将政务交给世子的信号，遭到反对后，世宗步步为营逐步施策，历经5年最终达成所愿，将政务完全交给了世子。

雅乐的编撰可以追溯到世宗七年(1425年)，礼曹建议以“乐学别坐朴壖的手本”为基础，用乐器和谱法编撰乐谱，并建议安排一名文臣专门负责收集乐书，详细考察乡乐、唐乐、雅乐的律调，然后绘上乐器和乐谱法后编撰成册。(11)《世宗实录》卷二十七，世宗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甲子第三条。世宗七年(1425年)秋天海州长出了秬黍，世宗八年(1426年)在南阳发现了磬石。世宗九年(1427年)五月“乐学别坐奉常判官朴壖进新制石磬一架十二枚”，(12)《世宗实录》卷三十六，世宗九年五月十五日壬寅第二条。八月世宗表示用秬黍和磬石制造出的新的石磬比中国的唐磬更好。(13)《世宗实录》卷三十七，世宗九年八月十七日壬申第一条。除朴壖外，世宗十二年(1430年)还将善于音律的集贤殿副提学郑麟趾及奉礼郑穰充实进来。(14)《世宗实录》卷五十，世宗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乙酉第四条。上曰：“尺之制，历代皆不同，而黄钟之管亦异。古人因声制乐,我国之人,声音异于中国……。命停郑麟趾、郑穰等，造周尺管”。世宗十二年(1430年)八月末开始到十二月初为止三个多月时间，世宗一直在经筵上讨论《律吕新书》。(15)《世宗实录》卷四十九，世宗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辛卯第二条：“轮对，经筵。始讲《律吕新书》”。世宗十二年(1430年)润十二月一日“雅乐谱成，郑麟趾作序”。(16)《世宗实录》卷五十，世宗十二年润十二月一日丁酉第五条：“雅乐谱成。郑麟趾奉教序曰……”。世宗十二年(1430年)十二月七日，经筵上世宗表示“我国的音乐虽然不能说好，但不要觉得不如中国。《律吕新书》也只是形式齐全而已。中国的音乐也不一定是最好的”。(17)《世宗实录》卷五十，世宗十二年十二月七日癸酉第一条。世宗十三年(1431年)一月一日在早朝演奏了雅乐。(18)《世宗实录》卷五十一，世宗十三年一月一日丙寅第一条：“……始用新制雅乐,仪章声乐,粲然可观……”。世宗十五年(1433年)正月勤政殿会礼宴仪式上正式开始使用雅乐。(19)《世宗实录》卷五十九，世宗十五年一月一日乙卯第三条：“上御勤政殿,设会礼宴如仪,始用雅乐”。至此礼乐的整备历经8年最终完成。

朝鲜前期代表性的法典是《经国大典》，这部法典对《新撰经济续六典》影响最大。《新撰经济续六典》是在《经济六典》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而来的。《经济六典》的编撰可以追溯到太祖时期。太祖六年(1388年)赵浚等用吏读编撰了《经济六典》。(20)《太宗实录》卷十二，太宗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甲辰第二条：“都堂令检详条例司,册写戊辰以后合行条例,目曰《经济六典》，启闻于上,刊行中外”。太宗十二年(1412年)，河仑、李稷将过去的吏读改成了汉文并补充完成了《元集详节》三卷和《续集详节》三卷，后来又将其改名为《元典》和《续典》。(21)《太宗实录》卷二十三，太宗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戊辰第二条：“更定《经济六典》元集详节三卷、续集详节三卷……命曰:《元典》、《续典》,当更参考,无有错误,然后进之……”。世宗朝两个法典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且条款不足。世宗四年(1422年)设置了六典修撰色，任命修撰星山府院君李稷和左议政李原为都提调，任命赞成事孟思诚和参赞许稠为提调负责编修《六典》。(22)《世宗实录》卷十七,世宗四年八月十一日乙未第一条：“置《六典》修撰色,以星山府院君李稷、左议政李原为都提调，赞成事孟思诚、参赞许稠为提调”。世宗八年(1426年)修撰色完成并呈上了《绩六典》六册和《誊录》一册。(23)《世宗实录》卷三十四，世宗八年十二月三日壬戌第四条：“修撰色撰进《赎六典〔续六典〕》及誊录”。世宗十年(1428年)星山府院君李稷等完成了《六典》五卷和《誊录》一卷。(24)《世宗实录》卷四十二，世宗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丁丑第二条：“详定所提调星山府院君李稷等,撰《六典》五卷、《誊录》一卷以进”。此后，从世宗十三年(1431年)润十月到第二年的润二月世宗在经筵上持续讨论《六典》，(25)《世宗实录》卷五十四，世宗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庚申第一条；《世宗实录》卷五十五，世宗十四年二月二日辛卯第二条。指出《六典》中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世宗十五年(1433年)一月详定所都提调黄喜等完成了《新撰经济续六典》，其中包括《正典》六卷和《誊录》六卷，至此律法的整顿告一段落。

