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武

[摘要]旧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究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仍然是一个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新中国的成立，表明旧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以及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但是，旧中国国情“半封建半殖民地，，基本特点的历史沉淀性与遗传性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其中的不少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置，仍然关系着对旧中国国情基本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封建国度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反封建的任务自然是沉重的，万万忽略不得。这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半封建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封建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017－06

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而来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实质性研判需要说明：其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本来应该是由资本主义完成的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却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历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去努力完成。究其原因，不能不归结为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不考虑旧中国国情基本特征的痕迹、遗传与影响。

(一)

关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语顺序问题，也不是一个一般概念的逻辑问题，而是关系到基于对旧中国国情的本质、社会性质的主体内容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关于旧中国国情基本特征的理论概括，并且直接涉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目标与路线的制定，政策与策略的执行，甚至还影响着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当然，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以旧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应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性为依据的，不能说何者是错误的，但是判断何者更切合旧中国的实际却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需的。

今天，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已广为人知并被普遍接受，成为人们解释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社会基本问题的出发点及主要依据。但是，为了进一步研究、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正确理论，坚持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客观、全面、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仍需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进行科学的认定。

严格从科学的意义上考察，“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对于旧中国国情基本特征的概括及其相关方面的认识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实践告诉我们，应当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认识更切合旧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征。

1.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主体认识的差异

“半封建半殖民地论”着眼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封建主体性。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导致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和封建社会的演变，但中国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本，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封建经济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结构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和总体面貌。因此，“半封建半殖民地论”认为，半封建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体和国情的本质所在，而半殖民地则是从属这个主体的国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论”则强调和突出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控制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并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封建军阀势力相互勾结，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为中国长期以来贫困与落后的根源。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100年帝国主义的入侵，特别是1931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严峻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论”强调和突出“半殖民地性”的主要原因。

2.民主革命任务的确定和前途预测的差异

“半封建半殖民地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剥削，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当然也要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完成民主革命以及实现新民主主义基本任务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应的社会变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半殖民地半封建论”则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以及资产阶级的全部财产，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非如此不能打倒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革命必须“毕其功于一役”，想要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插进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不间断地-革命，才能打倒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迅速用社会化大生产消灭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从而彻底消灭私有制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紧迫任务。

3.民主革命过程中政策和策略的差异

“半封建半殖民地论”既然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是封建主义，因此在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中国民主革命中对待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代表——地主和富农的政策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并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一般资本主义设定为革命的敌人，反而认定为同盟者。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向纵深发展，必须继续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最终完成土地革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主义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论”因为主要着眼于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中的半殖民地属性，强调中国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突出解决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因此在政策和策略上。重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在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所形成的统一战线中，对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地主阶级，在政策和策略上虽然也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突出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上所采取的“三三制”方案和土地政策上的“减租减息”制度，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政策，但是，其根本的关注点并不是反封建，而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顺手牵羊”式地解决反封建这一“次要矛盾”。

4.革命成功后中心任务估计的差异

“半封建半殖民地论”强调，中国革命的重

点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地主阶级，根本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社会经济制度，全面彻底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再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充分发展，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突出工业化为重点，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继续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重民主与法制建设，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境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精神文明条件。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世界上要向其他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和交往，充分借鉴和吸收一切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方法和其他文明成果，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充分的外部条件。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而非简单的、策略性的过渡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论”认为，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仅仅是一个带有很强策略性、政策性的过渡形态，其时间的长短，视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进程的快慢而定，简言之，不是一个相对稳定并且时间较长又需要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要么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么经过短暂的过渡，迅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即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并不十分迫切，而是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迅速赶上或者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奋力赶超和跨越式前进，实现共产主义也不是特别遥远的将来；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对于反封建的任务并不重要，因而民主与法制建设由于已经有了相应的基础也不特别急切。

5.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形式认定的差异

“半封建半殖民地论”认为，旧中国的封建皇帝虽然打倒了，后封建的社会性质依然相当严重，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自然经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不可能只是单纯的自然经济。一方面，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制度必然需要革除；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新中国的经济形态，包括现代化建设必然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商品经济，或者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论”则主张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消灭了小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开始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应立即实行计划经济，通过公有制、工业化和计划经济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

实际上，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半封建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两种对于旧中国国情基本特征的不同认识，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反而是程度不同地一直“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你我，从而在实践中常常摇摆不定，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认识占上风，因而致使“左”的主体错误长期居于领导地位，给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失误和巨大损失。没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这里，首先是认识和理论的错误，关键又在于中国的国情究竟是怎样的，且如何认识和概括才是科学的。

(二)

特别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从另一方面思考，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条件的特殊性及实现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不仅决定了相应的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自己的风格、气派与相应的特色，而且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创新程度与实践层次。这一点，不仅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大伟人对于中国建设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从中国著名经济理论家们对于富民强国的认识与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西方其他经济理论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时，总是需要具体化、特色化的。

应当清楚，世界上已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一般都不是经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革而来，而是从不同的社会形态经过不同革命形式发展而来，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有着若干区别。与旧中国国情“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特征相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同样表现出一系列特征：

1.不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而来的，反封建的任务相当沉重；

2.不是经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与同盟者的团结奋斗极为重要；

3.不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经济基础，而是普遍地存在着小生产。当时近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因而要艰苦创业，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约100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努力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

4.不是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5.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而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允许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贡献参与分配；

6.不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仍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劳动力仍是商品，实行市场经济；

7.不是教育已经高度发展，而是仍然需要大力普及基础教育，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实属当务之急；

