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厚钊

(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四川 攀枝花 617000)

·科社新探 ·

民主的价值与实现中国民主价值的最大化

赵厚钊

(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因而为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所认可与选择,这就是民主的价值。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新时代要求的独特价值。一方面,发展民主是实现人民政治权利的基础,另一方面,发展民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政治保障,同时,发展民主也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中国民主的质量,实现由粗放式民主向精细化民主的发展,实现民主价值的最大化。

民主价值;粗放式民主;精细化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基本认识。但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要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又主要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民主具有价值,这些价值对社会主体的功能是什么等问题,都是我们过去长期比较忽视,并没有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必须把民主的价值和实现民主价值最大化问题弄清楚。

一、民主价值的内在根据和价值导向

民主的价值就是民主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能实现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都赞同民主制度,接受民主制度,选择民主制度。为什么人民要抛弃专制制度,认同和选择民主制度?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得到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否认个人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和对他人权利的剥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共同体有大量的社会事务涉及共同利益需要管理,人们必须对共同事务决策。一种管理选择是由个别人做主,个别人凌驾于公众之上,普通公民只能臣服无权做主,在专制社会就是这样。另一种管理选择就是社会公众自己决定共同事务,这就是民主。人民自己做主处理公共事务,排斥专制,民主当然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选择,这就是民主具有价值的根本原因。民主并不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必然选择,而是渐进发展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人类个人单独生存受到自然界威胁,不得不群居以解决生存问题时,管理公共事务就必须受公共意志控制,否则群居就会出现危机,群居就可能瓦解。虽然那时的人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也不能理解现代民主的确切含义,但共同做主是那时群居公众的唯一选择。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私有制的产生,一些社会成员利用手中占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强迫或者诱惑社会其他成员屈从自己,弱者的事务甚至生命和共同事务由这些强者做主。从此社会公共事务不再由公众决定,而是由个别人做主,威权政治产生了。威权政治产生以后,少数人的权利与多数人的权利不再平等,它以多数人向少数人甚至向个别人服从为基本特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就为不忠”就是这种主子加奴才政治的生动写照。政治上独霸,经济上当然就豪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就成为理所当然。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谈不上什么民主。

民主的权利不是天生的,民主的价值也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民争取来的。寡头政治对人民的欺压和盘剥,阻碍了人民自由的全面发展,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推移,特别是生产力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平等,为什么少数人会合法地在大家头上作威作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使人们找到了答案,这是因为多数人权利被侵占,是传统社会秩序不合理。在启蒙思想家的倡导下,社会公众自我管理国家事务的意识大大提高。公众认识到自己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公众命运不能由少数人决定,由此人们开始抛弃专制制度并选择民主制度,自此民主才具有了价值。

民主是人民自己做主管理国家事务,但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够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每个公民直接管理社会事务既不可能,也没有效率。人民经过探索,发明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集体事务由公众选择代表来管理,这就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式的间接民主是人类社会管理中的一大发明,间接民主使民主由愿望变为可能,由小范围的可能变成无限范围的可能,它实现了个人民主愿望与社会民主的有效衔接。有了代议制民主,民主才更现实,民主才由理想模式走向实践模式。但代议制民主产生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分离,代表可能背离人民,这就必须设立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不落空,民主程序制度就是最有力的保障。

民主管理集体事务而不是个人事务,这就是民主对社会主体的价值意义。由此,民主的价值取向必然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排除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垄断,有了民主,专制制度就失去了活动舞台,个人要以权谋私就会受到极大的约束甚至成为不可能。因为公众有权决定谁可以成为代表,也有权免去不合格的代表,人民只会选择大公无私的人作为自己行使权力的代表,这就可以把既具有智慧又热心公务,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选出来当代表。现代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人民代表必须代表集体而不允许代表个人,不允许为个人利益而存在。人民代表只能为集体工作,没有集体意志就没有他存在的理由。公众认可人民代表,代表听命人民,这就是民主具有社会公众价值的根本所在。在我国历史上有些人害怕民主,以为民主就是资本主义,以为实行民主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完全是对民主的误解。我们承认和肯定民主的价值以及它对社会主体的价值 ,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道路。民主是内生的需要,不是强迫所产生的社会事物。我们发展民主,并不是因为西方个别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民主指三道四的结果,而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选择,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在中国具有人们认同的价值。

二、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初创了中国的民主制度,也实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在理论上计划经济并不排斥民主,但我们那时对民主的特定内涵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正大踏步地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在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以后,我们党又响亮地提出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科学判断。在当代中国,发展民主既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又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政治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

