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波

摘要：英雄传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在明清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艺术规律，即一直有一种内在力量驱动着它的前进，这就是英雄观的不断演变。这种英雄观的演变，既是中国民众文化心理层面的变化，又是小说作者们迎合民众心理做出的自觉的艺术努力，二者相互影响。形成了英雄传奇小说不断发展的内在艺术动力。

关键词：英雄传奇小说英雄观演变文化机制

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艺术规律，在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内在力量驱动着它前进，这就是小说中英雄观的不断演变。

一、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英雄崇拜心理

中国民众普遍的文化心理中存在着对英雄的极端崇拜，这种崇拜登峰造极，甚至冲破了社会法则的普遍约束，成为游离于正统社会的另一个生存空间。民众的这种英雄崇拜心理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远古时代，民众崇拜劳动英雄、创世英雄。阶级社会，出现社会不公，民众生存在等级制度下，生存权受到了威胁，与社会斗争能力的低下，促使民众重拾英雄崇拜心理。此时，人们的崇拜对象转移成反抗英雄，将夺取基本生存权的任务赋予反抗英雄。当民族危难之际，民众又寄希望于民族英雄。总之，英雄产生于民众之中，没有民众的英雄崇拜心理，在小说创作中也不会出现如此数量的英雄形象。这也是为了适应民众的文化心理、审美需求，可以说，英雄形象的演变正是以这种崇拜心理为根由，是作家创作与民众审美需求双向互动的结果。

二、英雄观的演变对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

英雄观，是民众与作家对英雄内涵的一种主观认同，投射到具体的小说创作中，就外显为英雄类型的不断演变与更替。

从《水浒传》开创英雄传奇小说这一独立小说类型开始，是草莽英雄的活跃时代。这一时期，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初兴期，占领英雄主阵营的是草莽英雄，这也是草莽英雄在明清英雄传奇小说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扛鼎之作，它的成功单从英雄类型上讲即得力于草莽英雄形象塑造，而草莽英雄形象也藉此得以辉煌。因为草莽英雄是众多英雄类型中最充满活力、最具反抗性、最具英雄气质、最少精神羁绊的群体，最符合英雄崇拜的心理。《水浒传》后，草莽英雄形象就再也没有成为英雄小说的主流描写对象，而逐渐沦为其他类型的陪衬，但草莽英雄却贯穿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全过程。各个时期都存在这一形象类型，足见它的艺术吸引力，只不过其地位有所下降而已。

从杨家将故事开始，出现将门英雄形象系列，到说唐系列，将门英雄成为主要的英雄类型。这一英雄类型渐渐失去草莽英雄阶段的朝气，但它却是正统社会的一部分，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缺少草莽英雄的反抗性，却拥有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拥有部分官方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较草莽英雄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民众的传统文化心理对忠臣良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普遍认同，因而这类英雄形象也获得了民众与官方的双重认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以他们为主角的英雄传奇小说。

自《飞龙全传》始，出现天子英雄的形象，如《飞龙全传》中的赵匡胤、《英烈传》中的明太祖朱元璋。他们前期较将相英雄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后期掌握着绝对的官方话语权。民众对这类形象也有心理认同，希望自上而下成为英雄的世界，让帝王英雄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只不过这种愿望随着他们登龙成功而彻底破灭。它的出现体现出一种进步创作倾向：从草莽下层到将相上层的潜移后又开始向下层回归，英雄不再为清一色的贵族所垄断，出现平民英雄，英雄多元化发展到后来，开始了英雄平民化，或者说是英雄的泛化，尽管这一趋向因作品数量不多、影响较小而不那么明显，但这种回归趋向却是客观存在的。

三、英雄观演变的文化机制

英雄观的演变，有力地推动了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与创新，这种演变是诸多历史、文化动因的结果。

(一)文人主体创作意识的惯性转移

创作主体(作家)与文本(作品)及接受主体(读者)，三者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其中作品是创作主体意识与情思的载体。英雄观的演变即由于创作主体创作意识的惯性转移，当作家们认为草莽英雄形象从题材内容到艺术表现已挖掘殆尽，很难有所突破时，艺术创作自觉性规律促使他们另辟天地，正如宋人在唐诗面前另开宋词一般：将门英雄走人程式化，又引入帝王英雄，使创作空间进一步扩大。

