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志伟

摘要:本文通过对贺岁功夫电影《叶问》的分析,指出早期的安逸生活与日军侵华后佛山动荡的社会环境、围绕在叶问身边的人物关系等复杂的环境因素造就了他小人物英雄的典型性格,指出叶问这个小人物英雄形象是怎样一步步完善起来的。

关键词:叶问;小人物英雄;人物关系;细节

由叶伟信执导,甄子丹、任达华等众多明星加盟的贺岁功夫片《叶问》后不久票房就轻松突破一亿元大关,有评论认为《叶问》是贺岁档期间最受好评的一部作品,是一部“最感人”、“最绝配”的功夫电影,“这是近十年来中国最好的一部功夫片,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部影片。”(一位观众的评价)。人民网称《叶问》“是一部真正的大片”。而在香港,更有影评人认为“《叶问》是08年最优秀的电影”。称赞之余,批评之声也不断出现,如“悬念太少是《叶问》最大的败笔”,有评论更尖锐指出《叶问》是“抗日武打宗师的缩水模仿秀”。[1]

那么,《叶问》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笔者认为,电影《叶问》刻画了一个小人物英雄的悲剧史诗,他不同于黄飞鸿、霍元甲,他是一个小人物,在民族危亡之时不自觉地成为了英雄。电影借助于独特的环境描写、叶问与其他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展现、独具个性的细节刻画等多种手段较为成功的塑造出了一代武术宗师的生活片段。

1、 剧烈变动的自然环境

叶问与黄飞鸿、霍元甲的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性格也很不相同。据史料记载,黄飞鸿家境贫寒,小时候以沿街卖艺为生,有多年闯荡江湖的丰富经历,曾先后被提督吴全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聘为军中技击教练,与官府交往密切,黄飞鸿还善于舞狮,有广州狮王之称。他和官府中人、江湖人士甚至洋人都有一定的接触,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徐克可以将黄飞鸿塑造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形象,可以让他有机会与黑旗军将领并肩站立,遥望苍茫大海上的外国军舰从而发出江山败落民族危亡的感叹,甚至可以让他成为国父孙中山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面对外敌入侵,他是一个大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英雄。而霍元甲也曾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击败西洋大力士,并创办过“精武体育会”,提出过精武救国的主张。而相比之下,叶问的生活环境则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安逸到国破家亡的变化,他的生活经历也相对简单,日军入侵之前,他的生活环境的主要特点是安逸,此时他家境富足,衣食无忧,有老婆孩子,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豪宅,对这一切他很知足。他希望过这种平凡安逸的普通小人物生活,很少有机会考虑国家发展、民族生存的问题。练武、会友、照顾妻儿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

日军入侵之后,他生活环境的主要特点是战争,是日军全面侵华背景下人民的亡国奴生活,叶问也由一个衣食无忧的少爷变成了没有生活来源、生存都成问题的贫民,这又与霍元甲、黄飞鸿甚至陈真不同,他们生活于清末民国之初,当时虽然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毕竟那是和平时期,处于和平时期的黄飞鸿、霍元甲有时间思考如何救国,思考国家民族尊严问题,不用为自己生存的问题犯愁。在日军全面侵华的战争时期,生存成了第一位的大问题,电影中所有人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所有人都冲叶问吼,李钊声嘶力竭地说我要生活啊,不给日本人当翻译生活怎么办?金山找质问叶问有没有尝过没饭吃的滋味,饥民看到叶问当东西换来的粮食伸出渴求的手求助,一向极爱面子的廖师傅为了得到日军赏赐的一袋白米而甘愿与日本人比武,叶问和所有普通中国平民一样,迫于生活压力出去挖煤以求养家糊口。在战争环境下,叶问迷茫、无助,为了生存他更加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上身,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好家人,保护好朋友,因此当武痴林想着比武赢日本人的白米的时侯叶问劝他不要去冒险。对国家、民族命运他也迷茫、困惑,感到无能为力,但他无力改变,他只能尽量地保护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1935年到1937年日军侵华佛山沦陷前,叶问生活的环境主要是他家那座富丽堂皇的豪宅,红色大门,暗花地板,名贵木制桌椅,宽敞明亮的大厅加上装饰典雅的室内环境,还有他开头练功用的铁桩。他的身份是少爷,从影片开头廖师傅来找他比武叶问吃饭的场景看,叶家至少有三个以上的仆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叶问衣食无忧,喝茶、吃饭、练功夫,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安逸环境中生活的他心态平和、谦恭礼让,不争强斗狠,不用开武馆赚钱,没机会也不愿意接触江湖上的是是非非,即使遇到像金山找这样的故意找茬者和廖师傅这样想比试武功者,也只愿意闭门磋商,在自己家里解决。安逸的生活让叶问乐于过他的小人物生活。

