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峰

黎峰陕西省作协会员，曾发表小说多篇，现供职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办公室。

那一年的洪水暧昧不明。雨水是突如其来的。部队驻地多年未曾见过如此滂沱的大雨。连日连夜的雨水浇灌着营区，训练场上汪满了水洼。我们是步兵团队。我们的训练场是没打混凝土的土坝子，就是电影里演的那种尘土飞扬、硝烟弥漫的“沙场”。到后来，训练场成了泥浆地，上面让我们停止了训练。

最初，我们是欣喜的。我们不用训练了!我们不必为洗澡发愁了!

其实我们并不厌恶训练，只是厌恶训练完了一身泥、一身汗，却只能端一脸盆水擦洗身子的局促。部队有艰苦奋斗的传统，营房股每天只供三次水，我们还不太习惯节约用水的生活。但有位团领导说，兵不能闲着，一闲着，说不定就给你鼓捣出个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来。事实上也是，我们两天没训练就觉得身体有什么东西在发痒。有一股跟哗啦啦的雨水世界极不相称的燥热等待着被发泄。

我们被派去团大礼堂练瞄靶。团礼堂没有地方电影院中的那些井然安设的翻板椅。大礼堂就不是为放电影用的。放电影是在礼堂广场。夏天穿短袖。冬天穿棉大衣，看电影也有野外生存的气息。礼堂多数时候是用来召开有地方领导和上级首长参加的大会。我们自带小板凳去参加。“准备放凳子——放!”的口令回音缭绕，后面是整齐而干脆的凳子落地声，一种气势的恢宏。大家都喜欢听那一声整齐的脆响和这种令行禁止的气氛。

大礼堂空空荡荡，我们拥进去，排成若干列，瞄贴在主席台前下沿的半身胸靶。赤日炎炎、清风扑面的训练生活轻易地被改变。礼堂成了我们的猫耳洞。我们的训练纯属静中取闹的场面。再练下去，也许，能打10环的只能打出七八环。我们渴望户外训练。但是雨水并没有停下来的势头。电视、广播、报纸高频率地使用和重复一个词：“普降暴雨”。这个词让我们想到了家中的受灾受难的父母，我们希望这雨快些停下来。同时，我们又在心中暗藏了邪恶的念头，我们愿意这雨继续下去，像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雨水配合着我们不便言说的愿望。暴雨成灾随之而来。电视画面上已经有兄弟部队抗洪抢险的画面。那些陌生的战友只留给我们模糊不清的身影。我们看不见他们的神情，但是他们奔跑的脚步，撅着屁股挖土的姿势，透出谁都能看出来的激动和亢奋。我们觉得他们在显摆，在造作，觉得他们太小儿科，激动什么呀，不就是抗个洪吗，真没经过大场面!我们不肯承认我们有嫉妒的心理。我们觉得，要是换成我们，会比他们更多一份从容和平静，我们决不会像他们那样喊出“视人民为父母”、“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生命”这类太大而化之的口号。我们也有些不相信报纸上那些谁谁带病上了抗洪一线，谁谁在大堤上累得中暑晕倒的报道。我们想，这些报道真是败坏我军威武之师的形象：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病了、就晕倒了?还是平时训练不咋的，没把身体练好嘛!这样的人、这样的连和团要他们上去抗什么洪!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觉得该我们上，我们是响当当的步兵团，几任中央军委主席都莅临视察过!要是派我们团上去，不要说二百年不遇的洪水，就是几千年不遇的大洪水，又能怎么样?治大国如烹小鲜嘛!我们团，响当当的红军第一团!

我们用语言和文字的暴力威胁着我们的领导。我们碰见连长指导员就问他们，我们什么时候上呀?客气探询的口气里装着不满和肯定。我们还无一例外地写了决心书、请战书。真的是些陈词滥调。但我们赋予了这些陈词滥调鲜活的生命，那里面装了我们满盈盈的牺牲渴望。我们问排长，问连长，决心书交上去了吗?为什么还不把我们的决心书交上去!我们怀疑是连队干部或是团里的干部没有把我们的决心理解透。有人写了血书，以青春的蛮勇，请求投入抗洪大军的激流。

我们不知道团领导是否认为我们幼稚。长时间地不置可否让我们心灰意冷。接到出动的命令，我们还以为是在梦境。我们说出了粗话，别他妈逗了!全军上下都出动了，现在还要我们去抗什么洪!

