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明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中央个别负责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机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搞“中心城市暴动”，使革命蒙受巨大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农村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成功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苏维埃；共产国际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59－03

从“八七会议”中共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基本方针，到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国革命进入了苏维埃革命时期。该阶段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如果我们把南昌起义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作为苏维埃革命时期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在此阶段，一方面，中共中央核心层的领导人按照苏联革命成功的模式所选择的以中心城市进行的暴动均告失败；而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却获得了成功。此中问题，颇值得思考。

“四·一二”事变发生后，联共(布)中央围绕中国共产党是否应立即建立苏维埃和退出国民党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时斯大林是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随着“七·一五”事变出现，汪精卫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撕下了革命的“面具”，国共合作宣告失败。斯大林也改变了不久前的看法，要求即使中国革命新的高潮成为事实，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要马上进行苏维埃运动，“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这些内容精神构成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为中共开展苏维埃运动提供了依据。

(一)

在建立苏维埃的目标确定后，实现它的手段和策略就是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课题”。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而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只能聚集在中心城市，在东方的资产阶级发展薄弱的国家里更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依靠“中心城市暴动”，夺取了全国政权的。这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唯一的成功经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选择的，因为这种选择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相当长的时期中，“城市暴动”就成为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正确路线”。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的国家目标。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由于共产党国际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决议案强调“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地方建立，“在小县城里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在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占领中心城市策略失败后，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失败的责任归为暴动指挥者“主观的”缺陷。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顾中国的现实，即中心城市工人阶级的弱小和革命觉悟尚待提高，而广大农村，特别是湘、鄂、粤、赣等省农民具有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基础等状况，机械照搬苏联模式，将农村革命作为中心城市暴动的附属，显然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可见，中共此时仍然在坚持苏联“十月革命”模式，即在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的教条。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选择“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更便于人民接受，这是一条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现成的成功之路。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1927年底前，各地党组织分别组织了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以及广州暴动等，但都以失败告终。1928年1月，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提出：由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不合拍”，导致城市工人暴动“没有得到农民及时的支持”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报告特别谈到了军队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来说，军事力量的因素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在湖南，毛泽东的军队正在扩充”，“农民暴动正在茶陵、宁乡、醴陵以及湖南南部进行”。这是最早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予以知道并关注的报告。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苏维埃运动道路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决议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的特点是“革命运动发展极不平衡”；基本策略是“党应当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因为“只有通过起义和推翻现政权，才能解决革命的任务”。决议再一次强调中心城市暴动的决定性意义，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农民游击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国起义的胜利起点”。武装的农民军队的斗争应视为中心城市工人斗争的一种配合行动。在共产国际看来，只有广州起义才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英勇的尝试，它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工人有权担负起领导伟大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使命”。决议对于毛泽东自主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还间接地进行了批评，“必须反对热衷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的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注定要失败(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区就有过这种危险)”显然，共产国际是“城市中心论”的源头所在。但是共产国际也看到，在中国，工人阶级相对弱小，而农民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决议也肯定了在农村建立苏维埃的现实，“农民苏维埃地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

中共六大以后，“立三路线”开始统治党内。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其后又提出以武汉暴动为中心组织上海、杭州、南京武装暴动的计划，李立三指出，“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的紧接着的爆发，以争取武汉的首先胜利，同时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而“上海武装暴动”可以“不一定在武汉之后”。“立三路线”更是典型的“以城市为中心”的路线。他点名批评“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农村根据地“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因为农村根据地红军的成分缺少无产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更不可能有全国的胜利。在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底经过重大损失攻占长沙后，“立三路线”达到顶峰。8月5日，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报告，要求批准组织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计划。同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公开信，明确指

出该计划违背国际的立场，要求停止执行。9月24日，在周恩来、瞿秋白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推翻了“立三路线”。同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明确否定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原则，要求“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根据地内”。客观上肯定了毛泽东农村根据地和“以乡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正确性。

(二)

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都认同了“中心城市”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武装暴动”路线，假如把他们作为苏维埃运动“主流”的话，毛泽东则是一个“支流”。如果从深层次分析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可以发现，它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毛泽东起初也是俄国革命模式的拥护者，也是“城市中心论”的基本认同者，秋收起义后，也率领部队攻打过中心城市长沙。在进攻受挫，部队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被迫“上山”。但是，如果我们把1927年3月20日登载在《向导周报》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研读一下，就会发现，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性的了解和认知远高于同时代的许多共产党人。

针对大革命时期对农民运动的否定，毛泽东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中国的农民是有着革命的觉悟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这种充满诗意的热情洋溢的对农民阶级革命性的赞美和深刻了解，对他在苏维埃运动时期敢于打破苏联模式，在缺少工人阶级的偏僻农村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体系，是有着重大帮助的。

但是，应该看到，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尚看不到对正规红军问题的探讨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视。上井冈山后，经过革命实践，毛泽东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期独特的农村根据地理论。经过一年多的探索，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中，探讨和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对这个原因，毛泽东从五个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第一，它的发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他们各自“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白色政权的分裂和代表不同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的战争，“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生存的区域需有大量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它只能发生在1926和1927年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必要条件”是指正规红军，而地方武装力量不足以成为红色政权的支柱。第五，为了保证红色政权的政治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特征，“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泽东对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思考是精辟和深刻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城市中心论”的摒弃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深刻内涵。1930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党内通信中批评了林彪等部分领导人怀疑经过艰苦工作创建的农村根据地可以走向胜利的观点，指出“红军、游击队和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里，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的加深，到1930年初，毛泽东已对苏联模式的“城市中心论”进行了否定，认为包括他开创的农村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实践的发展也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准确的。长期呆在上海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共中央，在城市暴动路线屡屡失败，自身安危处于风险中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农村根据地却在不断扩大成长之中，毛泽东开创的中央苏区亦成为苏维埃运动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苏维埃区域。最终，中共中央也“迁都”瑞金，其放弃中心城市进入农村的行为确认了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正确，同时，也证明了“城市中心论”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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