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以悲剧告终的嵇康，除他如松般高洁的品格值得后人的称赞外，更多受到后世文人关注的是自嵇康身上体现出的儒道结合的“士”的风范。自嵇康以后，儒家的思想内涵更充实了，“士人”思想活动的范围也更广远了。深思之，历史的动人之处往往不在于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其波谲云诡的变幻烙刻在文人心头的印迹。嵇康的死，的确沉重打击了当时的士人，他们曾经试图在政治生活之外为自己开创一种新的生命追求，但随着《广陵散》的曲终人散，这种尝试亦告彻底失败。经受此次打击后，士人的心态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嵇康式的峻烈毫无疑问地成为绝响，即使阮藉歧路而哭、穷途而返式的痛苦也变得很少。向秀的消沉告诉我们，士人们已经很难找到一种坚固的东西来支撑自己。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结合嵇康悲剧性的人生。回味嵇康死前在《家诫》一文中，既为勉励其子，也为勉励天下士人而留下的话语：“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耳。君子必要有志，且当以不为外物所累的自然之心固守之。”这是嵇康一生为什么充满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更值得后世人继承的思想。

一、儒家的“道”者

嵇康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思于乱世，行于乱世，亡于乱世。他39年的短暂人生，正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最为惨烈的时期。世乱，但嵇康心中世有世“道”，君有君“道”，民有民“道”，且“道”的境界就存在于可感可行的自然生活中。就存在于那良苦而圣洁的心中。

魏晋时期，统治集团提倡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以“名教”来愚弄百姓，其政治和道德虚伪性暴露无遗，政治上假禅让之名而行篡逆之实，利用道德的美名来掩饰极不道德的丑行，使社会风气也更为浑浊。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完全崩溃，使社会心理出现了两极的倾斜，一方面，在上位的标榜道德。实际上是假借和利用道德；另一方面是士人们的反对名教，反对这种虚伪的道德。针对逐渐虚伪的“名教”，嵇康他们矫枉过正，重新寻找政治和人生的道德规范，最终希望能够“越名教而任自然”，“竹林七贤”就是因此暂时放弃名利而聚集到一起。“竹林七贤”是当时最著名的名士，他们借以反对名教、嘲讽礼法的任情放达的举动，在当时的名士中形成了一种风气。其影响引起了当时的司马氏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

在司马氏集团软硬兼施的手段下，嵇康的“竹林”好友们。已不能再过那种饮酒赋诗、弹琴啸歌的散荡生活了。为人缜密的山涛，因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出任选曹郎的官职；阮籍、刘伶为远祸避害计，也不得不与司马氏敷衍，陪宴侍坐，充任闲官；王戎、阮咸亦开始侧身仕途；只有“拔俗高举”、“外物不足拂其心”的向秀，在撰著《庄子解隐》之余，还不时到洛阳和嵇康一块打铁，畅叙旧谊，但最后也因对嵇康之死的恐惧而“失图”。

二、道家的“儒”者

中国历史上的“士人”大都命运多舛。“士人”卑微的地位与其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道的伟大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类“士人”嵇康当属“第一人”。然而有学者根据前文所述及的嵇康某些外界行为上的表现，以及《晋书·嵇康传》中“长好老庄”之语，就判定嵇康是弃世绝俗的“老庄学说”的忠实信徒，这实在是对嵇康人生的一种“误读”。他虽说过“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等诋毁儒家礼教的话语，并强调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他说成是儒家礼教的叛逆者。实际上，嵇康对于汤武周孔等儒家圣贤是非常推崇的，如在《管蔡论》一文中，他称周文王、武王和周公为“三圣”；在《释私论》一文中，他赞扬商汤王治国功绩是“世济而名显”，“周旦不顾嫌而稳行，故假摄而化隆”。这就是说，嵇康一面宣称自己要效法老庄，一面又在崇奉儒家学说，但并不迷信于儒家的名教。由此可看出，在他的思想深处，还是要恪守儒家真正的名教，老庄思想只是他躲避残酷现实的需要，但是嵇康躲得了现实，却躲不开关怀时世、愤世嫉俗的自我。

嵇康虽在文章里主张“心无措乎是非”(《释私论》)，但他常常难以抑制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言行。是非必须分明的浓烈情感使他敢于也必然要接触现实而暂时离开他的幻想。嵇康在《太师箴》中，就直接反映了魏晋之际的政治斗争的惨烈，从而讽刺了以虚伪的名教礼法相标榜的司马氏集团的僭妄凶残：“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祟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这全是马司氏厌恶的话。所谓“凭尊恃势，不友不师”，“下疾其上，君猜其臣”，是指司马氏父子兄弟的不臣；所谓“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祟丘山”，是指司马氏的把持军政大权，诛戮异己；所谓“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是指司马氏的屡兴大狱，诛锄名士。

嵇康这样痛骂了司马氏，却只批判了司马氏在政治上的实际措施，而在理论上，司马氏的僭妄，甚至篡夺，都是取法于先王——尧舜之禅让与汤武之征诛，以此欺蒙世人，这更待揭穿。所以嵇康进一步“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把司马氏所信奉的偶像全扯倒，使他失掉理论上的依据，以否定先王作为手段，来达到否定后王的目的，着眼处是更基本的。

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惟一立场坚定，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如果“安分守己”，可能也就无事了。

三、悲剧的诞生

嵇康就是一位“老实”人，他的迂执就在于认为名教必须圣洁无瑕，来不得半点虚伪。其愿望虽为良苦，但是他根本不了解世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名教礼法；名教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意识和制度，从他产生的那天起，就是统治阶级用来治人和自利的工具，并同虚伪欺诈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嵇康想“越名教”，结果却死于“名教”的屠刀之下，这正是嵇康的悲剧。

鲁迅曾明确地指出：“菲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氏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由于上述的潜在的对“圣洁名教”执著的思想，使嵇康敢于与“势”进行正面的交锋；同时他也想找回中国社会士人(秦汉以前)“道”尊于“势”感觉。临刑前的一曲《广陵散》又让嵇康找回了自己。《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

这种从容自若，视死如归的气概，不正表明了嵇康以“意足”为乐的人生理想的实质吗?司马氏在去除篡逆绊脚石的同时，也给了嵇康们一个重新审视自己机会。可惜一切已经晚了，只能留待后^评说了。综观嵇康“落人罪过之中”的过程，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悲剧崇高感。士人的责任，自身的“才性”导致他向黑暗的社会、无序的国家发难，这就是其悲剧的根源所在。最具吸引力的东西是想得到而又无法得到的东西，同样，最凄美的死亡是可以选择生存而毅然走向刑场的从容就义。嵇康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但是面对虚伪的“名教”，他宁肯舍弃生命也要与之抗争，因为他坚信自己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