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靖

摘要：两性关系遭际给鲁迅、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带来了深隐的影响。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对女性的社会关怀为关注。在对女性的精神依附性进行批判的同时呼唤女性社会人格的独立和强大，其中隐含着封建包办婚姻的教训和痛苦：而幸福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则使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女性的世俗幸福为关注，致力于建立“女性本位”的伦理新秩序，使女性得到“性”的权利和科学常识的陶冶，从而充分享受为人妻母的自然角色的幸福。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两性关系女性解放思想

关于女性的解放，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对于许多问题的观点都一致。不过仔细考察，他们在思考女性解放问题时的视角，其关注和兴趣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笔者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两性关系的遭际对他们的女性解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隐的影响。

众所周知，鲁迅的感情和婚姻生活是极为不幸的。1906年9月，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服从了母亲的意愿和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朱安结了婚，这给鲁迅带来了一生的伤害。1919年的一天，当鲁迅读到一位少年所写的抨击封建包办婚姻的散文《爱情》后联想到自己的婚姻悲剧，深有感触：“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可以说，大半生婚姻的不幸是鲁迅进行社会批判、思想批判的内在动因。而当鲁迅在承受着旧的婚姻制度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的同时，在朱安的命运中，他也看到了社会给女性造成的更深的伤害，那就是精神的和生存的依附性。朱安虽然一生拥有鲁迅夫人的名声，但却是个虚名。她曾经向别人抱怨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这句话揭示出了他们夫妻“无爱的婚姻”的实情。然而偏偏朱安却又分外恪守“妇道”，认定自己“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她曾自比一只蜗牛，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再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然而两人的天壤之别岂是容易填平的，结果还是“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在周家做了一世“蜗牛”的朱安，终也没有走进鲁迅的心。

毋庸质疑，这样的两性关系的体验势必会对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产生影响，形成其女性解放思想的独特视角和关注，即：以对女性的社会层面的存在为关注，强调女性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独立和强大。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批判女性的精神依附性，呼唤女性社会人格的独立与强大。在鲁迅有关女性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对于女性精神依附性的批判是其挖掘最深的主题，而《伤逝》尤为深刻，因为悲剧的女主角子君是一位娜拉式的“新女性”。然而这位曾经勇敢地叫出“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新女性，由于她的反抗的勇气只是止于争取婚姻的自主，其内心深处对自我的期许和一般传统女子无二，即：做一个男人身边的好主妇。于是，和涓生同居之后的子君，很快就投入和沉溺到主妇的角色之中，这逐渐使两人之间有了隔膜。而当更大的生活压力袭来的时候，由于子君的人生没有更多的追求和支撑而只系于和涓生的爱，因此也缺少应对社会压力的力量和勇气。于是，在涓生的眼中，曾经“无畏”的子君现在成为“怯弱”，她再也无法给同在社会的压力下挣扎的涓生以鼓励和勇气，并终于成为累赘，遭到被抛弃的命运。

《伤逝》里有着鲁迅的痛苦的婚姻体验在里面，那就是与一个只有愚钝的“妻性”，却与之毫无灵魂交流的女子必须厮守在一起的痛苦。据载，有一次鲁迅说到日本的一种点心很好吃，朱安就自作聪明地说，是的，我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别说绍兴，就连北京都没有，她怎么能吃过呢?想讨好又弄巧成拙，面对朱安精神世界的寒陋，鲁迅已经不愿意花心思去体谅她的曲意迎合了。而在《伤逝》中，面对着精神世界日渐贫乏的子君，涓生也是由怜悯终至厌烦：“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厌烦乃至鄙夷情绪想必也有着鲁迅平日对于朱安的感受在里面。“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甚至“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朱安既没有离去，更没有死，她活得比鲁迅还要长久。1923年夏，当鲁迅和周作人绝交搬出八道湾的时候，他曾经希望朱安回到绍兴娘家，其实是经历了兄弟失和之痛的鲁迅希望朱安这次能够离开他，放他精神上的一条生路。然而朱安说：“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做稳了奴隶”是中国许多女性的人生期望。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活的“样板”，不得不让鲁迅疑心中国女性与传统思想的决裂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得不使他对于所谓的“新女性”也持怀疑态度：是不是她们的思想里还是住着传统的旧鬼。——否则，还会重复旧式女人的命运。《伤逝》正是鲁迅怀着对于中国女性的深沉的关怀，创作给她们看的一篇小说，他告诉她们：如果女性在精神上不能够独立和强大以应对社会的压力，如果在思想深处还是一个“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的旧式女子，那么即使赢得过一个男子的爱情，结局也还是可能被抛弃。因为要在这个黑暗、残缺、野蛮、不义的社会中生存，只有爱是不够的。还需要两个人“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孤身奋往的了”。因此女性不能够只具备“妻性”，她也要成为一个“战士”，一个人格的强大者，才能够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牢靠的幸福。

