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红霞

（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严重的灾荒困难给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造成了阻碍。陈云作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从当时经济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救济灾荒、保障民生的思想。其内涵之深刻，已成为其博大宏富的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即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灾荒背景下陈云的救灾防灾思想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能对陈云的经济思想研究有新的补充或发现，并求教于方家。

一、严重的灾荒灾情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间，全国各地每年都有或轻或重的水、旱、风、雹、霜、虫等灾害发生。其中较大的灾荒有3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河北、山东、皖北、苏北、河南等地方的严重水灾；1954年江淮流域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水；1956年发生了50年未有的台风和严重水灾[1](P1)。特别是1949年的灾荒颇为严重。据1950年4月13日陈云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所做报告说：“去年的灾害，除极小部分是旱灾外，都是水灾。华东的皖北、苏北、山东，华北的河北、平原，这五个省区的不少地方受灾很重。华中、西南、东北、西北各省的个别地方，也有灾情。全国合计，受灾程度不同的农田一亿二千七百九十五万亩，灾民共约四千万人。其中集中的大块的重灾区，共二千八百余万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有七百万人。”[2](P79-80) 1950年全国各地的灾情也比较严重，受灾面积达7 000万亩。1951年北方的几个地方先后发生旱灾，东北、山东和其他某些地方发生了水灾，共计水旱受灾面积5 600万亩[3](P313)。尤其是水涝灾害，在建国后的几年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陈云总结了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57年8年间的整个农业灾情，认为水灾多于涝灾，涝灾又多于洪灾。涝灾在河北、山东、河南、苏北、皖北更多一些，约占1亿亩耕地。“这些地区的老百姓经常遭受水害，人口大批死亡、流散。 ”[3](P83)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灾荒的频繁发生，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关乎民生的粮食问题。早在1949年冬天，因华东、华中、华北大部灾荒，年成歉收，东北也不丰收，各地因此发生了严重的粮荒。为此，陈云于1949年12月17日给马寅初发电报，就可能出现的粮荒问题提出：“我们的方针， 力争不饿死人。 ”[2](P43) 1950-1954年间，全国各地因灾荒问题而致的粮食问题也时有发生。特别是1955年，我国农业生产从总体上虽然获得了丰收，但也有局部地区发生了较重的旱涝灾害。全国各地有“三四千万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四千万左右遭受不同程度的各种灾害的农民，五千万人口的缺粮户。除此以外，还有渔民、牧民、盐民、林民和船民约一千二百万人左右。所有这些人，都需要粮食供应。”[2](P276)粮食问题之外，则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问题。1949年10月，因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贵等，导致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京津、华东等地的米、布、油、煤等基本物资价格很不稳定，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生活[2](P32-33)。1953年上半年，在小麦遭受冻灾的地区，粮食供求状况很紧张，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即便是人民群众最普通的吃、穿、用，油、盐、柴、米问题，也因此大受影响[2](P128)。1954年下半年以后两年间，一些闹灾荒的地区猪减少了，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便紧张了起来[3](P14-26)。1957年初，因霜冻春寒等自然灾害，导致“蔬菜的涨价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3](P67)。上述因灾荒而影响人民生活的问题，在《陈云文选》、《陈云文集》和《陈云年谱》等著作中，均可找到相关的分析与阐释。

很显然，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灾荒已经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陈云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就把它很自然地和同时期的灾荒及其救治问题综合起来进行了考察与研究。于是，他的诸多主张与举措就具有了一种以民为本、为人民谋利益的积极意义。

二、陈云积极的灾荒救治思想和实践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灾荒和紧迫的民生问题的深刻认识，陈云把救治灾荒、改善民生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一系列论著或讲话中进行了系统阐发，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灾荒和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办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粮食大调运，解决灾区缺粮问题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华北等地灾荒所造成的严重缺粮情况，陈云主张实行粮食大调运，一方面“从交通不便但有余粮的地区，用各种方法运出相当数量的公粮到交通线上”，另一方面从那些“收成较好历来又有余粮出境的省区，在不超过历年出境粮食的限度内，运出若干公粮接济灾区和大城市。”[2](P81)这样的调运，陈云认为对全国有必要，对余粮区的农民也有利，既可以防止余粮区谷贱伤农的情况发生，又可以解决大城市人民生活发生困难。陈云领导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1949华北、华东最低限度的估算，华东缺粮11亿斤，华北缺粮18亿斤，共29亿斤，因此决定由东北调入15亿斤，华中调来11亿斤，共26亿斤，同时电询四川能否下江三、四亿斤以救济灾区粮荒[2](P42)。他还要求各地领导干部大力支持中央调粮。对于少数地方干部不顾全大局，阻止粮食外运，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陈云主张采取严厉手段：“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4](P672)至于粮食调运过程中的运输问题，陈云也十分重视。1950年2月10日，他在政务院第19次政务会议讨论救灾问题的发言中指出：长期缺粮的主要是大城市与沿海地区，中国国大，交通不便，山里的粮食运不出来，运粮的根本办法在于修铁路[5](P31)。1951年5月16日，陈云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所做关于财经情况和财经工作要点的报告中指出，为应付水旱灾害，要注意在西南西北修铁路。西南地区粮食多，但交通不便，运不出来。丰年积谷和修筑铁路这两条解决了，粮食就不会恐慌[5](P98)。因此，陈云多次为铁路及铁路运输问题向中央请示与报告，并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与批准。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始的铁路修复，到1952年成渝、天兰铁路和湘桂铁路的来宾至睦南关（即今友谊关）段的修建完成，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二）实行国家救济与灾民生产自救相结合