8.不是科技已经高度发达，而是科技相对落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方式，科学并可持续发展甚为重要；

9.不是精神文明高度发达，而是必须注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体化发展；

10.不是民主已经普及化、社会化、现代化，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仍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历史、内在及环境特征，就不难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这里，旧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不能不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关键因素，而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性又不能不是主体性因素。

(三)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世界主流经济形式与国际主体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体现形式。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相比较，同样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中国具体的基本国情相联系，其特殊性主要体现为：

1.不是历史地从封建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而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2.不是自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上层建

筑的政权力量强制转变和发展而来的；

3.不是经商品经济的一般历史进程演变形成的，而是由前苏联传统计划经济改革而来的；

4.不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而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5.不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运行主体，而是多种形式的利益主体都不够成熟，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实施国民待遇原则仍是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任务；

6.不是以成熟的监管与调控为特征，而是需要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方面继续推进改革，国家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角色与定位；

7.不是以生产社会化为发展的基础与运行平台，而是生产社会化的实现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

8.相对应的不是上层建筑在政治方面的多元化，而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在吸收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几百年的经验与教训，概括新时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极为重要。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特征告诉我们：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与理论；另一方面，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而过急、过快、过于简单地走向完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结合于资本主义，可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都是以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为物质技术基础的。但是，市场经济不融于封建主义，因为封建主义的皇权垄断(权力独裁、官本位、等级制)与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资产阶级是地主阶级的敌人，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坟墓，市场经济是自然经济的杀手。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封建国度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反封建的任务自然是沉重的，万万忽略不得。这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四)

新中国的成立，表明旧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以及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但是，旧中国国情“半封建半殖民地”基本特点的历史沉淀性与遗传性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其中的不少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置，仍然关系着对于旧中国国。情基本特征的认识。科学地认识、区别并把握旧中国“半封建”与“半殖民地”两大基本特征以及各自的意义、地位与作用，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旧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我们的一系列重要启示在于：

1.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虽然有所发展，但占主体与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关系。这就是说，中国既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国革命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与一般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新中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但相当沉重，而且将伴随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执政党的重要历史使命。

2.经济建设是新中国的中心任务，实现现代化是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因为新中国诞生的母体曾是一个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文化低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两个汪洋大海”(在农村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城市是小手工业者的汪洋大海)决定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其道路不但极为艰巨，而且具有必须充分认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实质上则是完成本来应当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而且要切实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急了、冒了、快了、过了，都会犯“左”的历史性错误。历史与实践告诉我们，我们党犯长期性“左”的主体错误是有国情基础和认识根源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握好“度”的问题相当重要。

3.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联结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新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桥梁”，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这一革命虽然推翻了“三座大山”，但由于革命任务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各方面的历史任务还相当艰巨。历史和事实都告诉我们，在中国并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如果存在复辟的危险性，首先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封建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弄得不好，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不是没有可能的。

4.旧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封建主体性直接压抑并限制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以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产力表现出低水平、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旧中国这种国情特点意味着新中国的生产关系结构应当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形式与资源配置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以商品交换为实质内容的市场经济。

5.由于中国国情的封建主体性所决定，“三农”问题解决得如何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农业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特点与构成问题，具体又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与经营方式；农村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生产方式)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体差别；农民问题，说到底是经济关系与人力资本构成问题，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素质与利益实现形式。如何有效并妥善解决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之举。当然，与“三农”问题紧密相关的“农民工”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实际上，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业通过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走向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包括“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实际上已经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打开了“中国式之门”。

6.旧中国经济的封建主体性表明，一方面是家庭式小生产，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另一方面是官本位，等级制，闭关锁国。因此，改革开放就具有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包括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必须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更大跨度地走向世界，回归世界经济主流。只有获取以国际贸易为路径的经济一体化平台，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富民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国情及环境特点，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基本属性及时代特征与现实意义，就不难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层次基本涵义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即中国国情、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之所以如此，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考虑问题。

1.中国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旧中国是一个半封

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在其沿海一带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总体看并没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农村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城市是小手工业者的汪洋大海，因而具有浓重的后封建性质。由此决定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不是打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领导民众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背景告诉我们，中国所面临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如何尽快建立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如何在“大国小生产”的条件下建立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资源配置形式。照搬照抄前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不行，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行。

2.中国革命的进程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经济特点，中国革命的卓越先驱们的认识是清楚的。孙中山认为，节制资本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不是消灭私人资本，相反，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私人资本的存在对经济的发展是有益处的。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个“穷”字，私有资本有益于治究。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进行了分析，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国营事业、合作化事业和私人事业三方面组成的，私人经济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1948年9月，张闻天在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经营。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指出：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应是发展国营经济为主，普遍建立合作经济，并使之与前者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向合作社经济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允许的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总的认识是：中国的经济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在民众素质、科技文化、民主法制诸方面都面临着紧迫的提升任务；与浓重的封建、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进步的经济形态；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中国不但不怕资本主义，而且提倡它的发展，因为它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稳固。这就是说，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其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只能是多元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是长期的艰巨任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客观基础并规定了实现路径。

3.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铸就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指南。历史与实践都证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在于理论，更重要的是在于实践。本来，按照中国革命先驱者们的正确认识组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我们的事业估计要顺畅得多，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左”的思想逐步占据上风，并形成了长期性的主体错误，因而导致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重新认识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亦即按照中国的基本国情重新进行历史定位。实际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一方面是重新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关于社会主义模式多元化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则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形式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当时的正确认识并上升到理论的新高度。科学发展观则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指南。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历史而又科学地考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到其所依据的国情基础与时代特征。

(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