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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哥特小说中的幽灵意象
——兼评《押沙龙,押沙龙!》和《宠儿》

2010-04-05曾利红

当代外语研究 2010年5期
关键词:塞丝哥特宠儿

曾利红 黎 明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402160)

据调查(任虎军2009:30),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发表的美国文学研究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莫里森和福克纳”。在众多的福克纳研究和莫里森研究中,有一个现象曾被国内研究者关注:莫里森在大学时代研读过福克纳的作品,她曾说自己是福克纳的学生。那么福克纳究竟对莫里森产生过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在二人的文学创作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关联?章汝雯(2001:133)认为,莫里森在创作手法上“继承了福克纳的意识流风格,在思想内容上超越了福克纳”。胡笑瑛(2003:21)则提出,《押沙龙,押沙龙!》与《宠儿》在“多角度叙述、复调式特点”以及“与圣经的关系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以上研究主要聚焦于福克纳作品与莫里森作品在创作手法上的相似性,笔者认为,福克纳与莫里森的文学创作联系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和方法进行解读。本文选择哥特小说的重要元素“幽灵意象①”来讨论两位作家作品以及福克纳对莫里森潜移默化的影响。

1. 《押沙龙,押沙龙!》和《宠儿》中的幽灵意象分析

南方哥特小说是美国式哥特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这种小说使用超自然的、反讽的和不同寻常的事件去编织小说情节。与其他哥特小说不同的是,南方哥特小说描写怪诞、神秘、恐怖和死亡的情节并不单单是为了设置悬念,而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美国南方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特性。福克纳一直被视为南方哥特小说的先驱及重要人物,其作品《押沙龙,押沙龙!》大量运用了哥特手法。黑人女作家莫里森也运用哥特式恐怖来表现种族主义在南方造成的可怕后果,“她的代表作《宠儿》也许是《押沙龙,押沙龙!》之后最出色的南方小说”(肖明翰2001:99)②。将两部小说进行比较,会发现两部作品虽然在思想意识、描写主体和情节安排上迥异有别,但都将哥特手法与美国南方生活相融合,这使得从南方文学的哥特特征角度比较这两部小说成为可能。

1.1 揭示内心创伤:幽灵意象的精神内涵分析

精神分析学说一直都被有意识地用在哥特小说研究中。Madoff(1979:345)认为,哥特小说“实际上描述的是被压抑的灵魂”,表现了“潜意识的强大生命”。弗洛伊德(2001:274)认为幽灵通常令人产生一种古怪的神秘感和恐怖感。而“神秘和恐怖感源于某种熟悉的但却受到压抑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哥特小说中,幽灵有意地、专注地重复侵扰某人或某处,或为对活人的罪孽施行报复,或为揭露活人的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或为宣泄对生前某种事物的留恋。这一侵扰过程唤起了被侵扰者受到压抑的某种印象的复苏,被压抑的灵魂的秘密生活一步步展开,曾经隐藏的欲望和情绪逐渐显现。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尽管萨德本和与他直接关联的事件都已成为历史,但这些事件的影响远未结束。萨德本死去四十三年后,罗沙小姐选中昆丁,主动邀请他来听自己讲述萨德本及其家族的历史故事,“讲如何做鬼魂的故事”(福克纳2004:7)。在她讲故事的时候,读者仿佛仍能听到萨德本的叙述之音,萨德本的幽灵附身于罗沙小姐的声音之中,它“以微妙的温顺态度在沉思,仿佛这话音正是供它出没之处”(2)。罗沙小姐的追忆中粘附着萨德本的知识、感情和精神。以这样的方式,罗沙小姐的精神活动关联着萨德本的精神活动,萨德本因此重生,他停留在历史之外的空间,聆听、审理并参与修改后人对他滔天罪行的控诉。昆丁见到她时,罗沙小姐已幽居独处四十三年。她的外表、性格与生活方式中都有着一种幽灵般的气质,仿佛一个“沉思冥想,端庄得体的幻影”(15)。她与萨德本之间存在一种粘连又分离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包罗了许多东西:罗沙小姐处于与正常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病态和畸形状态中,因为她心中一直怀有的南方淑女生存意志受到了压抑,恶劣的外部生存环境摧毁了她身为南方淑女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她仍然在幻想中抱定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另一方面她又把自己所有的痛苦和压抑都归结于萨德本。抱着毫不宽恕的心态,萨德本幽灵般地一直活在她的记忆和话语中。她自身为这种话语和记忆所纠缠并困扰,逐渐地,也成为一个活着的幽灵,离奇得超越现实。她的幽灵形象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象征——“一种制度的崩溃,一种南方文化精神的堕落”(黎明2006:96)和“南方的败落”(97)。