“给我正经起来，关键时刻用我，急难险重用我!我们红军团是一般的部队吗?小打小闹用我们干什么?现在才是我们上的时候!”指导员对一帮油腔滑调的老兵板着脸嚷了几句，确切无疑地是我们要上了。

出发是在清晨。车队前面有警车开道。交警在路边拦住了无数的行人和车流。我们沉醉在路人的眼光里。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时候雨已经没有先前的张狂，天甚至有晴起来的苗头。

我们站在车上，不由自主地收起了脸上的嘻笑，保持着肃穆的悲壮。是庞大的车队和路边行人的目光成就了我们英雄的荣光，我们想到了牺牲，想到了万人空巷为我们送葬。我们在车上神情激昂，军歌声不经意间响起，一个人刚起了个头，全车的人都拉开嗓门唱了起来，我们从未把军歌唱得如此激越高昂、荡气回肠。我相信这是我们一生唱得最好、最投入的歌。

涛似连山来，扬波喷云雷。洪区的情况真的很危急，滚滚的浊浪扑打着岸堤，不时有水漫上来。大堤随时都可能溃烂、倒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堤加高，在大堤外侧垒几层沙袋，再在外沿修一条防护堤，加固大坝。

时间短，任务重，责任大，这些总结性的、公文性的文字来自于眼前的现实，再没有人认为那是在玩文字游戏。地方领导在介绍情况时，脸上写满了危急的忧虑，团领导在动员时，也多了些严肃。显然，他们低估了我们的战斗力。两天两夜之后，我们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所有的人都是吃惊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好像也没有干多少活，不过就是扛了千百次沙袋。也并没有人累得晕倒在大堤上。我们怀疑前段时间电视新闻的真实性。那上面说，有一个连队的战士经过30多个小时地连续抢险，完成任务后，战士们累得睡倒在大堤上。而我们，是两天两夜地连续作战，近50个小时地不吃不喝!

我们撤离了大堤，只留了一个连队巡堤查险。其余的人进了城，住在市区的师范学校里，离大堤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这是城市的腹地。师范学校的宿舍是五层的小楼。我们住在上三层。窗外是繁华的街市，老百姓过着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生活，连月的暴雨，即成的洪灾离他们模糊而遥远。解放军的远道而来，卸了他们心中本不沉重和隐约的负担。他们生活着，营造城市歌舞升平的景象，姑娘们穿着她们应该穿的，而在我们看来很暴露、很什么感的夏装。城市的灯光把她们推进了我们的视野。经常地，有三五成群的姑娘叽喳着在我们的楼下盘旋。我们都能看出来，在她们的内心，也盼望着和解放军的亲切了解。高瞻远瞩的团领导怕青春期的我们惹出些风花雪月的麻烦，当即指示成立了临时的纠察队，严密把守着师范学校的大门。城市是危险的，姑娘们是危险的，我们也是危险的。我们长年住在叫做营区，其实是荒郊野外的地方。而且，是和一群同样浑身冒着臭汗，同样鼻子、眼睛、身体器官的兄弟，

没有女性的存在。我们以往的探亲、休假、外出，也碰到过同龄的异性，可是，她们的眼神是高傲和冷漠的，常常让我们自惭形秽。而现在，近在咫尺的城市，对我们心里崇拜、又穿得那么“那个”的姑娘们，由不得我们有一些想犯错误的念头。

我们不可能去犯明知道是错误的错误。但是，我们又禁不住要趴在窗台上去看下面的世界。我们也觉得这很不好，很不洁净，很不符合我们军人崇高的身份和部队良好的教育。我们渴望撤离，回到部队，回到营房里去。说到底，我们军人是不能住到城市里的，城市和营区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军人，只能是城市的过客。