世宗朝耗费时间最久的是贡法的修订。世宗关于田税改革想法的发端是在世宗九年(1427年)三月，他在仁政殿重试中出了一道关于田制的策问题目。此时世宗已经开始关注田制改革，(26)《世宗实录》卷三十五，世宗九年三月十六日甲辰第一条。于是朝廷上下对贡法修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世宗十二年(1430年)三月命令户曹调研贡法的实施与否，对象包括六曹以及各个部门，首尔的前衔、各品官，各道的监司、守令和品官，甚至普通的平民。(27)《世宗实录》卷四十七，世宗十二年三月五日乙巳第四条。结果于十二月八日公布，赞成者98 657人,反对者74 149人，(28)《世宗实录》卷四十九，世宗十二年八月十日戊寅第五条。贡法的修正就此搁置。世宗十八年(1436年)润六月设置了贡法详定所，(29)《世宗实录》卷七十三，世宗十八年润六月十五日己卯第一条。重启研究和调研贡法。同年十月议政府建议详细划分土地的等级，试行一至二年，得到世宗同意。(30)《世宗实录》卷七十五，世宗十八年十月五日丁卯第四条。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十一月设置了田制详定所。晋阳大君李瑈为副都提调，左赞成河演、户曹判书朴从愚、知中枢院事郑麟趾等为提调掌管此事。(31)《世宗实录》卷一百零二,世宗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子第一条。世宗二十六年(1444年)以田制详定所的研究报告为基础开始试行田分六和年分九的贡法，(32)《世宗实录》卷一百零六,世宗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戊子第一条。至此税收的问题得以解决。

以上列举了机构设置、礼乐整备、律法修订以及税收整顿四个不同领域的事件。从这四个关乎国运的大事件中能归纳出三点：第一，世宗有识人用人之德，注重唯才是用。修订《雅乐》时任用朴壖和郑穰等人；编撰《新撰经济续六典》时任用李稷、许稠、黄喜等人；贡法修订中他选拔了河演、朴从愚等去推进工作。第二，世宗具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熟治国之道。他设置了经筵和贡法详定所，践行了理论联系实际。修订《雅乐》和编撰《新撰经济续六典》时，经筵成为了君臣大讨论的舞台，充分的讨论有助于理论的修正和整理。贡法实施前，他设置了贡法详定所和田制详定所，充分体现出世宗不急功近利，凡事都在充分验证后才实施的行事风格。第三，世宗具备处理艰难繁琐事务的坚韧品质。为了达成所愿，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筹备和等待，我们从詹事院的设置、《雅乐》的修订、《新撰经济续六典》的编撰以及贡法的修订等事件中得以窥见。

综上所述，我们归纳出世宗的理政规律：首先是识人善用，其次是反复推演，最后是谋定而后动。其执政期间将朝鲜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推到了前朝未有的高度，鲜有失策，正是缘于此。从世宗注重民生的治国理念来看，“训民正音”创制过程也是如此，是在众人参与、充分准备下逐步实施完成的。