但1937年,日军侵华,佛山沦陷,昔日繁华的城市满目疮痍,叶家大宅成为日军总部,叶问被迫带着妻儿移居废屋,一家生活艰苦。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生活环境有:

破旧的废屋——破木桌椅,生火做饭用的破灶台,生病的妻子。生活的窘迫让他不得不出外找工作养家,于是他来到了煤场,他的第二个主要生活环境——这里四处煤灰,人们满脸尘土,他成了一个做苦役拉煤的工人。为了帮助朋友周清泉摆脱强盗金山找的威胁他来到振华棉花厂,看到了在日军奴役和强盗抢劫下普通工人艰辛的生活,为了保护他们免受金山找一伙强盗的威胁,他接受周清泉的邀请,教工人以自卫,他开始走出自己的小家,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为了寻找好友武痴林他甚至来到了戒备森严牢笼一般的打斗场,拳打十人的情节让人震撼,标志着小人物叶问开始成为英雄,这种转变不是叶问自愿的,是家仇国恨逼迫的,而最终的擂台比武痛打三蒲使他似乎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民族英雄,但是这个英雄只是那一瞬间存在,面对台下中国民众的欢呼叶问迷茫的眼神,以及打死三蒲后那刺耳的枪声、叶问趔趄一下摔倒台下的慢镜头,让英雄再一次回归了小人物行列,面对日军的侵略他显得那样的渺小、无助而又悲壮,小人物英雄叶问无力回天,改变不了当时社会的现状。总之,在战争环境的逼迫下,小人物叶问变成了英雄,变成了一个无力撑起民族命运的小人物英雄。

当然,除了自然环境以外,文化环境也是造成叶问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儒家的仁、武德以及推己及人,道家的清净无为,这些文化环境对叶问谦恭礼让、平和淡然性格的形成也有较深的影响,对此本文不再深入探讨。

2、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人物关系影片除了主要人物叶问之外,还塑造了一系列次要人物形象,次要人物对一部电影来说并非可有可无,次要人物“并不是消极地作为构成主人公生活环境的点缀,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情节的运动(或情节的网络)中去,或者从多方面烘托出主人公生活环境的时代特征,或者从某一侧面开掘下去,揭示出某种生活的本质意义来。”[2]影片中围绕叶问塑造了如下几种类型的次要人物:

第一,比武挑战者形象。这又有许多小的类型,不同类型的人物叶问对待的方式也不同。比如廖师傅,他开了一家武馆,找叶问来比武切磋,虽然是来找他比武的,但是廖师傅性格谦和,只是为了单纯的比武会友,与叶问彼此还可以聊天,甚至一桌吃饭,这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老实人,与他比武只是切磋,所以叶问将他打倒后还把他扶起来,彼此成了武友。

金山找则是主动找茬型的挑战者,从山东来到佛山,他带着一帮人四处惹事生非,他没有武德,在武馆街四处踢馆,名为比武,实则为了自己能在佛山扬名,在他眼里,佛山乃至全中国就他武功第一,猖狂、盲目自大是金山找的典型特点,他甚至找到叶问家,当面侮辱他,对此类人叶问先是忍让,忍无可忍时则出手痛打,但也只是将他打趴下、打服而已,对金山找,叶问只是教训他们一下,彼此之间并非敌我矛盾。

