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靠

（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

论章学诚的史传文体观

夏德靠

（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

“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站在学术史的立场通过对传统史传文体的批判而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命题，它不限于对史传文体做客观的分析，而是重在探究撰史的作意，强调专家之学。他所提出的记注和撰述传史理念，是对刘知几言事分立、相兼观点的深化；而“《书》亡而后《春秋》作”的命题具体勾勒了先秦两汉史传文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六经皆史； 记注； 撰述； 史传文体

先秦两汉是史传文体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时期出现的史传文献不但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引起许多批评家对它们的研究。在这些批评家中，清代的章学诚无疑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章氏在他的《文史通义》中对史传文体提出很多的看法，在此，我们主要抽出该书有关先秦两汉史传文献的看法作一些讨论，以此来剖析他有关先秦两汉史传文体的观念。

一

“六经皆史”的命题并不是由章学诚首先提出来的，在此之前许多文献已涉及这一命题，[1]但是，“六经皆史”说备受世人的关注，这又不得不归功于章氏对它所赋予的独到意义。章学诚全面而完整地表述“六经皆史”看法的文献是《文史通义·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1章氏明确把六经诠释为史、为“先王之政典”，那么，要弄清“六经皆史”的内涵，就必须理顺这些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

所谓“政典”，即政教典章，是“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2]3。这些政典都是由史官来保管的，章氏在《史释》中说道：“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2]230此处的“守掌故”之说很明白地道出史官与政典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经”，章学诚有自己的理解，其《经解上》说：“《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2]93又《经解中》云：“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2]102所以，在章氏看来，只有那些“纲纪世宙”的才能称为“经”，也就是说，“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2]94。在这个意义上，经与政典的意义是一致的，而这些经或政典都由史官来加以保管。因此，“六经皆史”命题包含了六经是史料这一思路。

但章学诚所主张的“六经皆史”，决不能单单只从这个角度去加以理解。实斋把史分为五史和府史两种，五史指《周官》所载的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其地位较高，府史指“庶人在官供书役者”。更为重要的是两者担负不同的职能，《史释篇》云：“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2]230又云：“五史之于文字，犹太宰司会之于财货也。……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2]230也就是说，府史只是“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但他们“不知择”，这些“掌故”的精微需要五史来“推论”。这里蕴含着章学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史料与史学的区分。在实斋看来，衡量“史学”的根本标准在于它是否具有“义（意）”，他再三指出，“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2]172，“史所贵者义也”。[2]219因此，府史所守之“掌故”只是一些史料，并不就是史学；而实斋所说的“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只是想强调六经非“空言”，它们来源于先王政典，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典。事实上，实斋充分阐发了六经的史学意义，如论《尚书》，“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2]31论《春秋》云：“《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2]470又进一步指出六经对后世的垂范意义，“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2]572，并特别指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2]470根据这些论述，可以说章氏“六经皆史”命题的核心在于揭示六经的史学意义，“六经”已不是一般意义上只具事、文的政典，而是内蕴“义”的具有经世价值的史学著作。

当然，要把握“六经皆史”说的意义，还需论及“六经皆器”的说法。章学诚在《原道上》指出，“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2]120这表明“道”是万事万物的依据，它本身并不可见，因而章氏反对那种“圣人与道同体”的说法；但是圣人却可以体道，“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2]120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所谓政教典章都是圣人“体道”之器，而“六经”又源于先王之政典，自然也就属于“器”。但章氏提出“六经皆器”的看法，其用心主要在反对空谈性命或者纯粹考据，认为它们都不知“史意”，也无法“究明大道”，其《史释》有云：“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2]231同时，基于“六经皆器”的观念，章氏又指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2]139，也就是说，“道”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时代都会出现新的事故，时王对此也就有相应的应对之策。因此，后世之人“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2]139这就指明人们应把握六经的实质，因时制宜撰述史著。

所以，尽管有人怀疑《易教》、《书教》、《诗教》诸篇“并非章学诚论学最为核心的文字”，而指出《原道》、《经解》、《原学》等才“是章学诚论学中心之中心”。[3]但是，在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体系中，“六经皆史”说无疑是其中的核心环节，其他相关论述均是围绕此点而展开的。

二

章学诚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4]253的，他的“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渊源，据钱穆的看法，是“从《汉书·艺文志》入门，然后才有‘六经皆史’一语”。[4]254最近刘巍从分析章氏为学路径入手，也认为“六经皆史”说发端于“对四部分类法的反思”。[5]章氏本人在《校雠通义·宗刘》中也道及“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2]956通过校雠之学而悟出的“官师合一”之旨是章学诚对三代学术的整体把握，也是他构建其史学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学术背景。