《水浒传》是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对主体创作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开辟的草莽英雄乍一出现就登上顶峰，留给后世的创作空间狭小，迫使他们转而塑造新的英雄形象，而草莽英雄形象的巨大艺术魅力又使他们难以割舍，从而使草莽英雄形象贯穿各个时期，成为其他英雄形象的陪衬，从杨家将的孟良、焦赞，说岳的牛皋，到《飞龙全传》的郑恩，草莽英雄形象以它固有的艺术魅力为其他英雄形象增彩添色。

(二)民众接受心理的客观需要驱动

作品的形式不仅受到作家的主体创作意识影响，而且受到接受主体审美需求的驱动。作品创作必须考虑接受主体的审美意识，甚至迎合其审美需求。作家迎合受众的英雄崇拜心理塑造出草莽英雄、将门英雄、平民天子英雄等类型。

中国民众对皇权有认同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继而忠臣良将获得普遍认同，对草莽英雄，也希望他们最终成为朝廷的忠臣。在招安之前，民众实际已把他们默认为“在野”的忠臣。而杨家将、岳飞这样的世代忠臣家族的事迹，则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民间对其崇拜与敬仰达到神化地步，如岳飞被神化为武曲星。对梁山后代的认同是对英雄血统的敬仰，是将门家族英雄期待的表现。期待英雄代代相传，与奸臣的斗争有连贯性。因而，民间传说往往给英雄杜撰出诸多后代，而这些后代在正史记载中均不见或不详，这种奇怪现象可能与中国人传统的血亲意识有关。民众接受心理促使作家适时推出将门英雄形象系列，打破后《水浒》时代草莽英雄形象创造笔力不足带来的尴尬局面，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默契的和谐中达到双赢，成果则是一大批将门英雄小说的问世。

(三)大变迁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性抒怀

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中央王朝的对立，南北对峙和战争所产生的民族危机和国土分割的沉重压力，其间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带给汉族民众的心理迫压和民族之痛，都促使民众产生了不可回避的民族性抒怀，明清英雄传奇小说则体现了这种民族性抒怀。从《水浒传》的梁山抗辽到《后水浒传》的李俊抗金，已昭显这种英雄传奇小说的民族情结。到后来，民众已不满足于草莽英雄的民间抗击，从杨家将的抗辽击夏、南讨南蛮、东平闽越，到岳飞的抗金，说唐系列薛仁贵的东征西讨等故事，在捍卫汉族政权的过程中，大长了中原汉族的意气，给数百年来压抑沉闷的民族感情中注入兴奋剂，振奋了民族精神，某种意义上也抚慰了受伤的民族心理，当然这在今天看来有民族狭隘主义的倾向。

(四)政府高压毁禁下的夺路求生

英雄观的演变还受官方对《水浒》为代表的草莽英雄小说不断禁刊的影响，政府的高压禁毁迫使作家另辟新径。《水浒》问世后，草莽英雄的反抗精神深深影响中国民众，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度心理恐慌，明清两代均毁禁《水浒》，史料可证：

清，王杰等《钦定学政全书》卷九书坊禁例：

乾隆十九年汉淮，《水浒传》一书，应伤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据清乾隆五十八年刊本)

由于政府的高压毁禁，小说作者和书坊主为了让自己的小说能够获得官方的认可，不得不将“英雄”转移到开国将相、一朝开国君主上来，对其歌功颂德。小说获得了生存权，作者拥有了话语权，而书坊主的牟利目的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似乎可以解释《水浒传》后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出现长时间的空白，而英雄观演变后，却出现了一大批英雄传奇小说之作。《水浒传》在明清两代遭禁，可以说是统治者在时时调整着文人创作队伍，迫使他们改变创作思路，走上统治者为之设定的轨迹，英雄传奇小说初兴时的蓬勃生气和英雄的反抗精神渐渐销蚀，而走上功利忠义的套路。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发现多种因素促成英雄传奇小说中英雄观的不断演变，这一内在驱动力在作品中外显为英雄类型前后更替，同时，也推动了英雄传奇小说的不断前进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