与三蒲将军及其众日本武士的比武则又不同,三蒲是侵略者兼比武挑战者。与他比武之前,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在佛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枪杀叶问好友武痴林和廖师傅的凶手,是逼他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战争罪犯,是逼中国普通百姓无生路可走的侵略者,叶问与三蒲之间是不共戴天的民族矛盾。对这类逼自己出手的挑战者,叶问则毫不留情,一顿雨点般的乱拳将之痛快淋漓地打死。

从对不同挑战者的比武态度中,人们可以看到叶问性格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是这些挑战者造就了他的小人物英雄形象。

第二,与李钊的交往。叶问对李钊的认识经历了从开始的不屑一顾到痛恨,再从痛恨到感激的过程。这其中同样可以看到叶问性格的成长、成熟。早期与李钊交往时,叶问的态度是不屑一顾,在沙胆源与廖师傅因为闭门比武事件发生争斗的情节中,李钊用左轮手枪指着叶问,叶问握住对方手枪,并以其大拇指的力量,直压左轮手枪的转轮,竟然把左轮手枪枪芯压曲,使其不能发射。这一细节显示了叶问对他的轻视。日军入侵后,李钊做了日军的翻译,经历了武痴林因比武惨死、廖师傅被枪杀于比武场等事件,叶问对他的偏见更甚,骂他是走狗,还打了他一耳光,这遭到李钊强烈的抗议,李钊歇斯底里、极其痛苦地澄清说自己只是一个翻译,不是走狗。这时候叶问对李钊的态度是鄙视、憎恨。再之后,因为不愿与三蒲比武,日军步步紧逼,唯一赖以生存的破屋被日军发现,在面临无家可去的绝境时,李钊不顾危险冒死将叶问一家藏在自己家中,这让叶问有机会接触到李钊的家人:一个柔弱的妹妹、一个残疾的哥哥,还有一个老母亲,叶问由此认识到李钊当翻译,并非为日本人当走狗,而是为了挣钱养活家人,他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看着李钊经常被日本人打得遍体鳞伤,却仍然尽力保护他们,叶问对他的态度由痛恨转变为感激,李钊这个次要人物形象挖掘出了当时生活的某一方面的本质意义:即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这也是当时很多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对李钊态度的变化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叶问的性格逐步走向成熟。

第三,家人、朋友。叶问是一个比较重视家庭的人,他爱自己的妻子,珍视幸福的家庭,但开始,他对他们关心不够,有时候忽视妻儿的感受。最典型的是叶问与武痴林比武,儿子让他看画的细节。知道自己的疏忽之后,他有意进行了弥补:陪妻儿逛街、看儿子画画、与孩子们捉迷藏、与妻子一块陪儿子荡秋千等等。生活使叶问变成了一个关心妻儿的好丈夫、好父亲。

对朋友武痴林、周清泉,则是朋友有难毅然出手相助,这说明叶问是一个值得交往的真朋友。“在艺术创作中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围绕着主人公,而且是驱使他行动的力量。”[3]围绕在叶问身边的好朋友武痴林、周清泉、李钊及其家人永成、儿子叶准以及众多类型的挑战者构成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社会环境,促使叶问逐渐走出小家,由小人物变成了英雄。

总之,电影《叶问》刻画了一个小人物英雄的悲剧史诗,这个小人物有血有肉,他不是霍元甲、黄飞鸿那样的大英雄,而有点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邻家男孩:有情有义,重情爱家。甄子丹塑造的叶问有点像成龙塑造的“人间小子”,“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新鲜而且宝贵的人间气息,人性风貌。”[4]只不过,和成龙不同的是,叶问少了些幽默,多了些忧郁,他是一个生活在人们身边的小人物英雄。

参考文献:

[1]散见搜狐、中国新闻网等网上评论。

[2]汪流(主编),王迪、黄式宪、刘一兵、柳城:《电影剧作概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144页。

[3]汪流.《电影编剧学》,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132页。

[4]陈墨.《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