民主的本质是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而人民理所当然地要自己当家做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在公民没有民主意识的情况下,公民往往比较淡漠自己的权利,甚至通常把自己的幸福和未来寄托在个别人对自己的统治之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清官的崇拜就反映了这样的心态。统治者有时也把为老百姓做主当做自己的一种追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生动写照。时代不同了,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以后,当人们要自己做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传统的集权政治模式就难以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看到,过去我们比较陌生甚至反感的概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政治权利,已经不再是一般性的原则与口号,而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与解决的现实问题。没有民主的发展,人们的所有政治权利都难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和他们的政治愿望都不能得到实现。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扩大人民民主,使人民当家做主由理论模式进步到实践模式。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如果只是经济上去了,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管理模式,现代化就没有成功。因此,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这是发展中国民主的主要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最大变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民主经济。民主经济的特点就是参与经济交换关系的人,人人平等。无论什么人,无论其权势多大,地位多高,实力多雄厚,都不能有超经济的权利,都只能和其他经济人一样,在同一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只能谋取合法经济利益。任何人只要遵循法律的要求,都可以独立地拥有产权,可以凭借产权进入一切国家许可进入的经营领域。自主经济人可以通过自由的劳动交换,扩充自己的财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如果民主政治不成熟,对市场经济的支持力度就比较小,特别是不能很好地保护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个体利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旧的政治体制对新的经济形式的消极作用日益显现,并成为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体制障碍。大量的事实证明,不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深入地进行下去,这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价值。

三、提升民主质量,实现中国民主价值的最大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的,民主也是这样。事物的内在品质不断被优化,始终能适应外界的变化,长期充满生机与活力,它的价值就越来越高。任何事物与同类事物相比,即使是普通商品,没有质的发展与变化,也都没有生存力与竞争力,它的价值与同类事物相比就下降。民主价值的高低由民主的认同度和它的运行机制的满意度决定。中国民主只有在改革中不断提升质量,实现粗放式民主向精细化民主发展,才能实现民主价值的最大化。提升民主质量,实现中国民主价值的最大化。

首先,要实现党内民主价值的最大化。现代民主都是政党领导下的民主,没有民主的政党,就没有现代民主制度,这是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深化党内体制改革,确保党员在党内的民主权利和主体地位,坚决革除党内旧体制的弊端,真正实现党内党员平等。党内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党内干部的任免,只能由党员群众说了算。只有让党员自主选择他们信赖的领导人,党的民主化才算基本实现,才能实现党内民主的价值。要深化党内体制改革,在党内干部的任用上要实行充分的竞争,促进领导干部的优胜劣汰。

其次,要实现国家权力配置的科学化。民主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的产生和配置问题,提升民主的质量就要实现国家权力产生和配置的优化。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的权力产生和配置,要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更合理地配置。现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些是内部指定的,人民代表的代表性不强;二是代表不是职业代表,平日有自己的其他工作,基本上无暇顾及国家大事;三是代表的身份重复,有的既是人民代表,有立法职能和监督职能,又是政府官员或司法机关的人,是其他权力的行使者和被监督者,国家权力的配置无法实现有效制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系统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的重大事务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要做到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做到管理和监督平衡,管理与市场需求对称。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受到的制约程度又很小,膨胀的权力和制约的力量相差悬殊,因而在市场条件下,很难保证权力不被滥用。要通过改革建立公正有效的监督机制,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机关相互监督的原则多,具体细化可操作的硬约束监督比较少。我们一定要进行制度创新,在合理分配国家权力、各国家机关相互监督权能上重新定位,在人民代表大会框架内把国家机关相互制约的权能分配好。

最后,要完善党和国家机关的外部监督制度。一是提升各群众团体和各民主党派的地位。人民团体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建设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式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多年来,各群众团体已经变相地成为了党委的工作部门,基本上没有相对独立的功能,无法代表和反映它们所代表的群众的意见,群众团体的主要工作变成了贯彻上级的指示和意图。我们要通过改革进行制度安排,使它们真正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职责,特别是监督的职责。民主党派在我国民主政治中的定位是参政党,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初衷由于民主党派的地位的下降在实践中其作用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党千万不能满足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说几句好话就沾沾自喜,而是要从民主党派那里听到一些平时难得听到的意见,特别是那些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对党的建设有益的反对意见,这才真正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和共产党的执政。这就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对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给以新定位,让民主党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会因为讲了真话而在政治上受到牵连。二是通过改革实现民主政治运行的公开透明,加大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如果舆论控制得过严,结果使多侧面、多角度、多渠道的社会透视变得单一狭窄,所有的社会舆论完全被一种统一口径的宣传所代替,就必然造成信息反馈的失真,有时甚至误导人们把谬误当真理,大大影响人们在民主政治上的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也使社会舆论在政治监督中的作用消失,大跃进和浮夸风导致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引起的。我们一定要从民主政治失误的代价中得出教训,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作出必要的制度安排,充分保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把党自己很难察觉或一时没有察觉的问题,通过舆论监督如实地摆在党的面前,促使党迅速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及时予以纠正。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我们不怕舆论监督,我们没有什么错误不可以舍弃,这既是对人民负责,也是民主向更高程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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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8520(2010)05-0045-03

2010-07-13

赵厚钊(1952-),男,四川盐亭人,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梁桂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