与批判女性的精神依附性的同时，鲁迅鼓励女性与社会相抗争的勇气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栲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与此相关，鲁迅对于传统的以弱为美的女性标准颇不以为然：“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者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对于许多中国男子期待的女子的“妻性”鲁迅也不感兴趣。鲁迅所欣赏的女性，是他的老乡兼同学秋瑾，是《补天》中那个一个不顾“小东西”的破坏和阻挠、用自己的生命成就补天事业的女娲。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高度评价和赞美了中国女子的“勇毅”，这新的发现让他在殷红的血色中看到了微茫的希望：“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

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在当时一片鼓吹“婚姻自主”、“娜拉式出走”的女性解放的喧嚣声中，鲁迅没有随声附和，而是对女性的精神依附性进行了批判，呼唤女性社会人格的独立、强大。这既体现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深刻，又不能不说和他情感生活的伤痛和教训有关。

另外，对于女性独立、强大社会人格的呼唤也有着鲁迅的对于情感的隐秘寄托在里面。鲁迅深知，如果他要再次涉足两性关系，他面对的压力将是巨大的。“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因此，能够给他带来真正幸福的女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妻子，而是一个人格强大独立，可以和他一起抗拒社会压力的女子。由于《伤逝》写于和许广平的热恋时期，因此有论者认为这篇小说既有着鲁迅对于抛弃朱安的愧疚，又有对于许广平的试探。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笔者认为鲁迅担忧的不是许广平的爱是否真诚，而是她是否有力量消纳来自社会的伤害，从而使他们的结合真正幸福。可以说，现实中的许广平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道：“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而几乎就是在“去年同日”许广平给鲁迅发出了第一封信。在信中，这匹小“害群之马”表现出的青春、热情和勇气当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纵观《两地书》，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共同的抗争是他们爱情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许广平更把她的强韧和勇气体现在她对与鲁迅的爱情生活的捍卫中。许广平虽然小鲁迅很多，对鲁迅却一直是宽慰和鼓励的态度，最终坚定了鲁迅“我可以爱”的勇气。可以说，许广平的出现使鲁迅体会到了觉醒、独立而勇敢的新女性带给他的幸福，这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坚定了鲁迅的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路。

不过，与呼唤女性社会人格的独立和强大相比，在鲁迅的女性解放话语中的男子则是退缩的和缺乏承担的。《伤逝》中的涓生最终抛弃子君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子君并非他所想的那样坚强，就是因为他自己是胆怯的，他想从子君那里得到一种鼓励和支撑。而在《射日》、《幸福的家庭》等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隐含作者对文中“主妇”的厌烦鄙夷情绪。如果说鲁迅的女性理想是缺少“妻性”的，那么他笔下的男性则是缺少“夫性”的。在这些男性文学形象和隐含作者身上，有着真实作者的自我投射。长期不幸福的婚姻生活，使鲁迅已经不习惯两性关系中的“日常内容”，也不习惯了作为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爱，这也造成了他的女性解放话语中的男性的缺席。

(二)鼓励女性争取经济权，获得社会地位的保障。与其对于女性的社会关怀相对应，鲁迅还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解放不仅要先有“人”的自觉，而且要获得独立的经济权。朱安们之所以要“蜗牛式”地生存，很重要的原因是旧式女子把自己的一生都系于嫁人，除了靠夫家“养”，别无生路。即使鲁迅逝世之后，许广平依然继续承担“养”，朱安的责任。鲁迅说：“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因此，当社会上正在盛赞“娜拉式出走”的时候，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家。”他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在鼓励女子争取经济权时，鲁迅同样要求她们要有“韧性”的战斗精神：“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总之，在鲁迅看来，女性只有具有了强大的社会人格，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权，先做好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与鲁迅相比，周作人的两性情感经历就幸福得多。首先周作人的婚姻是自主的，鲁老太太由于接受了给长子包办婚姻的教训，决定让第二个儿子自由恋爱，从而使周作人免去了包办婚姻的痛苦。与鲁迅婚姻的不幸相比，周作人和信子的婚姻堪称美满。在两人的婚姻中虽说信子有些强势，但是信子在料理家务方面的精明、能干，以及她的传统东方女性式的对于家庭的热爱、奉献和忠诚却正是身心孱弱的周作人所需要的。“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周作人的家庭生活的幸福，同时他又在说明，家庭的幸福才是他事业的动力，世俗幸福之于个体意义重大。他爱那给他带来幸福的女人，自然希望她们能够得到幸福。周作人说：“我于妇女问题，与其说是颇有兴趣，或者还不如说很是关切，因为我的妻与女儿们就都是女子，而我因为是男子之故对于异性的事自然也感到牵引，虽然没有那样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决心要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无论那障害是人力还是天力”。而对家庭生活的珍视，以及为人夫、为人父的角色，使得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的关注不同于鲁迅的社会视角与对女性独立、强大的社会人格的呼唤，而是以女性的世俗幸福为关注，希望她们能够充分享受作为女人的自然角色的幸福。

