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波

六镇问题与北魏的灭亡

姚波

围绕北魏设置的六镇军事势力的荣衰，介绍了北魏中央政权解体的过程。认为设置六镇时形成的地方政权军镇体制架构，导致地方军事势力坐大，是促成北魏政权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魏；六镇；地方政权；军政体制；中央集权

北魏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方统一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孝文帝时期，通过进行汉化改制运动，开始封建化进程，建立起封建国家政权。然而，孝文帝死后不久，北魏政权即分崩离析，迅速解体。探讨北魏灭亡的过程，对于我们认识地方运营控制方式在中央集权化中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魏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加强对北方柔然的防御，在世祖拓跋焘时，“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寨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千里。”［1］在平城外围，筑寨拱卫平城。随后又在这一带地方设镇防守，先后共设沃野、怀朔、扶冥、武川、柔玄、怀荒六镇。初设六镇时，选拔拓跋部贵族和中原的原强宗豪右为武将镇守。北魏前期南北两国实力相当时，南边的防务压力要大于北边。当南朝北伐时，北边的防御力量不足，六镇与北魏长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镇这个缓冲区，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游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后来的契丹、奚）对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就大大地减轻。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掠财畜，转而向西域等地发展，说明这一防御战略是相当成功的。因此，六镇在当时的地位非常重要。六镇军人的政治地位也自然高过其他地方的军人，当时的军将也多以能去六镇戍边为荣。这些军镇在北魏初年成为鲜卑拓拔氏中央政权的坚强屏障，有效地抵御了来自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侵扰。洛阳政权因此可以专心经略中原，进而逐渐稳定了北方。

北魏初年，军镇体制是北魏地方政权的主要结构形式。在中原的各个重要的战略地区也设置军府，驻有重兵。“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慑。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2］在这些军镇之内，无论军事组织还是兵士来源，都保留了拓拔鲜卑的旧制，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方式。孝文帝在中原进行汉化改革的时候，也没有对军事制度做多大的调整，依然保留部落制时的习惯。这些军镇，在完全服从中央政权的指令时则为政府军，战斗力也较强。但是，如果中央政权无法有效地控制，主帅如有异心，军镇则成为分裂割据势力，士兵成为官长的私属部曲，随意被官长奴役，而这必然降低军人的社会地位和战斗力。因此，这种军政体制并不适合统一的中央集权结构。

在半个世纪后的宣武帝时期，柔然内部发生分裂，实力大衰，不得不派使者与北魏通好。于是，来自北边的军事威胁大大减轻，六镇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骤然降低。尤其在迁都洛阳之后，六镇拱卫平城的战略地位也失去了意义，戍边将士的政治地位因此一落千丈。尽管他们还是鲜卑贵族身份，但与洛阳朝廷里的鲜卑贵族无法相比。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地位，逐渐淡出了鲜卑贵族的主流，被视为粗鄙的武人，得不到朝廷的重视与关照，生活也逐渐失去了稳定的保障。镇将因地位下降对朝廷日益不满，他们广占良田，驱使士卒耕作，并克扣军晌，还加紧剥削镇民。于是，镇将与镇兵、镇民间的矛盾逐步加深。兵强力壮的将士到处掳掠，老弱病残的则沦为府户。在中原进行的汉化改制运动对这里没有多少影响，六镇等代北地区逐渐鲜卑化。比如高欢，本为汉人后代，其祖父高谧是被贬到怀朔镇的官员。由于世代作为北镇军人生活在怀朔镇，高欢完全成了一个鲜卑化的汉人。所有六镇镇人集团，包括汉人、铁勒人在内，日染其俗也逐渐鲜卑化。那些本来就是鲜卑的旧部，那就不必说了。而内迁洛阳汉化的鲜卑贵族集团则逐渐与中原门阀士族融和，成为封建士大夫。譬如世宗本人就“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善凤仪，美容貌，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矣。”［3］与其先祖孝文帝弹指碎骨相比，完全是一个儒雅恬淡的文治帝王形象，拓拔鲜卑族弯弓跃马、孔武有力的形象，在世宗身上已不复存在。北镇与内地，从政治体制和生产方式到民族心理逐渐分化，有如两条不同轨道上的马车，渐行渐远。军镇在自行其是的运行过程中，朝着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方向膨胀。北魏后期整个统治阶层处于紊乱失序的状态，也无心顾及六镇。军镇从最初的拱卫中央的坚强后盾，退化为与中央集权矛盾日益尖锐的异己力量。六镇兵民的心理状态，广阳王元渊的上书中言之尤为详尽：“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4］这些高门子弟原来是作为拱卫北魏政权的中坚力量，现在却成为推翻北魏政权的主力军。

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北方柔然可汗阿那玫趁六镇边防空虚，举兵南侵掳掠，六镇地区损失惨重，遍地饥民。被朝廷罢黜到怀荒镇的镇将于景组织军民抵抗，老百姓要求先开放粮仓解决饥饱问题，被于景拒绝。结果愤怒的饥民杀掉于景，打开粮仓，起兵反抗北魏政权。怀荒镇军民的反抗引发了其他军镇的呼应，沃野镇的边民在破六韩拔陵的匈奴人的带领下，杀掉沃野镇将，起兵反抗。叛乱活动四处蔓延，六镇地区完全失去了控制。

北魏政府军没有力量镇压六镇精兵。为了安抚镇民，孝明帝下诏改镇为州，取消对边镇的歧视性政策，但六镇及其周围的边镇均已奋起反抗，这些措施也不能发挥作用。惊慌失措的北魏政府只好向柔然求助。广阳王元渊率部与柔然可汗阿那玫联合起来才将破六韩拔陵击溃。之后，将投降的26万镇军分别安置在河北的冀、定、瀛三州。不久，这三州便爆发了以柔玄镇兵鲜卑人杜洛周、“降户”解于修礼、怀朔镇镇将葛荣等人为首的六镇降户和鲜卑化的汉族士族联合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