面对各种严重的旱涝灾情，国家的救济是至关重要的一环。1949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提高对救灾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开展各种救灾工作，采取措施帮助灾民度过灾荒[6](P145-147)。随即，陈云领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华北、华东地区的灾荒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与部署。到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直接拨给灾区可以用作救灾的粮食数量，据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所做报告说，共有“救济粮三亿四千零四十万斤，水利工赈粮三亿四千五百六十四万斤，农贷粮九千四百八十万斤，合作投资粮一亿二千万斤，灾民运输的运价粮二亿斤，收买灾民土布粮一亿二千六百三十五万斤，借给农民粗粮一亿四千五百万斤，地方救济粮一亿六千万斤。以上八项，共计十五亿三千二百余万斤，即七十六万六千吨”[2](P82)，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灾区灾情。对于个别地区性的灾情，陈云也给予关心。1950年湖南地区多水成灾，陈云对中南各省的粮食问题进行了统筹考虑，决定拨给中南救济粮5 000万斤[5](P96)。1955年下半年，广东地区发生水灾。陈云在给广东省委的电报中指出，内务部和财政部虽已给该省拨发救济款350万元，但在核实灾情后，如感不足，可提出精确数字再核拨[5](P263)。当然，对于国家救灾的重点，陈云认为应该“放在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和民间互助”方面[2](P43)，“政府的救济粮食是用在协助灾民进行各种生产上面，而不是只管发放不管生产的单纯救济办法。”[2](P82)生产自救，最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是副业生产。根据中央指示，各地相继提出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做法，组织灾民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副业生产，解决灾民的实际生活问题。如河北省提出“按照开辟销路、内外并进、面广腿长、公私兼顾、薄利多销的方针”，组织参加副业生产的灾民有134万人；山东省开展起来的副业有100多种，全省参加副业生产的灾民约有800万人；皖北副业生产发展到70余种，参加生产的达150万人[1](P12)。发展副业组织生产自救，对于缓解灾情、帮助灾民顺利度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做好粮食储备工作

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水旱灾害，1951年5月16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思想，认为“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2](P143)因此，从长远来看，发展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其中的办法，一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改，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防止水旱灾害；三是在西南西北修铁路。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调整农业布局。东北多种大豆，南方多种棉花，使棉花播种面积由5 700万亩达到8 000万亩以上。橡胶是战略物资，要在海南岛和其他宜于种橡胶的地方尽可能多种[5](P98)。当然，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布局的目的是为了增产粮食，但用什么办法增产粮食呢?1951年7月3日，陈云在中财委第六十一次委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若要农业生产得到相当的保障，就必须设法防止水、旱、病、虫等灾害[3](P295)。1952年4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的报告中，陈云又专门谈到了农业生产中消灭旱、涝、虫灾问题，尤其是对河南开封、陈留、郑州、洛阳、晋南、平原省，以及山东一部分地区的虫灾防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河南省把所有人都动员起来消灭虫灾的办法值得提倡与推广[3](P391)。后来陈云又在1957年9月11日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探讨了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他指出:“第一个想到的是养猪积肥，即养猪积粪，积粪肥田，肥田增产，增产又可以增加饲料。”第二是水的问题，第三个是开荒。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陈云认为是要靠化肥。日本每亩地施化肥70斤，德国为129斤。美国每亩地施肥12斤至14斤，苏联只有6斤。而我们中国，比苏联还少，只有2斤。“中国农业增产的道路，是哪个花钱少，来得快，就搞哪个。肥田粉和开荒比较，宁可搞化肥。”[3](P204-209)

出于对各种灾荒的积极防备的考虑，陈云还积极领导和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了相关的农业会议、粮食会议和城市供应会议等，深入研究了粮食准备与储备工作。1951年5月1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应付水旱灾害，要注意储备粮食。“我常常想，我们在粮食方面要做一点保险工作。……我们手里有一百亿斤粮食，就可以应付局面。当然最好是有二百亿斤，一百亿斤放在农民手里，一百亿斤放在我们手里，这样就可以战胜更大的灾荒。”[2](P141-142)1953年，全国各地灾荒灾情比较严重，而国家的“一五”计划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将展开，陈云为解决粮食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当年10月，经反复论证，陈云领导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全国粮食的生产和分配基本上纳入国家的计划之内，从而逐步扭转了粮食市场购销不平衡的局面。此后，他对粮食问题的关注有增无减。1955年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但也有局部地区发生了较重的旱涝灾害。当年7月21日，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必须继续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以预防灾荒，保证民食。到1957年9月6日，他更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把粮食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指出：“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工作。……它同全国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他要求全党重视粮食工作，“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今后全党还必须把粮食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3](P72-73)1959年4月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陈云认为“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3](P125)，从而把粮食这一最重要的民生问题提升为国家的重要国策。

