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元明　郝　奇

史元明复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

郝奇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以农村、乡土为题材的小说，在我国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常见的母题。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不同时代的此类小说有着其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深深的时代痕迹。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用五四以来的批判、启蒙思想写出了农村的破败、凋敝和麻木；20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的赵树理以及建国后的柳青歌颂了农村的乐观、向上、拼搏的新面貌，尽管这带有些盲目乐观情绪；改革开放后高晓声等一批作家描写了农村在发展中的坎坷与挫折i近些年来贾平凹等作家，则勾勒出乡土社会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的困惑和无奈，以及人性的迷失与彷徨。

《延河》2009年第3期刊登的小说《黑土》正是延续着中国乡土小说发展第四阶段的脉络，以一个盛产原煤的乡村为背景，反映了现今某些农村地区赤裸裸乃至血淋淋的现实。

小说一开始以王大狗的未婚妻移情别恋来展示这荒诞的现实。实际上未婚妻蓉儿是自愿被姐夫占有的，而这也与爱情无关，只是出于少女对金钱的爱慕。在这里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纯美消失了，人与人之间淳朴的道德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赤裸裸的金钱崇拜，以及比工业社会更冷酷的人情，传统的乡村社会在强大的物质主义面前，旧有的道德被冲得七零八落。而受了侮辱的王大狗得到的只是塞到手中的钞票，和每月增加的500块钱工资。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在那种封闭的近乎原始的环境中还具有了这样的可能，依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这适合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如《三三》、《静》、《长河》。

到了批判民族性的大师鲁迅这里，他的笔下还有描写农村温情、朴实的作品如《社戏》，从阿发、六一公公身上我们能看到乡土社会美好的一面。甚至在《故乡》中对闰土的麻木也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朦胧中尚存对未来的寄托。高晓声看到了李顺大严重的弱点，但也还有着温暖的色调。

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加剧，农村也被迫参与了全球化的分工。有劳力的人进城打工，有资源的地方出卖资源。所以严格意义上真正封闭的乡土社会几乎不存在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追逐金钱、利益的漩涡。但由于乡村没有接受过工业文明的洗礼，因此在传统价值被破坏后，手段变得更加野蛮，不顾道德的约束，因此比城市更加狰狞，更加令人厌恶。

所以在这篇小说中看不到任何的亮色，也看不到希望，只有压抑与彻底的绝望。就连与王大狗相爱的另一个蓉儿也是官员包养的情妇。而王大狗为了生活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继续为占有他初恋情人的钱大堆服务。钱大堆也似乎没有任何愧疚的意思，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金钱成为了上帝，主宰着这里的一切。在县城钱大堆为了无证煤矿而疏通关系，司机王大狗因违反交通规则要被罚款，此时“钱大堆侧着身子，指着交警说，谁叫你在这罚款呢?”一副凌驾于执法者之上的样子。他的一通电话可以撤销处罚决定，甚至他可以“一巴掌把交警的大檐帽扇掉在地上，并踩上一脚”，而交警队领导还要给他陪上笑脸。这一幕颠倒黑白的场景，让人想到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人们对金钱的疯狂占有和人性的严重扭曲，以及公权力对私人资本的膜拜。腐败的县城与肮脏的乡村构成了一对共生体，乡村为城市提供着资源和腐败的土壤，而城市的腐败又为乡村中的恶行撑起了权力的保护伞，他们相互作用侵蚀着传统乡土社会的根基，最后使得乡村比城市更加堕落。

接下来在整顿无证小煤矿的运动中，钱大堆的心理活动是“不行，不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缴械投降。我钱大堆摞谷捆样撂出去的钱不是白撂的，就是让它当敲门砖的，就是让它当顶门柱的，就是让它替我消灾解难、平息燃眉之急的。”这一段描写活脱脱暴露了一个暴发户的嘴脸，一个金钱万能论的信徒。作者无情地痛斥这个金钱主宰一切、腐蚀一切也创造一切的无耻的时代。

接下来县里的地毯式排查表面轰轰烈烈，“由各级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组成的检查团，乘坐三辆丰田面包，由交警队的‘霸道警车开路”，“拉井架，填井筒，拆除厂房，遣返外工”。但结果只是查封了早已不出煤的废矿。当检查团向钱大堆的煤矿进发，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吼道：“老子就是无证小煤窑，就干了，就开采了，谁敢把我怎么样?”并叫来了打手田抓钩，准备以死相搏。但最后结局却是峰回路转，一通电话检查团掉头而走。县里精心布置的排查最终演变成荒诞的闹剧，正义的行为成了领导敛财的工具。

然而没隔多久由于风波平息，钱大堆违反承诺，不给田抓钩治母亲病的钱。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命运就像大海中的小舟根本无力掌握自己的方向。在他绝望无助的时候，王大狗和蓉儿替他支付了母亲的医药费，条件是把前几天死在矿上的哑巴老头挖了出来，并上县城告状。

至此我们才明白，钱大堆不仅以次充好、官商勾结还有着草菅人命的斑斑劣迹。在他的煤矿里有着许多屈死的冤魂。“哑巴小老头的尸体，黑不溜秋着木乃伊样纹丝不动地躺在地上。一个大活人，一个带着鲜活的生命来到这个世上的大活人，说死就死了，说埋就埋了，说刨出来就刨出来了，跟条狗样。他由此联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和处境。”一个人在煤矿里只是矿主挣钱的工具，他们的生存和死亡基本于外界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物化了的工具，是活着的机器。在这个产煤乡村，人们对此已经漠然了、习惯了，仿佛他们原本就是随风而逝的煤渣。就连田抓钩在掩埋他们的时候也没有一丝道德的不安，在他挖出尸体时，也是一种兔死狐悲式的伤感和与自己命运相似地比照。真正驱动他做这件事的动机是背后利益的交换。事实上，在一连串复杂的交换背后，你其实可以真正强烈地感受到悲凉外表之内的中国乡村社会又一次巨大的转型与变迁。这就是在工业化文明面前，传统乡土社会几乎是被连拉带拽地裹挟进这次社会转型的洪流。旧有温情的面纱在强势的文明面前很快就被撕得粉碎，农民中的愚昧、落后、自私等负面因素在这场社会化运动中暴露无遗，而其正直、善良等正面因素难觅踪影。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但它确实发生在目前我们的社会中。

最后由于田抓钩在县城舞台上的背尸表演，使得钱大堆锒铛入狱。下令抓捕他的正是他在县城的保护伞。这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倒像是一幕黑吃黑的精心盘算。梅老虎弄垮了他的竞争对手，但在他的煤矿下掩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个蓉儿能从梅老虎那得到他的承诺吗?联想到钱大堆的行为，前景似乎不那么乐观。

如果说在鲁迅《故乡》中，作者主要将农村的麻木和破败指向了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的压迫。高晓声《李顺大造物》将李顺大命运的悲剧归咎于其自身的弱点和之前国家路线的错误。那么这篇小说主要将现在农村的残酷现实和人异化的原因，直指新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我们无可奈何地承认废名笔下纯美、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正在急速地消失，至此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最后的挽歌已经奏响。这篇小说延续我国乡土小说第四次创作的浪潮，把一个丑恶的现实展示出来，真实而令人心寒，这理应得到社会和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责任编辑常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