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江　曹　莹

摘要: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典籍翻译的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目前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力并不相称,所以在典籍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关照西方读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同时保留汉语的文化特质,不能忽视归化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典籍翻译的发起者应该注意典籍文本的选择,使典籍翻译系统化。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 典籍; 文化特质; 忠实

一、翻译目的论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一些翻译学者提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开辟了在跨文化背景下研究翻译的新视角。汉斯·弗米尔摆脱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目的论。他认为:翻译活动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人类行为活动,是有目的性的。

翻译目的论有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是目的原则。翻译应该根据译语环境和文化,按照译语读者所期待的方式进行。翻译活动的目决定翻译过程与策略。该目的由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向译者提出要求,并和译者协商决定。第二是连贯性原则。译文应该有可读性和接受性,做到语际连贯,和译语读者的交际情景一致,让译语读者容易接受理解。第三为忠实原则。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但忠实程度和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

克里斯蒂安·诺德系统地整理归纳了功能派的各种学术思想。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原则。忠诚是指译者在翻译互动行为中对参与各方所应负的责任,忠诚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译者有协调原作者、发起人与译语读者关系的责任。作为对目的论的补充,功能加忠诚法则,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负责,竭力协调好各方关系。目的论对翻译采取的是前瞻的态度,这样的译文在完成译语情景交际功能的同时,符合各参与方的意愿。

二、汉语典籍翻译的目的与文本类型

中国典籍积淀深厚的中华文化。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典籍是一种经过历史浓缩后带有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中庸之道,人情之美的价值取向和含蓄蕴籍的风格追求。同时,中国古典诗歌又从人际交往、民族心理、社会人生以及政治、思想、文学、教育等方面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随着更多外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兴趣的增加,典籍翻译,即把中国典籍翻译为外文,自然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

汉斯·弗米尔之后,“目的论”学者赖斯认为:为适应译文文本功能、新的交际环境和译文读者的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将自己放在译文读者的位置上,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赖斯指出:决定译者采用什么翻译方法的是文本类型;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的首要因素。所以要想拿出成功的翻译作品,必须首先正确分析文本类型。赖斯以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为基础,列举分析了以前各派翻译类型学的优缺点,从中吸取合理成分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类型学体系。对应于语言的描述功能、表达功能和感染功能,赖斯把翻译文本归纳为三大类:重内容的文本、重形式的文本和感染文本。

根据赖斯对文本的界定,汉语典籍应该归入重内容的文本。例如《论语》,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思想和学说精华的著作,在翻译此类作品时,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主要目的,译文应该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文内容,为读者提供信息;同时译文应该以目标语接受者为导向,译文的语言形式必须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这样才能让目标语读者读懂信息。赖斯认为非小说类作品可以定义为一种综合的而不是针对某一特殊领域的文本,它的突出特点是内容信息准确,语言通俗。因此,在正确传达信息的前提下,应采用适当的归化手段使译文比较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

三、“目的论”视阈下典籍翻译的策略

纵览中外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如马其顿的崛起,将希腊文明传递到从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等广大地区。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出现了明显式微,不仅“东学西渐”的规模和“西学东渐”无法相比,甚至传统上中华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也开始迫不急待地洗刷自己身上的中华文明色彩,追慕更时尚的欧美文化,林纾与辜鸿铭的归化翻译策略也是当时文化背景下无奈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20年,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已崛起为让世界瞩目的强大力量,但中国文化并未取得与政治、经济大国想对称的国际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出现了一个断裂带,中外文化,以及不同流派外国文化间的碰撞裂变,加上人为因素使得很多宝贵的文化传统和遗产湮灭、削减,重新恢复元气需要漫长的时间。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模式架构都是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发展而来,很多外国人,甚至一些中国人由于缺乏反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了解,片面认为中华文化已经过时。当代社会,文化的国际传播和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同等重要,而承载中华文明的汉语典籍的翻译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

典籍翻译的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译语的接受者是对中国了解不多的西方读者,这些译文保留汉语文化的特质是最基本的原则,关照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是译者必须关照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注重信息的传递而不是形式的忠实。目前,中国经济与文化对世界影响力不对称,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不断增多,但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兴趣的人数比例依然很小,所以典籍翻译策略应该以异化为主,适当归化,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从接受到喜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的两个基本策略。根据德国神学家兼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讲演《论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于1995年最先在翻译研究领域提出这两个翻译术语。他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认为,归化翻译策略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原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著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翻译策略则是“背离民族的压力,接受原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原语文化”。因此,异化具有原语文化取向,而归化具有译语文化取向。

“信”是典籍翻译的基本要求。所谓“信”就是“真”,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才谈得上美。中国人审美强调真善美,自然美,纯朴美。这些都与西方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在典籍的翻译中,首先强调的元叙事美,即必须从思想性和表达形式精选出为西方人所喜闻乐见的文本。然后是译语的流畅和自然。好的内容必须寓于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在翻译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如果传译的是韵文,是诗,那就要译出“味”,超乎意义,而进入意境范畴,进行跨文化研究和历史风俗的关照。