三、音韵书籍的引入和研究

文字创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深厚的语言学知识积累，还要经过长期的思考与实践。中国音韵学传入朝鲜半岛可以追溯到高丽时期。高丽初期第四代君主光宗实施了科举考试，以诗、赋、颂选拔人才，(33)《高丽史》卷七十三，志二十七，选举一，科目一： “光宗九年五月双 冀献议始 设科举试 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 兼取明经·医·卜等业”。“十一年只试诗·赋·颂。”“十五年 复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第八代显宗时将五言六韵诗列入科举，(34)《高丽史》卷七十三,志二十七,选举一,科目一：“显宗十五年十二月……制述业则试以五言六韵诗一首,明经则试五经各一机，依例送京，国子监更试，入格者, 许赴学……”。第九代德宗将国子监考试引入进士考试当中，内容是赋、六韵和十韵诗。(35)《高丽史》卷七十四,志二十八,选举二,科目二：“国子监试即 进士试德 宗始治试 以赋及六韵十韵诗厥 后 或称成均试 或称南省试”。音韵学的重要性持续增加。

表1 高丽、朝鲜前期韵书引进情况

高丽时期从中国引入的书籍种类繁多，苏轼曾作《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反对贸书，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高丽大规模购书的情况。表1是根据《高丽史》和《世宗实录》整理的恭愍王十年(1361年)之后到朝鲜初期的音韵书籍引入的记录。(36)[韩]朴文烈：《高丽时代的书籍引入研究》，《人文科学论集》1992年第11卷，第152-155页；[韩]李存熙：《朝鲜前期的对明书册贸易——以输入面为中心》，《震檀学报》1977年第44辑，第77页。

表1中的音韵书籍大部分都是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传入的。《尔雅》《说文解字》等词典类早在高丽之前就从中国引入，作为查汉字的工具书使用。光宗时期实施科举之后，科举考试中诗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了学习押韵，韵书的使用必不可少。高丽忠烈王时期发行了《新刊排字礼部韵略》，当时这部书使用得比较多，而到了朝鲜朝《古今韵会举要》的使用更加广泛。(37)[韩]河惠丁：《朝鲜韵书的正音观分析》，《东洋古典研究》1997年第8辑, 第153页。世宗朝时还广泛使用《广韵》《增韵》《韵会》等韵书。(38)《世宗实录》中多处用《广韵》《增韵》《韵会》解释汉字的字形字义，如《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五礼/吉礼序例/馔实图说:《韵会》，韲通作齐。

一般认为，《切韵指掌图》《中原音韵》《蒙古韵略》《洪武正韵》《通志》等音韵书籍与“训民正音”创制有关联，虽然早已引入朝鲜，但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几乎没有被提及过，反而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后编撰的《训民正音(解例本)》《东国正韵》《洪武正韵释训》《四声通考》等中都有被提及。显然为了新文字创制需要，世宗时期开始关注这些文字学和音韵学理论。

《通志》作者是南宋郑樵。(39)《高丽史》卷四十,世家四十,恭愍王十三年六月乙卯：“明州司徒方国珍,遣照磨·胡若海,皆田禄生,来献沉香·弓矢,及玉海·通志等书”。《通志》中的《六书略》专门讲文字学理论，《七音略》则专门讲音韵学理论。《六书略》详细论证了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等汉字基本造字原理。《六书略》中的“论子母”讲“立类为母，从类为子。母主形，子主声”。(40)[南宋]郑樵(1104-1162)，《通志》卷三十一-三十五《六书略》。古今殊文图、诸国殊文图、殊文总论等则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字。《七音略》中的等韵图按照“七音”分类，“七音”的名称大多以发音部位作为区别，即唇、舌、齿、牙、喉、半舌(来母)和半齿(日母)七种音。(41)王邦维：《郑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24页。《六书略》中“母主形，子主声”的构字方式及《七音略》中“七音”的发音方法与“训民正音”构字方法和发音方法高度相似，体现了与“训民正音”的关联性。

此外，《蒙古字韵》是元代时用八思巴文为汉语编写的韵书。汉语是声母、韵母二声体系，而《蒙古字韵》利用八思文字将汉字音分成了初声、中声、终声三维体系，为汉字分类方便学习和查找。(42)[韩]任溶起：《关于“三分法”形成过程的理解与中声体系分析依据的一些问题》，《爱山学报》2002年第27卷，第68-69页。这个分类法后来也用在了《古今韵会学要》和《东国正韵》的编撰中。