对于传史方式，章学诚提出“记注”与“撰述”两个概念，《书教上》云：“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2]30所谓“记注有成法”，章氏对此的解释是，“《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观于六卿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于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于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2]30由此看来，“记注”在实质上就是《史释篇》所说的“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2]230也就是说，“记注”只是对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章氏也称之为“比类”、“纂辑”。至于“撰述”，则是蕴涵一家之思想的传史形式，它不徒具有文与事，更主要的是有“义”，章氏指出，“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464所以，按照章氏的理解，只有“撰述”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而记注则不是。

既然记注侧重于史料，而撰述则兼顾史意，那么，二者在功能方面就存在不同，章氏论道，“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2]49也就是说，记注“藏往”，则需要遵循一定的成例，尽可能使资料完备；而撰述“知来”，则不应拘于成法，贵在因事命篇。

章氏尽管从史学的角度高度赞扬“撰述”，且不轻易以之许人，如评价宋代王应麟时指出，“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2]161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轻视、否定记注，而是强调“比次之业，不可不议”[2]482，因为“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2]477作为“撰述”来说，固然要重视“义”，但义理不可空言，正如章氏一再指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2]1也就是说，“义”必须寄寓在一定的“事”之中，而“事”又需借助“文”来表达，《史德篇》云：“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2]220因此“撰述”之义必须依赖“记注”的事、文来完成。对于记注和撰述之间的配合，章氏曾有如下论述，“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6]254无疑，三代“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就是这种理想状态的绝好例证。《尚书》之所以成为后世史学的典范，在章氏看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2]31也就是说，记注的完备是“体圆而用神”撰述之出现的保证。后来“《周官》之法亡”，遂使《尚书》成为绝响。[2]30

三

孟子在讨论孔子作《春秋》时曾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7]337受此影响，章学诚明确提出“《书》亡而后《春秋》作”的观点，章氏的这个说法不能视为是对孟子的简单的重复，其中包含了章氏对于史传文体演变的观念，同时也是他关照后世史传文体演变的重要基准。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尚书》与《春秋》是记言、记事的产物，章学诚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是非常不同的，“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2]30《尚书》、《春秋》分别成书于“记注有成法”与“记注无成法”的时期。章氏分析指出，在记注非常完备的情况下，撰述可以因事名篇，“详略去取，惟意所命”，[2]31《尚书》正是形成于这种条件之下；《春秋》则不然，“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2]31这就表明，《周官》之法的存废才是造成《尚书》与《春秋》文体差异的真正原因，因此，《书教上》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2]31同时，照章氏的看法，由于三代以下“记注无成法”，这就使《尚书》与《春秋》对后世史传文体所发生的影响就很不一样。《尚书》“无定体”[2]39、“无定法”，[2]49后世在“官师既分”、记注不完备的条件下是无法从体例方面去效法的，那种“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的做法，在章氏看来，是不明智的，[2]30充其量也不过是“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等而下之是“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2]40相反，《春秋》由于记注不完备而形成一定的成例，“有成例者易循”，后世的史传多是在效法《春秋》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章氏指出，“编年纪传，同出《春秋》”，[6]214“迁、固之书，本绍《春秋》之学，并非取法《尚书》者也”，[2]111因此，“史学本于《春秋》”，[6]185只有《春秋》才是“史之大原”。[2]470但需注意的是，章学诚丝毫没有否定《尚书》的史学意义，他指出，“《尚书》、《春秋》之学各有其至当”，[2]41虽然“纪传原本《春秋》”，但“《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2]51也就是说，《春秋》的“体圆用神”明显是继承《尚书》的，因此，《尚书》与《春秋》可以说是“一家之学”。[2]572

