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博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一、1950—1979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

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发展时期都是存在的,只是约束强度不同而已。从各国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动的基本经验看,甚至可以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产业体系在非均衡运动中不断克服投资约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的经济增长受到国民经济短线的限制,为了克服短线制约和经济结构中的薄弱环节,提高产业结构均衡水平,可以对一个或几个部门进行倾斜投资或重点建设,从而促进一些主导产业的优先增长。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国一开始走的是一条重工业主导型的非均衡增长道路。这是一条困难重重的道路,对于一个既无外援,而工业内部自我积累基础又相当薄弱的落后农业国而言,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资金积累,就不可能有先导部门的优先发展,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技术进步,以及由先导部门的迅速成长所带动的经济起飞。如此,发展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也只能主要来源于外部,也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压低农民的生活必要消费来提高剩余的积累率,并把剩余转移到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等先导部门中。因而非均衡投资结构既是发展战略取向的结果,又是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它也只能主要依靠行政干预的集中计划体制。

首先,要使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从整体利益出发的选择偏好创造物质为前提,建立国家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实物计划分配制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优先发展工业化需要的主导部门。据统计,1950—1979年,国家投资占投资总额平均比重为84%,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而各产业的形成及其结构状态主要取决于中央的偏好,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左右产业结构的投资来源。

其次,要将农业部门的资源和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也不能实行等价交换,因而市场体制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不断提高农村生产组织的公有化程度,就成为在保证农民基本生活前提下实行某些超经济强制的必要选择。

第三,要使中央的选择偏好得到实现,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具体而直接地向各部门下达各种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而要保证这些指标的实现,又必须借助行政的干预,将企业纳入行政控制的轨道,同时,尽可能地限制他们的自发交易和市场活动,以免计划受到市场的冲击。因此,这种非均衡的投资结构在抑制价值规律要求的前提下,在低消费换来的高积累基础上,通过外延投资的扩张而实现,也是以牺牲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为代价的。因而也并不符合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完全是在国家的计划下按着固定的步骤进行的,因此,投资约束主要表现在资金及技术方面的约束。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结构投资约束的变化

从1979年开始,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投资体制也发生了重大的改革,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3年,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实行基本建设合同制、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征收“两金”和建筑税等,特别是实行基本建设“拨改贷”,是投资改革的关键一步,其目的是想通过资金的有偿使用来约束投资主体,建立起投资的微观约束机制。

第二阶段:1984—1987年,从1984年起,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投资体制改革开始触及投资决策中的计划和市场问题,形成了第二次改革的高潮。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实行基本建设指导性计划、工程建设招投标、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等,1987年又进一步下放了项目审批权,明确了企业投资自主权问题。

第三阶段:1988—1993年,1988年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两点,成立六大专业投资公司和实行“基本建设基金制”,成立六大投资公司的初衷是用经济方法对投资进行管理,基金制是为了保证重点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期间于1991年国家征收投资方向调节税,是用经济手段管理和引导全社会投资运行的又一次尝试。

第四阶段:1994年及以后,1994年是我国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一年,投资体制改革是当年体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成立了6个投资公司,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不久又成立了另外两家政策性银行,将政策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分离。改革的目的是为配合专业银行“转制”以及投融资按性质的合理分离,以正确评价商业银行的绩效和不同投资的效果。

改革使投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1.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单一的中央政府投资主体格局已彻底打破,放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成为直接投资的重要主体。

2.投资来源渠道多样化。就国有经济的投资而言,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投资比例显著下降,自筹投资开始占据绝对优势。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进一步拓展,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自筹投资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3.投资使用责任软化。在投资改革中,尝试了国家投资有偿使用、投资包干责任制、政府投资企业化经营的方法;从“拨改贷”到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改革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其原因不仅是这些改革措施配制的缺陷,更主要是缺乏建立投资责任与约束的微观基础。没有市场化的微观基础,想通过规章制度建立投资责任制是不可能的。投资约束机制不能建立,体现了单纯进行体制改革设计的脆弱性。

4.投资管理间接化。虽然后来进一步采取缩小指令性计划范畴,引入指导性计划方式等措施,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对能源、交通、建设基金增加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差别利率、新电新价等经济杠杆,调节投资“注射”,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投资的计划审批制度还没有根本改变,新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还没有最终形成。

回顾并分析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的投资结构演变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投资约束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有的计划体制塑造了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非均衡的产业结构,应该说在这一阶段计划体制发挥了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同时该体制暴露出的问题也是显著的。追求最佳回报的投资主体的缺失使资金和资源不能有效地在产业之间得到分配,而产业结构完全由国家的偏好决定,产业之间也不存在以发展前景为标准争夺有限资源的问题,因为投资由国家掌控,各个产业似乎也没有动力去改进生产效率,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投资机会。因此可以说,这个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是缺乏活力和激励的,更像是在以一种无意识状态进行完成固定格式的随机行走。

而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浪潮和投资体制的改革使得产业结构的变化开始出现以竞争为基础的良性发展萌芽。但我国的改革毕竟是渐进式的,以前私人的投资机会很少,即使有再大的利润空间和无限美好的前景,银行借不到资金,国家政策和体制的种种关卡,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国有经济利用了银行大部分的资金和国家的资源,但由于缺乏激励,大多国有企业亏损。而私人投资主体面对很好的投资机会和项目却大都苦于没有资金来源,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体制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即使没有100%也有90%以上的贡献。

当然我国1978年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强调利率市场化和投资主体法人化。而也只有投资主体自负盈亏,为自己的经营和运行承担所有的风险和利益,只有投资资源的机会成本得到充分体现,利率在资金的市场价格中作为调节投资流向的一个主要杠杆,有限的社会资金和资源才能在市场竞争的调节下,在能够得到最大回报的产业和部门之间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配置。也只有这样,国家再辅之以合理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变化升级才能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不断前进。

当然,除了体制因素,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还有诸如资源供给制约因素、技术制约因素、宏观调控方式因素等,但笔者认为体制因素是首要而且最重要的因素,历史也对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如果体制方面的因素能够得到有效克服,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问题将不是那么严重,因为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投资流向在配置资源方面本身就是非常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几百年历史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途径。因此,以市场化的利率为导向的投资流向,再加上国家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的变化会是良性而健康的。

三、利率市场化是投资约束最小化的显性呈现

通过回顾并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得出市场化是必然选择。在总的社会资源既定的前提下,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问题也就成了有限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分配的问题,因而投资约束最小化的问题和投资流向最优化问题仅仅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以市场化的利率为主导的投资流向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越性是无可比拟的,而当社会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得到了有效的配置,就没有必要把投资作为约束产业结构变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利率市场化是产业结构变化中的投资约束最小化问题的惟一稳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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