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美玲,蒲晓业

(1.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2.厦门大学医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对当时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

樊美玲1,蒲晓业2

(1.集美大学诚毅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2.厦门大学医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任何社会事件发生的前夜都有一个特定社会心理的积淀过程。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民族救亡、反对内战、政治民主的社会心理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社会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并推动社会心理向着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社会心理

西安事变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社会心理对西安事变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已被学术界认同。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期间社会心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学术界对此却鲜有论述,本文尝试对此作一探讨。

一、西安事变发生:当时的社会心理基础

社会心理,是作为个体的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互相类似的行为模式及相互刺激和反应的现象。它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心理感受,也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行为表现。社会心理是社会变动的重要因素,任何社会事件的发生都是特定社会心理积累的结果。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 60周年大会上说:“在祖国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的局势下,全国各族人民表现出了高昂激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精神,这是推动西安事变发生和成功解决的深厚的思想基础。”[1]这是对西安事变的社会心理基础的精确总结。具体分析,西安事变的社会心理基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战救亡的社会心理。

“九·一八”事变催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意识,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国人的共同要求。1935年华北事变暴露了日本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迫在眉睫,“救国运动弥漫到全国各地,救国阵线扩大到社会的各阶层”[2]84,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的热潮。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的急先锋。“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各地的学生纷纷举行大规模的罢课和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抗日讲演队等抗击侵略者。后来的“一二·九”运动更是体现了青年学生作为一股强大政治力量的觉醒,他们喊出了国人反抗侵略的意愿。各地工人也纷纷表达抗日救国的愿望。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南京市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作出了“通电全国一致誓死抗日”等五项决议。1935年各行各业的工人通过罢工、发表宣言、组织救国会等形式表达抗日救国的意愿,有力配合了学生的爱国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也联名通电要求抗日。国民党的一些将领、社会名流、学者等也认识到民族的危亡,表示同情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各种抗日救国的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大众生活》、《永生》、《中国呼声》、《世界知识》等都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有力阵地。抗日救国的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如全国学生联合会、工人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起来,反抗侵略、争取独立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心理。这种心理必将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兴起。

第二,反对内战的社会心理。

长期的国内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民众渴望着国内和平的到来。“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激起人民的不满。“停止内战、共御外辱”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从舆论界、青年学生、知识界到普通民众纷纷表达他们反对内战的要求。“一般民众对于联合抗日,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热烈的要求。”[2]861931年 9月 27日,北平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全国的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3]的口号,这是爱国群众发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最初呼吁。华北事变后,以“一二·九”运动为新起点的全民族救国运动兴起,众口一辞,强烈要求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重新合作。1936年 5月 31日至 6月 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认为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各种抗日团体纷纷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一致去武装抗日,一致去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统一,一致去保护中华祖国领土完整”[2]79成为大多数民众的心理。日本侵略渐深而国内纷争依然严重,广大的民众都对内战充满了憎恨,渴望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联合抗日救国战线。

第三,要求政治民主的社会心理。

近代中国有两大主题,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者是互相依存的。“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越是严重,中国人民的民主诉求就越是迫切和强烈。”[3]在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下,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愿望难以实现,这使得争取政治民主尤为迫切。青年学生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国的自由,他们呼吁“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2]83。他们还创办各种报刊杂志,评论时政。这种参与政治并对政治实行监督的要求是民主意识的体现。上海工人要求国民党承认工人有绝对罢工自由权”。他们不仅要求自由的权利,而且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1933年,工人罢工政治方面的原因占 6.3%。同时,农民开始具有了民主觉悟。1929年 9月,北平6 000多名菜农由农民协会领导,组织有秩序之请愿团,向市党部市政府请愿,拟自动组织菜农合作社。农民开始学着运用民主的方式,争取游行、结社等自由权利。全国舆论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开放党禁,开放言路,开放民主运动,一致对外。虽然这一时期的民主要求还处在萌芽阶段,处于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地位,但是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潮流。

二、准确地把握社会心理:因势利导,我们党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一般说来它都是自发产生的,但要使社会心理形成系统的意识,发挥统一的社会作用还需要外力的介入。这种介入要建立在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内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普列汉诺夫说:“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和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4]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准确把握社会心理的趋向,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引导、推动它走向成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

第一,把握民众渴望一致对外的社会心理,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流。

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形成了“加强团结、一致抗日”的社会心理。然而,缺乏组织和领导的社会心理只能处于一种盲动状态,很难发挥其有效作用。使抗战救亡的社会心理发挥有效作用,将其导向具体的奋斗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先面对的任务。1935年 8月 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起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的思想,这实质上是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长征结束后,应对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爱国救亡的呼声,中共中央于 1935年 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全面、系统地提出并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认为,在抗战救亡成为全国民众一致要求的背景下,“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7]43,为了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方针进行了适时的调整。1936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说明: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分都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而,“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7]8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发展潮流,产生了正确的心理导向作用。在这面旗帜下,全国上下凝成了一股为抗战而团结奋斗的力量。