另一方面，《尚书》之教虽绝，但从史传文体的发展来看，《尚书》实际上已经融合在《春秋》之中。章学诚说：“《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着于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2]32这就是说，《春秋》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的事迹，至于宰孔册命齐侯，王子虎册命晋侯，都是训诰，但孔子并未把它们与《文侯之命》一同录入《春秋》，而左氏把它附在《左传》中，用它来辅助《春秋》。同样，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中所收录的典谟文告在实质上与《尚书》是相同的，而《汉书》中的《地理志》、《五行志》则是与《尚书》之《禹贡》、《洪范》本质一致。因此，在章氏看来，这些事实都表明“《尚书》折而入《春秋》”。又如班固《汉书》中董仲舒、贾谊二传，章氏认为是用“《春秋》之学为《尚书》”，亦即《尚书》折入《春秋》之例证，他说：“班氏董、贾二传，则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即《尚书》折入《春秋》之证也。）其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贾、董未必无事可叙，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录其言，前后略缀数语，备本末耳，不似后人作传，必尽生平，斤斤求备。）”[2]41

四

最后，我们试着从比较的角度去分析章学诚与刘知几关于先秦两汉史传文体演变之看法，以此更为全面地理解章氏的史传观念。

章学诚曾有这样的表白：“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亦廿八岁矣。廿三四时所笔记者，……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6]306又云：“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6]303根据章氏的自述，他与刘知几之间在史学兴趣方面是很不一样的，二者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继承关系。因此，他们在有关先秦两汉史传文体发展问题的看法上，自然存在许多相异的地方。

从《史通》来看，刘知几在先秦两汉史传文体发展问题上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是六家二体说，一是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传史方式演变的观点。刘氏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8]1在“六家”之中，刘知几认为可以取法的是《左传》和《汉书》，“《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8]8并在《二体篇》对《春秋》与《史记》的得失做了具体的分析。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取法路径上，与章氏强调《尚书》与《春秋》的史学意义不同，刘氏着重的是《左传》和《汉书》。这种歧异反映了刘、章二人批评用心的不同，正如章氏本人所言的那样，“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也就是说，刘知几“只在史法史笔上注意”，“并没有讲到史书背后的史情与史意”，而章氏则论及“史学之深处”，强调专家之学。[4]126,259在传史方式问题上，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刘知几认为先秦史官存在记言、记事的职能分工，《尚书》与《春秋》就是这种分工的产物。由于《春秋》记事不记言存在不足，于是《左传》采取“言事相兼”的方式，“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8]34对于这些看法，章氏一方面采取吸收的态度，比如“《书》亡而入《春秋》”的观点显然与刘氏“言事相兼”说一脉相承。同时，对于言、事分立的说法，章氏则不遗余力予以批驳，在章氏看来，“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2]39因此那种“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的看法无疑是“失之甚也”。[2]31其实，刘知几所谓“记言、记事”是指传史的方式，而章学诚则是从传史内容方面着眼，两者论述的角度并不一样，不能简单地用一方的观点反对另一方。[9]从实际情形来看，刘知几“言、事分立”的看法更能解释《尚书》、《春秋》文体形成的原因。当然，章学诚能够深探《尚书》、《春秋》背后的作意，这比起刘氏只是纯粹客观地分析《尚书》、《春秋》文体来说，似乎更进一个层次。此外，刘知几认为纪传体主要是在借鉴《春秋》、《左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8]46章学诚虽然否定“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的说法，[2]32但在《书教下》中指出，“尚书》为史文之别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于编年，即传也。……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2]52此处章氏所表达的“因事命篇，以纬本纪”的意思与刘知几“传以释纪”的看法是一样的，这也可以看出章学诚对于刘知几所采取的既继承又批判的态度。

[1] 田河，赵彦昌.“六经皆史”源流考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4，（3）.

[2]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刘巍.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J].近代史研究，2008，(2) .

[4]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三联书店，2000.

[5] 刘巍.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J].历史研究，2007，(4).[6] 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 焦循.孟子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

[8] 浦起龙.史通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8.

[9] 夏德靠.原史群体传史方式及史著文体的演变[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8，（4）.

Abstract:The theory of “Six categor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being historical works” is a very important history proposition which is proposed by Zhang Xue-cheng in the position of academic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biographical style. It is not limited to do an objective analysis on biographical style, but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intention of writing history books. His ideas of annotation and writing biography is to deepen Liu Zhiji's ideas that words and events should be separated as well as combined; the proposition of “The Book of History and the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track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style in Pre-qin and two Han Dynasties.

Key words:six categor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being historical works; annotation; write; historical biography style

（责任编辑 朱存红）

On Zhang Xue-cheng's Biography Style Ideas

XIA De-kao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izhou Normal College, Guiyang, Guizhou 550018, China )

I207

A

1673-9639 (2010) 04-0029-04

2010-06-16

贵州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章学诚文体观念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夏德靠（1974-），男，湖南怀化人，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