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漪平

摘要：愤世、避世是元散曲的重要主题，显示了元代文人独特的心态和审美取向，有着特定而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历来研究者的归固不够全面与准确。本文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元散曲愤世避世

愤世、避世，是元散曲的重要主题，显示了元代文人独特的心态和审美价值取向。与前代诗词比较，在现存的三千多首曲子中，表现人世思想的作品屈指可数，而愤世、避世之作却多得惊人，“打开《全元散曲》，这类作品触目皆是，重要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没写过它的”。Ⅲ一个时代的诗人齐声高唱同一旋律的歌，其背后必然有着特定的社会氛围和精神气候。历来研究者大多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它的原因：(一)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采取民族歧视政策，把汉民族降为三、四等公民；(二)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废除科举制度达八十余年，广大知识分子失去了仕进之途，最后混迹于市井之中，儒生降到了妓下丐上的“老九”地位。这两条理由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考察一下元代社会的实际和散曲作家的具体境遇，就会发现情况并不尽然。

据隋树森所辑《全元散曲》统计，元代散曲作者有两百一十二人，此外还有些佚名作者。这两百多位有名作者，如从他们的出身经历考察，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公卿，居要路者”，“占夺魁科首登甲第者”；(二)沉居下僚者；(三)不愿为官者。至于那些无名氏作者，从曲中所反映的思想及艺术水平看，有些可能是下层艺人、歌妓和伶工，但多数作者的出身、地位不见得低。问题在于这三类作者及一些佚名作者，其作品中都有愤世、避世思想的反映，如果仅用上述两条理由去解释，很显然说明不了全部原因的。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把他们统治下的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等次不同，待遇也不同。但我们不能忘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封建时代，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用挑拨民族矛盾、分化各民族团结的办法来维护其统治的，非独元代。元朝统治者制订的一些各民族不平等的刑法、条律，主要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对于有阶级地位的人物，只要他们愿意为新政权服务，都会得到优厚的待遇。就元代有名的散曲家来说，杨果官至参知政事，商挺官至参知政事，刘秉忠位居太保，卢挚为翰林学士承旨，姚燧为太子少傅，张养浩官至礼部尚书，王恽出任平阳路总管、河南北道提刑，冯子振官承事郎、集贤待制，刘敏中任监察御史、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赵孟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此类例子举不胜举。他们都是汉人或南人，但能说他们是元朝统治下的三、四等公民吗?根据民族矛盾归根结底是阶级矛盾的道理，元朝政权实质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就政权性质来说，和其他朝代，如唐、宋等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唐、宋以汉族为主体罢了。基于此，上述那些“身居要路”的散曲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愤世、避世思想，是很难用上述理由去解释的。

公元1234年元太宗窝阔台灭金后，采纳耶律楚材的奏议，“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自此之后，八十多年不行科举，直至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这对以科举作为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一种很大的压抑。但知识分子也不是处在“老九”的地位。就拿最初大骂元统治者把儒生降为“老九”的谢叠山来说，南宋亡，他隐居闽中，曾两次被人推荐做官，他都坚辞不仕，最终竟绝食而死。另一个骂元统治者把知识分子降为“老九”的郑思肖，南宋亡后，侍父隐居，“坐必南向，岁时伏腊，望南野哭，哭而再拜……”，临死时还托朋友书一“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之牌位。“老九”的说法出自这两位南宋遗民之口，显然是有民族情绪在内的。其实当时的知识分子除科举外，尚有举荐、学校、为吏等诸多出路。如，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16)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命宣抚司官……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同年又采纳王鹗奏议，“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以王万庆、敬铉等三十人充之”，而此时尚为和南宋对抗时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刚入南宋国都临安，就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此时，南宋才亡八年。忽必烈死后，成宗一即位，就“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再以前期的散曲作家来说，不入仕的又有几个?可见“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并不可靠。