（四）重视水利事业发展，积极参与防治水患、兴修水利工作

如同陈云所说：“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2](P141)1949年水灾造成的灾情十分严重，共冲了1.2亿亩地，加上连续12年的战争破坏，我国粮食总产量比抗战前粮食的最高年产量减少了600亿斤[4](P758)。1950年，全国又有5 000万亩到7 000万亩地遭受水灾[2](P141)。恢复和发展农业，解决人民吃饭问题，这是头等大事。而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必须防治水患，兴修水利。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即在水利方面花钱折合粮食达27亿斤[2](P130)。但所有花费都是治标的多，治本的少，“现在我们指挥不了，以后要积极地做治本工作。”“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2](P141)从这种认识出发，当1950年下半年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水灾，毛泽东主席多次批示加强淮河治理后，陈云领导的中央财政委员会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均给予治淮工作以大力支持，到1951年6月第一期工程即将完成前，治淮共花了10亿斤米。当年6月29日，在政务院第九十一次政务会议听取邵力子、傅作义等关于淮河治理的报告后，陈云予以高度评价说：“治淮为好事，花了近十亿斤米，其政治意义很大。”[4](P759)在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中，陈云对水利事业一直给予大力支持。直到1957年9月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陈云还针对中国旱灾多，水灾多，但是比较起来，水灾多于旱灾，涝灾重于洪灾的事实，提出“计划要花一点力量、花一点财力治涝。治了涝之后，冀、鲁、豫等地区的老百姓会喊毛主席万岁。”他还详细地算了一笔帐：“水，有天然水和地下水。要利用地下水。……水地、水浇地搞好了，平均每亩增产一百五十斤，四亿亩增产六百亿斤，这是靠得住的。肥田粉搞二千万吨，可以增产一千二百亿斤即六百万吨粮食。养猪一亿头可以增产一百亿至一百二十亿斤。水利的作用也是可以用数字算出来的。”[3](P214-217) 1958年5月，陈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分析国家二五计划的困难和薄弱环节时指出，在农业方面“基本上抵御涝灾，还需要有连续几年巨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7](P1133)，才能根治各地水涝灾害，以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上述陈云关于救治灾荒、改善民生问题的论述，也许在其洋洋大观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尚不占主要或主导的地位，但若将其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正是这些救灾防灾的思想与实践，是陈云整个的经济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三、陈云救灾防灾思想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救灾防灾思想与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有资料显示，从1920年到1936年的16年间，死于灾荒的人口达1 835万人[1](P1)。新中国诞生后，灾荒在我国农业生产上仍是个大问题，水、旱、风、雹、霜、虫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民生活饱受威胁，这种现实不能不引起作为新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陈云的深切关注。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云苦苦地思索如何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有限的资源去实现救治灾荒、改善民生的愿望。可以说，这既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主要归宿。在陈云等积极倡导、不懈努力之下，战胜灾荒变成了有组织的、党和政府与人民同心协力的斗争。这其中既有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支持与高度负责，也有人民群众坚决抗灾、积极生产的生动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治灾荒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灾情逐步得到遏制并趋于缓和。到1950年4月，根据各地报告和实际调查，全国各灾区灾荒基本上已停止发展，重灾区如河北、皖北、苏北、山东、平原等地灾情亦已稳定[8]。这既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救治灾荒的过程中，陈云对党内党外及普通民众实行了有关灾荒问题的信息公开。早在1949年12月17日，陈云就同著名的民主人士、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进行了关于1949年灾荒救治的电报沟通[2](P42-43)。其后，从《陈云年谱》中可以看到，他在党和政府召开的农业会议、粮食会议、城市供应会议，以及政务院政务会议、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中财委委务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等一系列会议上，都及时地把有关灾荒及其救治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通报。对普通民众，陈云也不刻意隐瞒灾情。1950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其中对1949年的灾情和1950年的全国粮食供应问题（与1931年的比较）进行了如实说明[9]。这种对党内党外及普通民众无条件信息公开的气度和胸襟，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彻底根治灾荒的信心和勇气。

陈云关于救灾防灾的思想与实践对后来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中，陈云因灾荒而起、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诸多经济思想，对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今天，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时刻，重新学习陈云关于救灾防灾的重要思想，可以让我们从中获取思想的启迪。因此可以肯定，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陈云的救灾防灾思想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

[2]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金冲及等.陈云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朱佳木.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6]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7]金冲及等.陈云传：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各地灾荒停止发展，只要有效使用救济粮款生产自救，我们完全有把握进一步战胜春荒[N].人民日报，1950-04-09.

[9]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