《宠儿》中的幽灵主要就是一个,即被母亲塞丝杀死的两岁女儿——宠儿。复活后的宠儿能重现令他人感到恐惧的景象。在宠儿幽灵般不断侵扰蓝石路124号的过程中,读者逐渐看清小说中其他角色的内心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那些人拥有关于从前的痛苦记忆,这记忆被隐藏又未完全抹去;被故意掩埋但又没有被遗忘。那些痛苦记忆没有得到及时的缓解和安慰,不断累积,就像儿童期的精神创伤。宠儿返回人间片刻,直到她的故事被再次清楚讲述后,又离开。这一过程类似于一个精神分析的过程,小说中的角色们最终实现了集体的精神康复。宠儿的幽灵般的身份使她具有小说中其他人物不曾有过的特征:置身情景之外,又对所有情况保持清醒。塞丝在其他人面前说不出来从前的事情,宠儿却可以引诱她不断讲述那些伤感的记忆。“可能是因为宠儿与从前离得太远,或者她极渴望听到有关从前的事情——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意料之外的喜悦”(莫里森2006:58)。宠儿具有一种奇特的指导力,它使小说中其他角色处于某种情绪,引发他们的进一步反应和行动,他们内心中深藏的恐惧和被隐藏的压抑根源也因此逐渐显露。塞丝在宠儿回来后,就沉溺于跟它一起玩“做饭的游戏,缝纫的游戏,梳头和打扮的游戏”(304)。她“如此热爱这些游戏,上班一天比一天去得迟,终于,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索亚告诉她不要再回去了。塞丝不去找另一份工作,反而跟宠儿玩得更凶了”(304)。一直坚强、勤劳的塞丝蜕变成沉溺于游戏的软弱、懒散的人。这种自制力降低的行为表现了她努力从弑婴事件的压抑中自我解脱。这种努力意味着因弑婴产生的罪恶感、内心的不安和愧疚的逐渐解脱;另一方面,伴随这种解脱,被压抑的母爱逐渐被唤醒,因女儿重新回到自己身边而产生的喜悦和幸福感亦逐渐生成。

宠儿,与福克纳小说中的幽灵一样,作为超现实主义的意象,既带给读者无限的诡异莫测的感觉,又带来启示性;它们超越了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暧昧地徘徊在两种秩序之上。在两部小说中,幽灵是刺激情境的重要构成物,它起引导或暗示的作用,使某种思想的压抑和受压抑部分的内容重现,或者不自觉地投射出来,从而辅助挖掘出了小说中各角色的潜意识、心理创伤、精神错乱、疯狂根源、禁忌和梦魇,揭露了一直为习惯、意识所抑制、以及个体或社会的压抑力量所掩埋的个体或其文化的秘密生活,帮助它们获得一种新的“深刻性”(於鲸2008:37)。