(一)建立“女性本位”的伦理新秩序。既然对女性而言，最根本的幸福是为人妻母的世俗角色的实现，在周作人看来，社会便有义务为她们提供一个好的伦理环境。所以相对于鲁迅的社会和伦理批判，周作人的伦理思想更多正面建设的内容，并且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征就是“女性本位”，从而保护女性能够享受世俗的幸福。

在周作人看来，女性要想实现作为女人的幸福，首先就要得到性的解放。这与他在自然和世俗层面上对于女性的定位有关系。周作人非常认同维也纳妇科医学博士鲍耶尔的观点：“女子的生活始终不脱性的范围。”所以在他看来，性于女性幸福事关重大。因此周作人对于传统性爱伦理进行了改革，倡导确立“女性本位”的性爱观。周作人首先借助现代人类学知识揭示了造成女性性之不幸的“不净观”的根源，即为人类野蛮思想的遗留，并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净观”思想，从而肯定了女性性的权利。确立了“净观”，周作人更是运用现代生理学知识，阐明男女性规律的不同：“现在有许多学者都已知道两性的性欲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歇的”，然而“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周作人认为：“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小于经济方面的束缚。”他指出：“假如鲍耶尔的话是真的”，即“女子的生活始终不脱性的范围”，“那么女子这方面即性的解放岂不更是重要了么?”然而“古来的圣母教崇奉得太过了，结果是家庭里失却了热气”，“主妇以仪式名义之故力保其尊严，无复生人之乐趣”，所以如果“性的关系应以女性为主”。“文明社会如能多少做到这样，许多家庭与恋爱的悲剧可以减少”。

在“女性本位”的性爱观的基础上周作人进一步提出了“结婚的爱”的思想，认为“理想的结婚便是在夫妇间实行情人们每日赢得交互的恩惠之办法”。同时他又认同佛教“女人三护”的思想(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

子护)思想。总之，周作人的新的伦理秩序是以女性为本位。围绕女性营造出一个文明而温暖的人间世界。在周作人看来，女性幸福了，也就是男性和小孩的幸福，女性的解放对于整个伦理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具备人生的科学常识，更好地享受为人妻母的幸福。除了建立女性本位的伦理新秩序，女性的幸福还要靠自身的改造。但周作人所指出的女性改造之路不是如鲁迅所强调的在社会斗争中锻炼人格。而是通过接受科学文化教育以修养人格。这样才能对人生有真正的了解和热爱，从而更好地享受为人妻母的角色。周作人说：“我决不说世风日下，以为旧妇女比新的要好要能干；糊涂的经验与空洞的知识一样是无用的”，因此，“现今在家庭里的青年女性……为得将来可以做得丈夫的伴侣。做得儿女的教师，又使得自己的心贤明聪慧，温雅开阔，在短的一生里享受长的精神上的快乐起见，每日至少要有一小时，就是在晚上把睡眠时间减省下来也好，养成读书的习惯”。他是这样理解女子教育的意义的：“老实说，现在女子求教育，不可从职业着想，……其实只是凭了学问与教养的力，使姿态与品格自然增高，这是极好的精神上的装饰，在个人是值得用十载寒窗的苦工去换了来的。”

周作人认为现代女子最迫切的需要是“普通知识之获得及其实用”，即与世俗幸福有帮助的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思想的养成”：“想做贤妻良母之人，不知道女人，男人，与小儿是什么东西，这岂不是笑话?”同时，周作人认为女性要多读“哲学、心理学、历史、动植物学”等“硬性的书”，这样不仅可以“补这方面所缺的智识，养成细密的观察与精确的判断力”，而且可以使得“理性明确”、“感情清新”，“于今后的妇人均为必要”。如此通过不断的修养，方能成为一个“常识完备，趣味高尚，理知与感情均进于清明纯洁之域”的人，从而“得到文明妇人的资格，对于夫可为贤妻，对于子可为贤母，在社交界可为男子的好伴侣”，如此才能够更好地享受作为一个女人的世俗幸福。