雨已经很少下了，洪水虽然已涨到我们抢筑的堤上，但并没有继续上涨的趋势。我们渴望着撤离。我们想洪水要么现在就退下去，要么继续涨起来。我们受不了只打雷不下雨似地汛情通报。通报一个接一个，一次比一次说得严峻，但是，我们却再没有接到出动的命令。我们撤离大堤已经十天了。我们的抗洪，就是垒了两天两夜的沙袋。然后，一切与我们无关似的，我们成了吃闲饭的人。部队是带了粮食、带了伙食费过来的。可是，每天上午八点钟，地方的慰问车队就开过来了。车厢前板是一块偌大的木牌，黄漆写就的“慰问亲人解放军”七个大字耀人眼目。相信一路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开初，这样的车队开过来，我们是愉悦的，说明我们是被尊重了，是用劳动换到别人的承认了。我们排着两列，哗哗地鼓着手掌，脸上是幸福的红润和劳有所得的满足之情。我们想更高兴的是团领导和连队干部们，这省下了多少伙食费呀，省下的钱，富了连队和团里的家底，以后买点健身器材、学习书籍，甚至是盖家属楼什么的，都不用发愁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在这儿停这么久，我们也没想到天天有人送菜送肉上来。据说我们进驻的这个市政府有明文规定，要求本市所有的各部局机关，各大公司、大企业，轮流送菜慰问部队，而且每次不得少于八百元的标准。几天下来，市里送的矿泉水，送的鸡蛋、咸鸭蛋整整堆满了两间教室。还有些自发的民间团体也送来了肉和菜。我们感觉到受之有愧，我们只劳动了两天两夜呀，凭什么收他们这些东西?车队招摇着一路开过来，让普通老百姓心里怎么想我们部队呀?难道我们住在这儿不走，就是等着他们来慰问，来吃免费的饭菜吗?

团里面不再积极地接慰问车队了，主动地去拒绝。事实明摆着，我们抗洪，是党中央、是中央军委派来的，我们该花我们的伙食费，吃我们自己的饭菜，地方送了菜、肉呀，我们就得按价给钱。而我们平时在营区哪能这么大鱼大肉地吃呀，一按价给钱，连队的伙食费就得超支。

我们不再接受地方的慰问，伙食标准反倒比在营区还降低了档次。据说是因为上面要求把地方以前送的菜折成钱，补给地方，这样，每个连队的银根都紧缩，不得不从现在开始从我们口里抠些出来。

师范学校的大门是紧锁着的，但我们年轻骚动的心究竟能锁多久?团里的纠察队加大了执法的力度，各连、各班排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地缩小。团首长和机关各部处的参谋干事们都住在一楼，任何人的进出看得一清二楚，纠察队履行职责哪敢半点马虎?自然，也没人敢往枪口上撞。每个排三十来号人便住在一间教室里。我们把课桌并起来当床板，再把凳子摞起来，堆在后面，直至墙顶。这就是我们活动的空间。团里安排各连进行政治教育和学唱革命歌曲。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呆在房间里。课桌里有学生们来不及带走的书、童话故事和音乐美术之类的小册子。我们看书，也想象书的主人。可以肯定的是，书的主人是女生。因为这是师范学校，是从初中毕业考上来的，十六七岁，这让我们想到了我们的妹妹。我们摒绝了所有不洁的念头，一心一意地看书。我们又害怕我们的汗手弄脏了书籍，很是小心翼翼。但到后来书都成了油饼一样的东西，翻卷而油腻——书太少了。

连队发了扑克牌，我们都打双抠。从“2”打到“A”，戴了无数次帽子。扑克牌是四个人打的，不能全部配对，总有三个人要作出牺牲。开初是排队，后来却有玩腻的人心甘情愿地要退出来。退出来也没有人要主动地递补上去。磨磨叽叽好半天，终于凑齐了四个人，打完一圈也就该吃饭了。吃过饭时间还长着呢，天总黑不下来，黑下来，城市的灯光又亮了起来，外面人声鼎沸，吵得我们睡不着觉。

说是还有最后两次洪峰，洪峰一过就该走了。洪峰的到来却是近期。近期是个模糊遥远的概念。过了几天，洪峰还是没来，我们不知还要等多久。我们天天拎着工具打扫校园。地面上的土扫掉了两层，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我们想着要全面、正规地收拾校园。我们把学校的花台和垃圾堆按照我们的意愿，修成直线和方块的形状。我们又觉得这样也不好，师范学校就是师范学校，它不应该充满部队的气息，我们还是把花台按原来的样子修好。

责任编辑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