1.2 跨越时空对话:幽灵意象的历史重构功能

Patrick Day(1985:30-33)将哥特小说视为对“特定历史观念的拒绝”,并认为该文类“将历史和地理(的因素)转换为幻想的某些组成部分”,而新建的“哥特式幻想王国”是历史之外存在的另一个“永恒的真实”。由此推断,哥特小说中的幽灵意象能使读者重新理解历史是如何运行的。通常的历史叙述模式就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对历史事件的线形叙述,历史则以一元化的、整体连续的面目出现,这种一元化的正史文本模糊了过去与现在持续不断交互影响的事实,亦无法摄照历史的废墟和裂隙间蕴藏着的异样历史景观。在面临难以言状的恐惧或不公正时,历史因不想被提及或记起而沉默无语,幽灵的出现,代表和象征着从前时光中看不见的受害者的沉默。幽灵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呈现和消失”的对立,既非在场,亦非缺场,它们指向一种原始过去,但又关联着一种正在降临的未来。历史以含混的面目躲藏于神秘的帷幕之后,幽灵以声音或影像的形式出场,带领读者不断穿行于帷幕前后,去企及那隐藏于幕后的真相。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萨德本家族的兴衰史中有很多未解之谜,比如,为什么萨德本抛弃他的前妻和儿子?为什么他不同意他的女儿和邦的婚事?为什么亨利杀死邦?借用活在这世界的或已离世的所有人物,整本小说多次暗示和影射了所有问题的答案集中于一点——邦的黑人血统。施里夫和昆丁坐在哈佛大学冰冷的寝室里讲述萨德本家族的故事,设想内战时萨德本的两个儿子查尔斯和亨利当时的心境。接着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因此此刻不是两人而是四人骑着两匹马在黑暗中艰难地走在那个圣诞前夜冻结的十二月车辙之前:他们四人,然后又仅仅是两个——查尔斯即施里夫与昆丁即亨利”(福克纳2004:323)。施里夫和昆丁此刻正被查尔斯和亨利的幽灵附体,后两人的魂魄时进时出前两人的身体,将1909年冬天在哈佛大学校园的一间学生宿舍里和内战时期的某个晚上重叠起来。借助于幽灵意象,时间、地点甚至人物叠加在一起,邦告诉亨利“你不能容忍的是异族通婚,而不是乱伦”(345)的历史场景终于复原,昆丁和谢里夫带领读者发现了邦的血统不纯洁性以及造成家族悲剧的根源。借助于超越时空限制的幽灵意象的反复出场,福克纳重新叙述了一个贪婪且兄弟姐妹相互残杀的奴隶制体制:在这个以人种同一性为社会分界线的体制中,极不可靠的身份与建立于人种纯洁性上的身份认证模式发生冲突,萨德本的家族悲剧不可避免。

与《押沙龙,押沙龙!》一样,《宠儿》也力图将一段被压抑的、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暴露出来。任何现实主义的单一叙述角度都不可能完全展示那段历史。Susan Bowers(1997:209)指出,莫里森的《宠儿》是部分地以“西非的轮回概念”为基础来创作的。这一概念相信从前与现在循环影响,死人会以幽灵形式重返人间,出现在生者面前,复原生者的感情创伤因或令其再次发作。在小说中,这一循环影响的过程始于幽灵意象——宠儿的到来。幽灵出场,退场,又再次出场;从前、现在和将来不断交织,互相影响;“叙述的视角在时空中不断跳转,互为补充,最终全方位的重构了整个事件”(莫里森2006:23)。塞丝杀死自己孩子后一直有负罪感,保罗·D把自己的回忆锁进他胸前的烟草罐里,丹芙总往自己身上强加一些孤独感——小说中角色的这些特点反映了他们试图把无法言说的过去永远留在从前的愿望,他们无比压抑,内心深藏一段关于痛苦的、无法回望追溯、尚未完全结束的历史的回忆。只有当宠儿还魂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使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从前和奴隶制的史实时,那些被压抑的记忆才有可能复苏,心灵创伤才有可能康复。宠儿不断向塞丝提诸如以下的问题和要求:“你的钻石呢”、“给我讲讲你的钻石”(74)。宠儿在塞丝面前唱出只有塞丝和塞丝的孩子才会唱的歌。在这些场合中,塞丝头脑里有关从前的“信息的碎片依原样各就各位”(221)。宠儿超越了凡人必死的局限性。她可以重现塞丝杀死她之前的事件,那些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因为太痛苦而忘记或被压抑着的记忆。宠儿使那些回忆变成影像或声音,使我们看到或听说造成塞丝弑婴的根源:隐藏了大量残酷且骇人听闻罪行的奴隶制下,庄园主对黑奴的绝对占有与父母对子女的占有关系发生冲突,黑奴母亲以杀死女儿的方式结束了女儿的奴隶身份,实现了母亲对女儿的绝对占有。