第二,把握抗战队伍期待统一抗战的心理,营造“三位一体”抗战局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使抗战救亡、反对内战和渴望民主的社会心理进一步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如何贯彻这一路线,实现统一抗战的局面呢?中共提出“西北大联合是全国大联合的枢纽”[6]。中共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军队。张学良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虽然与蒋介石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有着强烈的“打回东北老家”的要求。杨虎城很早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同时,两支军队都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持抵制态度。我党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统战策略,分别与张、杨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西北地区实现了中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中共抓住时机向张、杨军队派出大量得力干部,在军队中进一步宣传联合抗日政策。张、杨两人也开始积极从事抗日的准备工作,他们联合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轮训连营以上军官,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培养了一批积极抗日的骨干。这些工作的开展,提高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认识,也更坚定了张、杨逼蒋联共抗日的决心,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准备了组织力量。

第三,把握国人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领导群众开展爱国救亡运动。

中共早已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战争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为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全民抗战,中共中央要求全党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切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组建各种救亡团体和抗日义勇军,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反动政策。“一二·九”运动是其中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它得到了各界群众的声援,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各行业、各厂、各帮各派,号召他们召集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和通电,组织救国会,共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北平文化界、北平妇女界等都发表了宣言和通电,要求保卫领土主权、讨伐伪组织、停止内战、武装民众、出兵抗日。这些运动,使群众加深了对民族危亡的认识,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奋起救亡的信心。同时,它给国民党当局极大的压力,迫使它作出抉择;也给张学良、杨虎城以极大的刺激和震撼,迫使他们迅速转变自己的立场,改弦更张,走到抗日的旗帜下来。特别是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爆发一周年的游行示威更是给了张学良以深刻的触动,使其进一步看到团结抗战要求背后的人心所向。几天之后,张学良就实施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可以说,正是基于中共正确把握群众不愿做亡国奴的社会心理,成功引导群众运动走向高涨,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下群众基础。

第四,把握民族存亡关键时期的社会心理,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社会各阶层纷纷表示为了民族存亡,希望此事件能够和平解决。《救国时报》称,“现在全国的军心民心,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强敌入境的时候掀起内战”,“只有团结御侮才是使西安事件达到和平解决的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能的道路”[7]。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 12月 15日发表紧急宣言,表示“对于当前的局势,我们只有迫切地希望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我们坚决反对任何自相残杀的内战”[8]。此时,除了和平解决的要求外,还出现了部分群众公审蒋介石的主张,以及亲日派借“征讨张杨”而夺取国民政府领导权的阴谋。中共冷静思考、审视度势,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同时要求“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向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9]。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论点出发。……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10]中共多方斡旋并派周恩来同志赴西安帮助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在这次事变中不是乘蒋介石之危发难,而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力主和平解决,表明了团结抗日的诚意。中共中央成功地驾驭了复杂的社会心理,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方向发展,促成了团结抗战心理的成熟。

三、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总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功经验,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现实意义

偶然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偶然性归根结底还是受必然性支配的。西安事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但是隐藏其后的是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的社会心理使然。中共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为这一必然性的发展疏通了渠道,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逐步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全国的、群众性的党,并由此掌握了历史转变时期的主动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证明,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中共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回首历史,着眼现实,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总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功经验,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意义重大。

其一,准确地把握社会心理的趋向和形成规律,有效地引导社会心理的发展是一个政党成为社会领导力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失败,就在于其完全忽视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逆潮流而动,走向了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面。

其二,整合复杂的社会心理,形成正确执政路线,是现代社会执政党基本的执政能力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进一步加深,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格局和社会心理多元化趋势,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培养对社会心理的敏感性和引导能力,提高思想整合与利益整合能力,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集中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心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党目前的政治路线服务。

其三,充分利用社会心理解决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是现代政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任何社会事件都是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西安事变是中共没有想到的突发事件,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中挖掘其社会心理基础,最终形成了正确的解决策略。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已经进行到关键时期,人均收入达到1 500美元左右,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此时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频发的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者,不应简单地对目前社会中的突发事件和社会问题持否定态度,而是应该从事件背后寻找社会心理根源,从而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策。

[1]江泽民 .西安事变 6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 [N].人民日报,1996-12-12.

[2]西安事变资料:第 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张晖 .论西安事变的民主主义底蕴 [J].人文杂志, 1999,(4).

[4]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 2卷 [M].上海:三联书店, 1962:272.

[5]西北大学历史系,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G].1979.

[6]童小鹏 .风雨四十年:第 1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40.

[7]救国时报[N].1936-12-16.

[8]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N].1936-12-18.

[9]程中原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J].抗日战争研究,2005,(3).

[10]毛泽东选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7.

[责任编辑:孙 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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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8520(2010)05-0084-04

2010-07-18

樊美玲 (1980-),女,山东淄博人,思政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