北魏政府军之所以无法镇压六镇秦陇起义军，主要的原因就是北魏末期军政荒废。在北魏末期，军队中武官的职位完全由那些光领俸禄、对军事一无所知的贵族子弟占据，而士兵又多是强迫征来的，或者就是替主人当兵的奴隶和宾客，缺乏军事训练。北魏政府军无力镇压烽烟四起的起义军队伍，只好依靠各地豪强武装去平叛，这必然会导致豪强武装趁机坐大。在中央政权无法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地方豪强武装必然会成为分裂割据势力。在这些人当中，尔朱氏是一个突出代表。尔朱荣部族世居北方的秀容（今山西朔州西北），这里历来属于鲜卑部落制影响的地域范围。早期的尔朱氏或者追随拓跋氏南征北战，或者为拓拔氏的征战提供战马、军粮等物资，因战功卓著，得到拓拔氏的关照，整个部落没有被离散，后来也没有随着孝文帝南迁洛阳，整个部落习惯得以继承。洛阳政权正是利用尔朱氏在这一地区的强大军事实力来加强对北部的控制和防御。尔朱氏日后会成为北魏的掘墓人，这是拓拔氏没有预料到的。到尔朱荣的时代，尔朱氏继承了庞大的家财，牲畜繁多，战马也多。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八千多家游牧部落，这些部落无事则逐水草而居，战时则出而为兵。尔朱荣作为领民酋长，与洛阳政权的联系较为疏远，亦不受汉化改制的束缚，依然保持游牧部落的军事习惯，脱离于北魏政权的架构自我运行。

为了镇压六镇叛军，北魏政府求助于尔朱氏集团。尔朱荣部族军力雄厚，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作战能力很强，很快就平定了山西一带的叛乱活动。北魏政府任命尔朱荣为大都督，都督并、肆、汾、唐、恒、云六州军事，镇守山西。众多六镇将领转而投靠尔朱氏，从而壮大了以尔朱荣为首的军阀集团。“时（尔朱）荣率众至肆州，刺史尉庆宾畏恶之，闭城不纳。荣怒，攻拔之，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执庆宾于秀容。自是荣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也。”［5］1112北魏政府此时不但已经无法控制尔朱荣的势力，自身的生存还得仰仗尔朱氏集团的庇护。孝明帝暴崩以后，尔朱荣将元子攸立为皇帝，是为敬宗孝庄帝。孝庄帝任命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尔朱荣取得了北魏政府的军权，挟天子合法地挥师进入洛阳，将出城在河阴迎接的北魏上千名文武百官屠杀殆尽，又将胡太后和小皇帝元钊沉入黄河。河阴之变，彻底摧毁了太和汉化改制以来的行政系统。尔朱荣集团加上六镇集团联合起来，以残暴的方式消灭了洛阳政权的统治力量，北魏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已经有名无实。

尔朱荣的河阴之举也抽空了自身的根基。洛阳已成空城，无人可以为尔朱氏服务。尔朱荣被孝庄帝元子攸手刃之后，“内外喜叫，声满京城”［5］1119，可见尔朱荣完全没有群众基础。但是，尔朱氏集团的影响力并没有随尔朱荣的败亡而消散。高欢是尔朱氏集团的主要军事将领，在随尔朱氏东征西讨的过程中，他善于整合各个军事势力与胡汉士族阶层，控制了被收编的六镇军民，将成见很深的鲜卑与汉族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他又得到据守冀州信都的汉族豪强高乾兄弟、封隆之等人的支持，可谓军力、财力充足。在其周围还聚集大批鲜卑军士人才，如司马子如、潘乐、段荣、窦泰、韩轨、莫多娄贷文、贺拔允、破六韩常、斛律金等。在这些鲜卑化军人势力当中，有的是典型的鲜卑武夫，如斛律金战功卓著；有的是有一定的汉文化水准的鲜卑化人物，如段荣、段韶及段孝言。段荣少好历法术数、长于预测。段韶精于骑射，长于谋略。段孝言虽为人贪婪，但工于诗赋。高欢集团的骨干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尔朱氏旧部。高欢消灭掉尔朱氏集团的势力，于中兴二年（公元532年）改立元修为帝（孝武帝），这是北魏的最后一个皇帝。

以宇文泰为首的代北武川豪强酋帅集团和以武功苏氏、陇西李氏等有部曲武装力量的士族，控制了关中、陇右地区。为了壮大势力，他们极力拉拢洛阳的孝武帝，推行鲜卑化，建立了西魏、北周。孝武帝投奔宇文泰之后，高欢另立元善见为新帝（孝静帝），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邺城，建立东魏、北齐。北魏政权就此消亡。

从上述情况看，瓦解拓拔氏政权的直接力量还是来自六镇、代北等北方的鲜卑部落镇民与鲜卑化了汉地士族和各少数民族。鲜卑拓拔氏政权的瓦解消亡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巩固，不但需要最高统治集团自身必须保持稳定，尤其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必须有效、有力，除了保持适度的武力强制力量之外，更要在政权架构上加以制约，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保持政权良性运行。

[1]魏收.魏书：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68.

[2]魏收.魏书：第5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868.

[3]魏收.魏书：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145.

[4]魏收.魏书：第1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289.

[5]魏收.魏书：第74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

K239.21

A

1673-1999（2010）11-0149-03

姚波（1973-），男，陕西人，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0047）历史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