总的来说,《押沙龙,押沙龙!》和《宠儿》都包含了幽灵或幽灵般的小说角色。借助于幽灵的叙述视角,历史与现实展开多重对话,有关从前的零散插曲、逸闻逸事、偶然事件、小人物晦暗纷乱的非理性世界等历史瓦砾拼接成一幅幅图景,微弱沉寂的历史事件发出了声音,曾被遮蔽的人和事浮出了历史地表,历史得到重新的解读和重构。

2. 扭曲的困境:幽灵意象凝缩的哥特式悖论

悖论就是矛盾反常。在修辞学上,悖论就是将相互矛盾的正、反两层意思同时呈现在字面上,表面偏离语言的正常规范和逻辑,内在却揭示着事理之辩证属性。悖论是哥特小说的基本元素和固有特征。哥特小说中的很多要素,比如恐惧的喜悦,可怕的美丽,哥特式的英雄,野蛮而强悍的女人等,都是悖论。通过展现与传统方式背道而驰的思维和情节,哥特小说以其特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实现了对真实世界的更深刻的统一的认识。哥特小说中的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就是哥特式悖论(gothic paradox)。《押沙龙,押沙龙!》和《宠儿》表述了小说人物在回溯个人及社会精神创伤时产生的痛苦,并充满了似是而非的哥特式悖论。两部小说都选择了幽灵,即既无实体形状,又永不消逝的徘徊魅影,来辅助表达南方奴隶制体系中的一切矛盾及痛苦。Eric J.Sundquist(1983:99)评论说,《押沙龙,押沙龙!》的“哥特主义,……既不是吟游诗人表演式的感伤,又不是所有黑人都相似的温和的夜梦,而是黑人和白人共处的,经常令人提心吊胆的梦魇。”在魅影中,读者看到被罗沙小姐描述成“魔鬼”的萨德本一方面具有“英雄的气质和形象”,“赤手空拳地为南方的未来战斗”,“从未放下过自己的军刀,勇敢地忍受了一切”(福克纳2004:167);另一方面,他抛弃前妻和儿子邦,甚至让两个儿子亨利和邦互相残杀,他是导致萨德本家族悲剧的“邪恶的源泉和来由”(13)。

小说中另一幽灵意象邦也体现着一种扭曲的矛盾性。邦知道亨利是自己的弟弟,朱迪斯是妹妹,但他仍然精心设计,即使冒着被弟弟亨利杀死的危险,也要与妹妹朱迪斯结婚。在《宠儿》中,我们亦读到相同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的哥特式悖论。这悖论反常而突兀,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深思细察后,又情有可原。宠儿被当作重返人间的幽灵,她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辩证统一体”(习传进2003:70)。一方面,她畸形而恐怖,令人同情;另一方面,她魔力无边,能变形隐身。她辅助治疗了塞丝的心理创伤,也让塞丝感到对过去的难言之苦。世间没有任何一位母亲愿意亲手剥夺自己孩子的生命,但是塞丝却用斧头砍死自己两岁的女儿,为的就是不再让这个孩子被“学校老师”和“他的儿子”们奴役。以杀戮自己女儿的方式为女儿争取到“自由”,还获得了对女儿的完全“拥有”;并在其下葬时,为其取名“宠儿”。塞丝体现一种奇特的悖论:她是野蛮、残忍和恐怖的女奴,又是极富感情与人性的母亲。塞丝弑婴的决定和行为反映了、并进一步造成了更大的悲剧:在残酷的奴隶制压迫下,黑人的母爱扭曲到必须通过杀死亲生骨肉来实现。《押沙龙,押沙龙!》中,亨利杀死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邦,目的是为阻止邦与妹妹朱迪思的通婚,从而制止兄妹乱伦以及黑白人种混血通婚。这种白人以杀戮方式否定自己混血兄弟的行为也反映了南方社会的致命悲剧性:统治阶级依赖奴隶阶层,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供自己享乐,同时竭力否认甚至强行抹杀本阶级与奴隶阶级的联系。

