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赞

[摘 要] 近十年来,中共党史已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共党史资料有了极大的丰富,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呈现国际一体化趋势。应继续重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密切关注国外研究最新动态,增强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化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对国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和学者成果的评析工作。

[关键词]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特点 启示

进入新世纪,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共产党光辉而曲折的历史及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令世界瞩目。研究中国,解读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成为各国中国学家研究的重点,有人称此为“国际显学”。各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多,研究的成果不断积累和扩大,并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研究人员众多,影响扩大,中共党史已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研究课题

近十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迅速,全世界目前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名学者,正在利用现代社会所提供的先进手段对中共党史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在众多国家中,美国、日本、俄罗斯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次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现在美国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200多个,研究人员3000余人,另外每年还有千余名研究生专攻中国问题。美国协会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很多,重要的如亚洲研究协会,其会员5000多人,还有亚洲学会、兰德公司、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美国东方学会等也都是会员众多的重要组织。在美国大学系统,也普遍设立了研究中国的机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不仅有费正清、许华茨、沃格尔等世界著名的中共党史权威,而且培养了大批活跃于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学者,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哈佛学派”。当然,以上一些机构不是单纯研究中共党史,但中共党史无疑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且研究的重点是由远及近,尤其注重中国的现实问题。美国有关中共党史的重要刊物有《近代中国》《当代中国》《关心亚洲学者通报》《亚洲研究杂志》《亚洲历史杂志》《新中国》等。日本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几乎可以同美国并驾齐驱,在世界上也有较大影响。日本现在有数百个机构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研究所、东方学会、东洋文库中国研究部、亚洲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现代中国学会等。在日本的大学里,一般也都设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其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可以说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上述机构发行了很多有关中共党史的刊物,如《现代中国》《亚洲公报》《亚洲经济》《中国研究所纪要》《东方学报》等。此外,日本在中共党史专著和参考资料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同美国难分伯仲。英国和法国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历史较长,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英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两个中心是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和利兹大学中国学中心,前者发行的《中国季刊》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刊物。除上述几个国家外,其余国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一般起步较晚,但发展却普遍比较迅速。如韩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起步很晚,直到七十年代后才开始有较大发展,但现在无论是在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数量,还是在学术刊物和专著的量与质方面都已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二、搜集广泛,整理系统,中共党史资料有了极大的丰富

国外非常注重中共党史资料的搜集与交流,特别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大都公开出版了库存资料目录索引,被称为世界各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资料基地。以美国为例,美国95家图书馆当时的中文藏书达4亿册以上。重点收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哈佛大学藏中文资料近40万册。重点收藏中共党史资料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几乎收集了20世纪中各国所出的全部重要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国托派、陕甘宁边区、左联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此外,该图书馆还藏有大量中国旧报刊,据称有全套《申报》和《民国日报》的缩微胶卷。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不仅有中文藏书25万册,还有中国报纸、书刊、文献的缩微胶片2045卷。日本近10年来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的资料。号称亚洲文献宝库的东洋文库,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作为最主要对象的专门图书馆兼研究所,其巨大的馆藏绝大部分是中国资料。中国研究所图书馆2万册藏书基本上都是研究现代中国的论著,其中大量的中国调查资料更为世界著名,如《农村问题与农村调查》、《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变化调查》《中国现代文化调查》等。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的资料,如多种《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日中问题重要关系资料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解放区婚姻法资料》《李大钊文编目录》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竹内实教授主编的20卷本《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更是海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备材料。俄罗斯拥有完整的共产国际文献,同时也存有相当多的中共党史文献,如中共历届重要会议文件及各种出版物等。

三、不断变革,追求创新,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近十年,西方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发生重大变革,各种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各国中共党史学者受其影响,思想表现异常活跃,不仅力图在内容、角度、资料运用等方面标新立异,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刻意求新。这些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张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总体历史”展开全面的综合研究,于是形成了历史人口学、地缘政治学、历史民族学、历史心理学等很多新兴学科。这就大大扩展了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围。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派伊教授所著《中国政治的动态》一书,就是采用了社会科学和地域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2、数量分析方法。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普及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很多学者便开始将其引进历史研究中,从而创造出各种运用统计学和数学处理的方法来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便从历史的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性上去建立可靠的、令人信服的结论。美国哈佛大学沃格尔教授所写的《共产主义者治理的广州:1949—1968》一书,就运用了大量数据来阐明解放后广东省的变化,并试图以此来概括地展现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貌及发展规律。3、比较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兴起于法国,很快便风行于世界。比较研究扩大了传统史学较为狭隘的视野,冲破了国家、民族、地域的界限,从而可以更容易地概括出各国历史发展的共有规律性,同时也能把造成各国特色的因素分离出来。因此,比较研究不仅是国际史学界采用最多的一种新方法,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独立的学科。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比较共产主义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三种季刊便经常刊载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章。4、口述研究方法。这是近些年来首先在美国活跃起来的一种史学研究新方法。它不同于口述历史的传统方式,即不仅是收集和传播史料的方法,同时又是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在历史文字材料较为缺少的中国劳工史、中国社团史等方面,这种方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四、交流频繁,合作加强,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国际一体化趋势

