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伟

(广东医学院,广东湛江 524023)

中医学理论是借助中国哲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而构建起来的,它们相当于中医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习惯认为,它们是传统的、朴素的,这首先肯定了它们的基本内核是科学的、正确的,但同时断定它们是有缺憾的。因而,为了将中医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石上,就必须用更现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也就是说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改造它。这是否可行呢?不行!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能担当改造中医学的重任。相反,中医学的创新发展必须继续借助于中国哲学的基本内核,向着更加完善化和精致化的方向发展。

1 中国哲学在中医学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不可替代的

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的最高层面探讨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它关于世界的描述都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单靠哲学的抽象思维无法构建出关于具体物质形态的具有较强实践理性的理论体系。因此,希冀仅靠辩证唯物主义改造中医学基础以实现中医现代化是不现实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的根源在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规律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但可以“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辩证唯物主义不探讨物质的具体形态,至多指出其分类;它虽强调世界的统一性,但这个统一性就是干巴巴的“客观实在性”;虽强调物质是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但不关注运动的具体形式、表现和作用,而主要致力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以及运动变化的最基本的规律的探讨。这不是其局限,因为这不是它的使命,它的使命是从哲学的最高层面来把握这个世界。

精气和阴阳五行学说虽然也具有哲学的高度抽象性,但它们的抽象度与辩证唯物主义相比是较为低下的。譬如,精气学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 ”可以化 “精”,“精”、“血 ”、“津”、“液”、“神”等都是“气”的同源异构体。它们虽没有具体化到如“空气”、“食物”甚至“氧气”、“面包”的程度,但也远远没有高度抽象到内部规定性只有和“意识”相对应的“客观实在”即“物质”的地步。因此,相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中医学的“物质”既抽象不足,也具体不足。但这正合构建中医学的物质基础之用,使得中医学的物质既有一定的抽象性,可以阐释世界的本原和统一性,又保持了一定的具体性,可以揭示其所具有的功用。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改造中医学,将中医学中的“精气血津液神”直接用“物质”替代,如“人由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构成”改为“人由物质构成”,就不能很好地表现这些物质在人的生命现象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认为中医学为自然哲学。

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相当于中医学的辩证法。但与唯物辩证法不同,阴阳不仅指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的属性,而且可以指具有这种属性的事物和现象本身;五行不但可以归纳宇宙自然万物,而且可以阐释其相互关系的 5种基本属性,也就是说,五行既可以定性也可以定位。由此可见,阴阳和五行既可以表“实”,也可以指“虚”。而且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相结合,可以构成一个内部高度自恰、能够进行有效说理的模型,即构建起一个精致的经验科学体系,而这是高度抽象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无法企及的。

2 中国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中医学优势和特色的根源所在

中国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使中医实践体现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色和优势,简而言之就是讲求“和谐”。其根源在于:中医学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对辩证法的两个范畴,即统一和斗争的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斗争的一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的一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中医学朴素的辩证法则认为,统一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矛盾斗争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冯友兰先生认为,“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必须是一个统一体,然后才成为两个对立面。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用逻辑的话说,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含蕴它们的统一性,而不含蕴它们的斗争性。”中国哲学辩证法可归纳为:“有像斯有对,有必反其有;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前三句和唯物辩证法相同,第四句却不同。不同在于“仇必和而解”要维持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而唯物辩证法认为统一体中矛盾斗争的一方是第一位的,统一体最终要被打破,因而是“仇必仇而解”。“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意即统一体的存在表现在它的两个对立面中,如果没有统一体也就没有对立面了。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的结果是达到“和”的状态。“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两种辩证法在“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认为,中医学正是“仇必和而解”的典型实践形态。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医学坚持“仇必和而解”恰巧偶合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根据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法,单个人的生命体是不能打破再造的,而必须维持和促进它。所以,中医学的使命就是维持和保存生命的统一体。投药问治要以维持和促进人的健康存在和尊严存在为前提。中医学认为,人体发病的机理在于正邪的相互作用。在邪胜正负的情况下,引发人体邪正盛衰、精气血津液的失常,最终导致人体阴阳失去正常的动态平衡而发病。因此,治病的途径就是扶正祛邪,补不足损有余,它主要不在于关注彻底攻杀“邪气”,更不主张“关门打狗”留邪于体内以聚歼,而在于祛(驱)邪扶正以调整阴阳,使之恢复动态的、正常的平衡,即“和”的状态和水平。具体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阴阳偏胜的实热证或实寒证,是阳胜阴病和阴胜阳病的邪实病,所以损有余以泄实是要旨,但要兼顾阴气或阳气的不足,在清热或散寒的同时配以滋阴或扶阳之品,以防泄实而损害人体正气;阴阳偏衰的虚热虚寒证,表现出热与寒的“假象”,其本乃虚,所以补不足以扶正为要务,非但不能投以清热散寒峻剂,反而要滋阴以抑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或扶阳以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甚至要“阳中求阴”或“阴中求阳”,用补阳药或补阴来佐制。并且在扶正补益的同时,须把握好“补”的度与时机,谨防因补益而使邪气滞留体内。而西医学对本虚夹邪的消耗性疾病往往在对症治疗消除和制约有害方面的同时,也严重损伤了人体本已不足的正气。

二是通过假象求本质。这在反治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反治,就是顺从病证的外在假象而治的治病原则,就是要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庸医不解透过假象以求本,用与病假象相反的方药治疗之,非但无益于病情缓解,反而可能铸成大错。

3 中国哲学是中医学发展的不竭源泉

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念,既抽象不足又具体不够。因而仅就形式而言,靠中国哲学武装起来的中医学与西方早期的自然哲学极为相似。这种自然哲学自然地、朴素地、直观地从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辩证地把自然界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来认识。它“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弄清这些细节,认识就要摆脱哲学的笼统性、含混性走向分化,使认识的各个部分相互区分和对立,也就是说走向现代自然科学。今天的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洗涤,真理性强的经验陈述得以保留,而较差的则被不断剔除,因而已经不是典型西方古代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了,是为实用哲学,充其量只是大体上可以归入自然哲学的范畴。

习惯认为,自然哲学的现代化就是现代自然科学,中医学现代化就要走实验还原的道路。因此,即便是勉强归为自然哲学,中医现代化也要抛弃其笼统的整体性,抛弃其中国哲学的内核。我们的论述表明,中医学的中国哲学内核即便是辩证唯物主义也无法取代!既然如此,不就意味着中医学已经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了吗?非也!中医学现代化的途径并不是走实验还原之路。以现代自然科学之路规划中医学的现代化,既没必要也没可能。这是因为,走实验还原的中医学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现代医学,至多是草药版的现代医学,而不可能出现一个现代中医学。那么,在现代科学昌盛的时代背景下,中医学的价值是什么?中医学创新发展的力量源泉又在哪里?价值是相对而言的,中医学的价值是对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而言的。现代科学对分析还原的过度强调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反生态态度,而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优良的天人相应、和谐统一的整体观。一般说来,传统的惯性是历史进步的阻力,但在适当条件下,长期被忽视的古代遗惠也可以复兴,给现代科技注入活力成为新的创造力的源泉。这正是中医学的价值所在。也正因为如此,中医学创新发展的力量源泉就在于继续坚守中国哲学的内核。中医学创新发展的方向就是在坚守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前提下使之不断地完善化和精致化。中医教育与中医实践始终坚持而不能抛弃中国哲学的内核,中医药研究一旦脱离了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指导就必然走上歧途,在中医药理论的启发下开发出新的西药,以及中药现代化异化为中药西药化的反面事例,都雄辩地证实了中医学的价值及坚持中国哲学内核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