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典籍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不要用本土的语言文化价值压制原文的他性话语。当然绝对的“忠”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信”也不过是尽可能近似而已。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观察世界的方法和视角是不同的,这是各自不同历史进程,独特经历,以及语言文化上深层次的差异造成的。而翻译是要借语言作为载体传递信息。语言上的差异及译者对语言的驾御能力可能成为翻译中的障碍。解读的正确性是关键,所谓保持元叙事美就是把这项做到尽可能完善。例如翻译李清照原词的难题就在于它的意象美,意境美与修辞美,虚实相映,绘声绘色,不能传达这种元叙事美就是失真、不信、不美。

四、林纾与辜鸿铭的归化翻译策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林纾与辜鸿铭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中代表性人物,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两个人的译作都采用归化原则。虽然归化翻译原则造成部分误译与错译,但是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

林纾是近代翻译史上翻译量最大的翻译家。他翻译欧洲各国作品,其中以英国和法国的小说为最多。在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中,他译介的欧美各国小说、诗或戏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特别是改变了小说原本在中国文学中二三流的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梁启超所倡导的清末“小说界革命”。他几乎为每一部译作都撰写序跋,从他的序跋里,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忧国忧民、提倡向西方先进思想学习的翻译动机。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他翻译事业的起点,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鼓舞了他把翻译活动作为其中年以后生涯的主要事业。

归化意译是林纾采用的基本翻译策略。为了更好地表达作品思想和考虑到当时读者的接受水平,林纾的译作里经常出现任意删减或增补原文的意译方法。如塞万提斯的长篇巨著《堂吉诃德》第一部、林译本《魔侠传》则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九三年》,林纾译为《双雄义死录》,篇幅亦减少很多。林纾更关注故事情节的发展,原文一些冗长的景色和心理描写都被删去。他借助传统的文言小说、札记以及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大大增加了“林译小说”的可读性。

林纾除了翻译小说,还创作小说。他的创作热情同时也体现在他的翻译作品里。在狄更斯和欧文的译本里,我们会看到他对原文增补和润饰的地方。林纾的这些“有意识不忠实”原作的做法也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当时老百姓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清政府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他们充耳不闻天下事,所以他们对异质文化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作为中国近代的翻译先驱,林纾大胆地“拿来”外国作品,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

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因此“引用了非常著名欧洲作家的话,通过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来让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哲学。所以在他的译文中,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被他用西方人所熟悉的人名、地名所代替,甚至将某些概念生搬硬套西方的概念,如“季氏篇”之八中的“天命”被译为“the Laws of God”(上帝的律令),把“圣人”译为“holy men”(献身宗教之人)等。辜鸿铭译文的篇章结构形式采用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相互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辜鸿铭在翻译《中庸》时,除语言的西化外,还夹注一段西方哲人的话,以便读者对照理解。

辜鸿铭的翻译由于西化的语言特色而备受英语本族人的欢迎,这反映“归化法”在语言文字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汉英在语法结构上相差甚远,必须采取“归化”原则才能使译文通顺而易读。而且,在译文中使用一些具有独特的译入语文体色彩和传统意念的表达手段,读起来颇像原作者在用译入语写作一样。

中国儒家思想的视域本身就与西方人的观念视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且辜鸿铭生活在当时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中国,译者本身的视域中也存在着弘扬和提升民族文化的因素。要实现两种视域的融合,消除两种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陌生感,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努力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那么译者必须要对读者期待进行预测,这种预测也就是对读者当前视域和当下境况的了解和把握。辜鸿铭对西方读者当前视域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成长经历。辜鸿铭在欧洲留学的过程中对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有着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在国外的生活经历使他对西方人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言行表达方式及发展历史等方面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可以说他很清楚当时西方文化中的空白和危机。这些都为他在翻译《论语》中寻找能为西方读者接受的恰当的翻译方法提供了一个较为透彻的译语读者的当前视域。在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中可以找到很多独具匠心的译法,其中有些与原文大相径庭,但却最为西方人所接受,许多西方人通过读辜译始知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然而也正因为辜译常“偏离”原文使其被部分批评家斥为不“信”。辜译对原文的“偏离”虽“貌离 ”,然“神合”。中西语言文化之间诚然存有诸多差异,但亦有许多共性可供译者利用。典籍翻译最重要的主旨就在于对译语读者产生共鸣,有所启示,译者无须拘泥于形式和细枝末节上的差异。异化翻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往往很难激起西方读者相同的心灵感受,西方读者也就很难在心中与源语文本作者产生共鸣。辜鸿铭采用了后一种翻译方法,即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的艺术进行了再创造,这也是依据当时国情所做出的理智而积极的选择。

结语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的目的应该由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向译者提出要求,并和译者协商决定。典籍翻译的目的是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经典著作,让异域文化的人们了解中华文明,而不是国内翻译者与读者间的互动,所以典籍翻译不应该依据译者的喜好零零散散,而是应该遵循一个体系,选择合适的翻译文本。翻译过程中也不必拘泥于强调中华文化的优越性而全盘异化。适当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关照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这样的译文会增加读者的兴趣,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参考文献:

[1].CHRISTIANE NORD.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张美芳、王克非 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41。

[2].陈亚君.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视界融合[J].江汉大学学报,2008(6)。

[3].任慧芳.赖斯文本类型学的翻译策略导向:归化还是异化[J].社科纵横,2008(12)。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徐珺、霍跃红. 典籍英译:文化翻译观下的异化策略与中国英语[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7)。

[6].叶玲、唐述宗.从目的论角度解析严复和林纾的翻译策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