中共党史研究的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学术会议增多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世界各国、各地区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中大致形成了四个学术活动区,一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南北美洲,二是以英、法等为主的西欧各国,三是以原苏联为中心的东欧各国,四是以日本、澳大利亚、港台为主的亚太地区。实际上,有的学术机构已突破了上述学术区的地理界限和政治界限。如欧洲研究中国问题代表大会,其成员已由西欧诸国扩大到包括东欧诸国的全欧会议;由国际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大会所举办的国际会议每届都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代表参加。

2.各国、各地区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巨额资金支持本国和国外对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如被称为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主要动力”福特基金会,曾拿出数百万美元支持美国国内及英、法、德、日和台港对中国的研究。这就促进了跨国学术组织的建立和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再如美国的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协会,会址设在菲律宾,五名执委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3.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和扩大。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都是向全社会和全世界开放,并且在各国图书馆之间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同国内和加拿大的各图书馆建立了调阅中文图书的协作关系。该图书馆还同台湾的中央图书馆订立了交换馆藏中文资料复制品的协定,同时又在东京设立了搜集有关中国资料的专门机构。

4.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合作主要表现为共同研究和合写论文,如荷兰美国跨国研究所和政策学研究所跨国计划的各国学者,便是共同研究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学者之间的交流主要表现在出国讲学,留学和工作上。比如英国现代中国研究所负责人是美国学者施拉姆,《中国季刊》的编委和撰稿人中的大多数也不是英国人,而英籍学者韩素音又长期在美国和法国居住和工作。现在各国的大学普遍都设有外国客座教授,如美国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经常邀请各国专家任客座教授,并为他们安排办公室和助手。

尽管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与我们不同,但了解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目的是补充我们文献资料的不足,更好地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当然,在利用国外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进行考证和辨伪,在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时注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待。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是要继续重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从借鉴外国政党兴衰经验教训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和评介工作,特别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关注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80多年历史的评价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总结和发展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借鉴外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所作的比较研究的积极成果。这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不是权宜之计,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运行的环境、执政权力的取得、运作及制约等方面多与我们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加强中共党史与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历史的比较研究,认真总结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拒腐防变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鲜活的反面教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原有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刊物都相继停刊,使我们在进行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失去了重要的学术园地。这在当前国际化浪潮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缺憾。

二是要密切关注国外研究最新动态,进一步提高学术敏锐性。面对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仅仅做到“知己知彼”已是远远不够的,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员和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国外研究最新动态,进一步增强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状况重要性的认识。目前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热点,已经明显转移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上。我国学者也对研究国内外的现实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学术界的这种变化提醒我们,未来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论题会集中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上。我国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关注与指导,考虑设置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诸多学科的协作研究机构,使学术界有更好的条件及时准确地掌握国外研究动态,进一步提高学术敏锐性,并将这项工作纳入党史研究的整体系统之中。

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化建设力度。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虽已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国外相关机构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机构非常注重其学术成果、学术研究信息的数字化传播。许多研究成果、学者简介、机构状况等都在网上予以发布。国内学者可以利用互联网收集国外的相关信息,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动态,甚至可以免费下载电子版图书。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学术网站向外界介绍国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信息。现有的一些党史研究网页内容也较浅显,缺乏学术利用价值。特别是在将国外相关的网络研究资源进行整合上尤为欠缺。少数以海外中国学名义建立的相关链接,也没有进行网络学术资源的细分。这种现状这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不断进行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化建设力度,以便更好地适应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四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资金投入。目前国家社科规划办已经启动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资金的投入,但仍有较大局限,只限于对国外综合性研究成果或影响较大的著述的研究评价工作。很多学者都有就某一国家、某一专题开展研究的愿望,但大多因经费有限而不能被批准。所以加大研究资金的投入迫在眉睫。加大资金投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大购进国外图书文献资料的专款经费的投入,使国外有代表性的著作能更多地与我国学者见面,把国外大型文献资料集例如施拉姆主编5卷《毛泽东革命文稿》等这样的著作,尽早介绍为我国学者所用;二是加大科研立项款额的投入比例,使分国别、分专题的研究也能尽早启动,以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尽快资助和恢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等刊物,为大多数尚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史学工作者提供及时准确的国外研究动态,为党和政府的对外决策等相关工作提供有用信息。

五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和学者成果的评析工作。国外刊登研究中国文章的刊物已有相当的数量,著名的中国学专家和论著也不少,由于语言以及交流少等原因,我们不可能对这些研究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有影响的研究刊物和学者成果的了解,掌握国外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如《中国季刊》,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述评涵盖中共党史的方方面面及各历史时期,许多权威学者在此发表论文,阐述观点,它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和中共党史研究与关注的趋向和成果。对其做系统的分析和评析将有益于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又如尼克?奈特,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如《李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生命与思想》等。他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与许多西方学者有所不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有启发性的观点。如认为,毛泽东是在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将其应用于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放入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研究,才能使这一研究有深刻意义可言。因此,有必要对他的著作及观点做重点评析。○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