由此可以看出,《押沙龙,押沙龙!》和《宠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部作品中都充满了人与幽灵互相影响、同生共长的故事情节。这种情节体现出两部小说都致力于反映同样的哥特式悖论:二者都试图探索奴隶与白人关系中的重大悲剧,在扭曲、无助、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双方都无法热爱或憎恨对方,恰如一间屋子的四面墙”(Genovese 1976:419)。

3. 结语

福克纳在写作《押沙龙,押沙龙!》时,美国的奴隶制已废除多年,极其依赖奴隶制的旧南方早已遭到破坏,这其间充满不为人所知的伤痛和回忆,福克纳面临着如何向读者清楚解释这一悲剧的写作困境。莫里森在写作《宠儿》时,尽管其视角完全不同,但她也面临与福克纳同样的写作困境:如何用语言来描述那些触目惊心的、骇人听闻的黑奴的痛苦经历和复杂情感。简单地说,两部小说都试图解决同一个问题:在试图描述奴隶制或其他基于种族身份的残暴的社会经济体制时,叙述者如何真实反映这些历史事件的恐怖本质。两部小说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解决之道:在对重构中的历史进行阐释的努力中,以幽灵作为象征意象,借助重新看见或听见早已死去的当事人的描写手法,两部作品在主题上互相呼应,共同还原了奴隶制废除前与后,南方白人与黑人生活的原始面貌,尤其是他们内心的冲突、挣扎及痛苦。借助幽灵意象来揭露事实真相,既可强调奴隶制及其影响将不断持续,无穷无尽;又可公正客观地反映历史,不至于低估或误传这段历史。两部小说中,幽灵们不时出现,把读者带入那残暴、不公平又未完全结束的奴隶制废除前后的时光;正如Phillip Novak(1997:201)指出,“不期然间,从前(包括奴隶制和弑婴的经历)在当前显现。历史是不可重复的遗迹和永远的伤痕。有一种异形一直存在,却又不被当前情境同化——这就是幽灵。”

附注:

① 南方哥特小说中很少直接使用真正的幽灵意象,他们只是在描述中使用“幽灵般的(ghost-like)”等字眼,或者在描述中制造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件,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有幽灵存在”的感受。本研究认为《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幽灵意象至少有八个:萨德本、埃伦、朱迪思、邦,罗沙小姐、亨利、昆丁和克莱蒂。前四者在小说中被如此生动地忆起,好似其灵魂接受召唤,回到现实生活中;后四者则因为沉溺于从前,因此,他们以幽灵的身份活在现实中。《宠儿》中的幽灵意象则仅有一个,即宠儿。

② 莫里森的小说因其情节隐秘诡异,通常被当作哥特小说,但极少被归入南方哥特小说。本文依然把《宠儿》划定为南方哥特小说,是因为该小说具有以下的类型特征:1.以南方历史和社会为主题。2.小说中部分角色具有一定怪诞特征。3.不以娱乐为写作目的,比一般哥特小说更为写实。4.作品内有大量心理活动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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