与鲁迅的有着强大社会人格的女性理想不同，周作人理想中的女性则散发着女性特有的温爱体贴的气质。汉乐府古辞《陇西行》里的女性形象是周作人喜爱的：“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跪拜，问客平安否?请客北堂上，……酌酒持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周作人说：“诗中之人亦正写得极可爱。……”他又在《丁亥暑中杂诗白蛇传》赞赏白娘娘的“妇德”。在《关于孟母》中周作人写道：“中国现在需要怎样女子呢?这就是孟母那样的”，而一般历史上认为的“六女杰”都不如孟母更适合做“女范”，因为孟母“这种懂得教育的女子实在是国家的台柱子。还有一层，盂母懂得情理。……思想通达，能节制自己，能宽容别人，这样才不愧为文明人，不但是贤姑良母，也实是后生师范了”。周作人一再表彰“贤妻良母”，非他的大男子主义使然，实在是生活的经验使他体认到家庭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女人是多么幸福。而在周作人的笔下，除去晚年日记中记录和信子吵架事，出现在《故乡的野菜》、《唁词》、《若子的病》等篇，以及《知堂回忆录》所载的中那个偶然看到刘半农和夫人接吻后与“我”“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的“妻”，也都堪称贤妻良母了。

与这样的女性相应的男性形象也是一个女性的保护者——但并不是传统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男性。周作人反驳那些只要女性做贤妻良母的论调：“许多事情都是对等的，要想叫女人作贤妻良母，对于男子方面也不得不问一声，怎样是贤夫良父，以便对照设计。”周作人赞同“骑士的爱”，他说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因为骑士的爱是建立在对于女人特点的了解与尊重之上的爱。又比如女性本位的性爱观，在周作人的解释中这是男人的自觉的牺牲，是一种爱的表现：“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结婚的爱》)周作人甚至赞赏誉妻癖，认为这“与季常之惧稍有不同”，是“一件盛德事”。不仅如此，周作人还把对女性的态度作为评判男子人格的标准：“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于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扪烛脞存》)总之，周作人女性解放思想话语中的男子形象是与鲁迅的女性解放话语中男性形象的缺席成对照的。“在我想来，涅盘之乐还不如喝一杯淡酒，读两首赞叹短小腿人种的诗，不论古今。因为我是完全一个俗人，凡人”。周作人是热爱人间生活的，所以他也热爱给他带来人间幸福的女人，因此他也愿意娇宠她们，让她们得到作为女人的幸福。

(三)寻求更贴近女性生命实际的社会保障。与鲁迅一样，周作人也将经济上的独立视为女性解放的重要条件，然而周作人的考虑更帖近女性的实际。他说：“但有一件根本上的难题，能妨害女子经济的独立，把这问题完全推翻，那就是生产。”身为三个孩子的父亲，并且与周作人一家长年居住在一起的妻妹经常给人接生，这应该使得周作人对于女性生产的痛苦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活的不方便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然而“民种的生殖，是社会的职务。所以我们断定说：女子生产，因为尽她社会的职务，不能自己养活”，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应该供给她”。周作人引蔼理斯《性的进化》中的记载：“古时孕妇有特权，可以随时进园圃去，摘食蔬果，这是一种极健全美丽的本能的表现。”

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遭际的不同给鲁迅、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带来了深隐的影响。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对女性的社会关怀为出发点，对女性的精神和生存的依附性进行了批判，呼唤女性做一个人格独立、强大的“社会人”，相对而言忽略了对于女性自身特质的关注，以及对于世俗幸福在女性生命中的位置和意义的思考。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是他的国民性批判和立人思想的有机组成，显示出启蒙现代性的品格，其中沉淀着封建包办婚姻带给他的教训和痛苦。而幸福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影响于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则是：以女性的世俗幸福为关注。认为女性最大的幸福乃是享受为人妻母的自然角色，从而使他的女性解放思想显示出审美现代性的品格。然而相对来讲，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也忽视了社会生活内容在女性生命中的位置和意义。也就是说，周作人为女性所开出的幸福指南只有在一个相对文明、健康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一个女人只凭“贤明聪慧，温雅开阔”，是无法抗拒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伤害的。

女性的解放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但是必然的进程。鲁迅和周作人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怀着对于女性命运的深沉关注。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两个维度上对女性的幸福进行了思考。可以说，无论是世俗幸福。还是社会生活，都是女性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为人妻母的快乐是女性的幸福，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自我也是女性拥有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必须的素质。对于女性的幸福而言，两个都不能少。可以说，鲁迅和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其各自呈现出的价值和缺失对于今天的女性解放事业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