这些理由可以充分推断，《通志》《蒙古字韵》的研究对“训民正音”的创制有非常大的影响。

世宗朝时期值得关注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世宗元年(1419年)十二月七日敬宁君绯从中国回到朝鲜的时候，除“四书五经”外，还一同带回来了《性理大全》；(43)《世宗实录》卷六,世宗一年十二月七日丁丑第三条:“……特赐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及黄金一百两……”。二是世宗十四年(1432年)二月开始到世宗十六年(1434年)三月大约2年的时间都在经筵中讨论《性理大全》。(44)《世宗实录》卷五十五,世宗十四年二月六日乙未第一条:“乙未/受朝参,视事,轮对,经筵。始讲《性理大全》”;《世宗实录》卷六十三,世宗十六年三月五日壬午第一条:“壬午/受常参,视事,轮对,经筵。毕讲《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是明胡广等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奉成祖之命编撰的宋儒性理学说汇编，其中囊括了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张载的《西铭》《正蒙》，朱子的《易学启蒙》《家礼》，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等共70卷，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百科全书。从郑麟趾《训民正音(解例本)》的序文和制字解中关于易学的说明来看，《性理大全》与“训民正音”有一定的关联性。特别是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它不仅是一部易学著作，还包含了音韵学知识。邵雍擅长用易学阐释世间万物变化的基本道理，同时他还是“音韵学家”，《皇极经世书》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极好地体现了他对音韵的把握。第一篇是音韵哲学的阐述，第二篇是通过《皇极经世纂图指要下》详细对音韵进行了分析。(45)《性理大全》卷八之皇极经世书二，纂图指要下，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邵雍的音韵观给“训民正音”创制的正当性、理论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郑麟趾在《训民正音(解例本)》序文中也阐述了创字的正当性。他提到天地自然有其本身的声音，也一定有其对应的文字。古人也是按照人们自身的发音创造了文字。郑麟趾对于文字创制正当性的认识和音韵的全面理解与文字创制的动机有密切的关联。对《性理大全》的充分讨论促使世宗以及集贤殿学者们对中国音韵学和易学有了充分的理解。当然在传入朝鲜之前已有过多部音韵书籍，极大可能这些书籍与《性理大全》一同在经筵上被讨论。

从世宗十二年(1430年)八月末开始到十二月初为止，大约3个月的时间经筵中讨论的是《律吕新书》，而此时正在编撰《雅乐》。世宗十三年(1431年)润十月开始到第二年润二月，大约3个月的经筵讨论的是律文，而此时正在修订《六典》。世宗先利用经筵大规模讨论再进一步实践的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当时在经筵中《性理大全》讨论就别有意味了。研究《性理大全》提升了对音韵学和文字学的认识，形成了“训民正音”创制的理论基础。

世宗二十六年(1444年)二月二十日，世宗回复崔万里等人上疏“汝知韵书乎四声七音字母有几乎”“若非予正其韵书，则伊谁正之乎?”(46)《世宗实录》卷一百零三，世宗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庚子第一条。可见，世宗的最初目标是修订韵书，纠正汉字在使用中的混乱。而随着与集贤殿的大学士们在经筵讨论《性理大全》的过程，世宗对音韵学的认识逐步加深。从这个角度讲，当时参与讨论的集贤殿学者们都参与了“训民正音”的创制。“训民正音”的创制可以说是在这种充分理解下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这进一步证明了“训民正音”不可能是世宗一个人发明的。

世宗对音韵学的理解再深也只是理论层面的，如果说通过这些音韵理论去编写音韵书籍可能足够了，但是仅凭这些音韵理论去完成“训民正音”整个音韵体系，靠个人力量完成恐怕是有困难的。因此，世宗创制“训民正音”一定得到了某些人的帮助，他们对音韵学理论有深厚的理解，对“训民正音”的创制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些人就是集贤殿众学者们。