还有人提出，元代的考试不平等也是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压抑。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制”载，元代的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考经问，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出题，用朱熹的章句集注；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第三场考策试，从经史时务中出题。三场考试，蒙古人、色目人只考一、三场，汉人全试，这看起来不平等，但也应该看到考试的内容对汉族读书人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它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汉族知识分子是比较熟悉的，而对蒙古人与色目人则不然。如果反过来，用蒙古人或色目人的传统经典来考试，汉人肯定吃亏。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元代愤世、避世的文艺思潮，仅仅归因于元代统治者制订的歧视汉人政策是不全面的。况且现知的元代散曲作家中，蒙古人、色目人也不少，如贯云石、马九皋、阿鲁威、兰楚芳、孛罗御史、大含惟寅等，他们多是官员，有的官品还很高，但他们的作品中亦有这种愤世、避世的思想，这就更不能用民族歧视去解释了。因此，除了上述两条理由外，还应看到其他因素。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自古被汉人视为“胡夷”的蒙古人竟然入主中原，这对主宰中国几千年的汉民族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和难以接受的事实。尤其是长期受封建正统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对堂堂中国为异族所统治，更是难以承认和顺从。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不甘心受其摆布，也不屑为其政权服务。上面谈到的谢叠山、郑思肖即是如此。其他如著有《药庄废稿》的范唏文，著有《随隐漫录》的陈世崇，著有《松下偶抄》的吴大有，著有《物异考》、《存雅堂遗稿》的方凤，著有《齐东野语》、《癸辛杂志》的周密，著有《仁山集》的金履祥，著有《本堂集》的陈著，著有《乐府指迷》的沈义父等，都是宋亡后隐而不仕的人物，有的甚至屡征不起。至于有名的散曲作家，如杜仁杰、白朴等也都是坚隐不出的人物。他们或者经历了家国败亡之痛，或者饱尝了兵火流离之苦，“正自有河山之异的悲叹”，心中郁郁不乐，但又无力改变眼前的现实，因此，他们就以放浪形骸，屏弃荣利，歌颂山川、田园。赞扬退隐，来表示对统治者的鄙视和不合作的态度。譬如陈草庵的《山坡羊·叹世》：“江山如画，茅籍低厦，妇蚕缫婢织红奴耕稼。务桑麻，捕鱼虾，渔樵见了无别话，三国鼎分牛继

马。兴，休羡他；亡，休羡他。”这种“兴，休羡他”，实就是对元统治表示的一种鄙视态度。他们自认为这种鄙薄爵禄、轻贱权势的思想作风，不仅可以摧毁统治者对他们的钳制，动摇元统治的压抑力量，而且可以怡养自己的性情节操。“开的眼便是山，挪动脚便是水。绿水青山，翠壁丹崖，可作屏帏。乐心神，静耳目，抽身隐逸，养平生浩然之气。”“辞却了龙楼凤阙，早来到竹篱茅舍。喜种桑麻，乐伍樵渔，远避奸邪。见那些，名利者，乞哀昏夜，怎如咱这般高节。”王敬甫《上小楼·自适》和陈朝佐《上小楼·归隐》这两支小令，就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再者，蒙古族是凭借武力亡金灭宋统一中国的。元朝统治阶层整体文化水准极为低下，其绾组符者大多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以致元始祖至元年间江淮“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甚至闹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的官场笑话，连元宪宗居然都问出“儒家何如巫医”这样的话，因此说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文化索质的一代统治者也毫不过分。他们无法跳出野蛮部落时代的历史视野，对文人、文化有着天生的陌生感和隔膜感，而且在短期内无法克服和消除这种心理的隔阂与障碍，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文学艺术对国家政治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对文人和文化采取了排斥和贬抑的政策。在元代实际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的，往往不是聪明才智和学问，而是财富，所谓“不论文章只论财”，官场中也是唯财是用，“钱多者其职切要，其禄厚，其官高，其日月经久而不迁转”。总之，“有钱的高贵，无钱的低微”，“智和能都不及鸦青纱”，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准则。无名氏的一首小令《朝天子·志感》：“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得人轻贱。”这饱含激愤之情的曲句就是元代斯文扫地、文章贬值的真实写照。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沉沦于绝望中无以自救，他们不分蒙汉，无论朝野，集体唱着愤世、避世之歌，或感叹人生如梦、富贵无常，或鼓吹流光易逝、及时行乐，或歌咏山林隐逸、任情适意，构成了一个此起彼伏、交相应和、绵延不绝的时代大合唱。他们的歌声，唱出了一代文人的愤慨和无奈，唱出了对高洁人格和自由人生的理解和追求，在高蹈飘逸的语言形式中，隐含着对黑暗现实强烈的憎恶和疏离意向。

还需要指出的是，元代文人既有不幸的一面，又有其幸运的一面——他们享有高度的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创作自由。《元史·刑法志》曾经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有人根据这些律条，认为元代统治者对文人的钳制是极为严酷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元代法治不严，号令多变，元人郑介夫在《太平策》就说过：“今者号令不常，有同儿戏，或一年二年，前后不同，或纶音初降，随即泯灭，遂至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从现存的史料来看，终元一代未见有人因作词曲而招杀身之祸的。著有《隆吉诗抄》的梁栋在至元二十七年曾遭诗祸，但他不但没有被杀，反而声名益著；林景熙、谢翱、郑思肖等都是宋末元初有名的具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他们的态度对元统治者来说可谓顽固至极，但却无一人遭迫害镇压；元好问是由金入元有名的官僚文人，他不仅对蒙古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隐而不仕，而且在诗作中大量抒写亡国的隐痛，但他亦安然老死林下。这并不是说上述元朝禁令只是一纸空文，但执行不力却是事实，这与明、清两代实行严酷的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是大不相同的。元朝文网的松弛，为异端、叛逆思想的萌发、滋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文人们任意选择表现的题材，痛快淋漓地直抒胸臆，却没有直言贾祸之虞，这也是元散曲中愤世、避世思想表现得特别强烈的原因之一。

总之，一代文艺思潮的形成，是由于多种因素促成的，不能过于强调某一方面，否则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