四、派遣子弟赴明学习汉语

对书籍的分析终究是理论层面的，为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世宗做了很多努力，他一直计划派子弟去北京或辽东学习。(47)《世宗实录》卷六十二，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壬戌第一条：“礼曹启以入学，选拣子弟二十人，令仍会司译院讲习汉文汉语，每于使臣赴京以从事官差送从之”。世宗十四年(1432年)一月就曾派翻译随同使臣赴辽东。(48)《世宗实录》卷五十五，世宗十四年一月七日丁卯第一条：“……令通事归辽东者,淹留传习汉语,无乃有益乎？……”。世宗十五年(1433年)润八月计划具体实施，世宗命令承文院选拔年纪小的子弟，(49)《世宗实录》卷六十一，世宗十五年润八月二十八日丁卯第三条：“……承文院进辽东遣子弟入学奏……”。同年九月三日通过千秋使工曹参判朴安臣将此计划告知了中国的使臣。(50)《世宗实录》卷六十一，世宗十五年九月三日壬午第一条：“……臣今窃详北京国子监,或辽东乡学,道路颇近,愿遣子弟读书,未敢擅便,谨具奏闻”。九月十七日，礼曹正式选拔了20名15至25岁的子弟。(51)《世宗实录》卷六十一，世宗十五年九月十七日丙申第一条：“……二十五岁以下十五岁以上子弟二十人,择选以启……”。然而不幸的是，十二月朴安臣收到了明朝拒绝朝鲜子弟去的懿旨。由于计划的变动，礼曹建议将选拔的20名子弟先送到司译院学习，如有使臣去中国，让他们作为从事官一同去。(52)《世宗实录》卷六十二，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壬戌第一条。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音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世宗计划派年轻的子弟去中国的目的是学习汉字和汉语，这和“训民正音”的创制不无关系。计划失败后第二年(1434年)一月集贤殿副提学偰循等上书请求将借调到司译院的修撰辛石坚、副修撰南秀文、著作郎金礼蒙等尽快调回到集贤殿。世宗与领议政黄喜、左议政孟思诚等商讨后决定这些人仍留在司译院。(53)《世宗实录》卷六十三，世宗十六年一月十日戊子第三条。

被选拔去留学的人员中包括了集贤殿学士们。从世宗十四年(1432年)到二十五年(1443年)期间，与“训民正音”创制相关的集贤殿学者中有以崔万里为首的6人，参与《韵会》翻译的学者崔恒和朴彭年2人，被选拔的中国留学生包括辛石坚、南秀文和金礼蒙等3人，共11人。他们的官职大体集中在检讨官(应教从四品、直殿正四品)、副检讨官(副修撰从六品、校理正五品)，基本都参与了经筵，且都是主要成员。(54)[韩]郑杜熙：《集贤殿学士研究》，《全北史学》1980年第4辑，第99-100页。这恰恰说明了派遣人员去中国留学与“训民正音”的密切关系，更何况当时集贤殿学士也参与了《性理大全》经筵讨论。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世宗处理繁琐政务的治国之道运用到了音韵学的研究中来，通过经筵讨论研究韵书并辅以往中国派遣留学生，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上，音韵学以《性理大全》中的《皇极经世书》和《通志》的《七音略》为中心，文字学以《通志》的《六书略》和《蒙古字韵》为中心。实践上，选拔年轻的子弟去中国学习汉语。经筵与中国留学过程都与集贤殿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集贤殿学者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音韵学的研究，即世宗时期的音韵学研究过程与“训民正音”创制过程高度吻合，世宗真正着手创制文字可能是在世宗十四年(1432年)前后。经过五六年对音韵学的充分讨论，世宗和集贤殿学者们对音韵学理论和语言学知识已经有了充分的掌握和积累，具备了创制文字的条件。

在集贤殿学者们全程参与下，世宗主导了礼乐整备、律法修订以及税收整顿等关乎国基与传承的重大国策制定，“训民正音”的创制亦是题中之义。这期间集贤殿学者们是全程参与的，这也就解答了关于“训民正音”创制的几个谜团：一是“训民正音”创制过程史料匮乏问题。“训民正音”的创制是与音韵学的研究相结合的，没有必要再单独记录，且与“事大”相关，本文不再赘述。二是世宗亲制问题。“训民正音”不可能是世宗一人创制的，尽管世宗“天纵之圣”，但是对于音韵学相关的认识是在集贤殿的全程协助下逐步形成和提高的，因此，可以断定“训民正音”是世宗和集贤殿学者共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