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瑜

当前，后殖民主义在我国思想界传播，一些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但在文化与思想意识上还受着西方文化的策略话语霸权的支配。于是，一些批判家就开始在后殖民主义的旗帜下颠覆“五四”反传统与西方文化的选择，认为“五四”是屈从于西方文化霸权的鹦鹉学舌，使中国丧失了主体从而使中国人患上了“失语症”，鲁迅以其激烈的反传统与西方文化的选择，自然又成了他们颠覆的对象。这些思潮固然有其特定的作用范围，但若用来颠覆鲁迅的人格思想则是用错了对象，真的是患上了新名词的失语症了。

在中国现代史上，鲁迅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名人之一。独特的行为作风，鲜明的文化理念，反映出其人格思想，既包含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及思想启蒙运动中最具根本意义的内容(史称第一次启蒙运动)，也契合了后现代提出的“非理性主义”特征(有些人称第二启蒙运动。他不仅反对把人“奴才”化，也反对现代文明把人“机械”化，他要求人得到全面的发展，丽不是异化的片面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鲁迅兼具有两种启蒙的特质。

“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身边的学生和熟人中选择出了48个人物，采用自由联想、心理测验和人物传记等多种方法归纳出“自我实现者”共同的心理特征，即：能准确充分地认识现实；表现出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对整个自然的最大的认可；表现出自然、朴实和纯真的美德；常常关注各种社会疑难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具有喜欢独处和隐静的品质；独立自主，不受文化和环境的约束；呈现出一种清新的鉴赏力；具有很强的伦理观念；具有发展完善的、非敌意的幽默感；具有创造性；抵制文化适应。鲁迅对待他人、对待职业声名和对待自己所表现出的爱与诚、自立、自省等都透露着自我实现的人格特征。

一、对待他人强调“爱”与“诚”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里，多次提到鲁迅写文章时态度倔强，同朋友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没有严厉的脸色和说话，常常发出轻松的幽默，和他一道相对着，没有感到过紧张，在文章中看到的俏皮与挖苦连影子都没有，像个孩子式天真的人，显得是个惯于得到人的信任，什么都可以说，而又什么都肯听的人。徐芃澄、汤雪峰诸人的回忆中也有类似的印象。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具有民主的性格，能够接纳他人。

20世纪初，鲁迅就和许寿裳开始着手于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他们一致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在《答客诮》里表明“爱”是构成其品格的基本要素之一。他曾多次谈到“无爱的悲哀”是我们民族不幸中之大不幸。

鲁迅的“爱”以尊重彼此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与宽容。他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敌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鲁迅与许寿裳就是这样的朋友，他们思想、性格极不相同，却保持了35年的深厚友谊，以至于徐寿裳最后为友谊而殉身，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彼此的尊重与理解。

鲁迅尊重、理解子女作为社会平等人，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独立思考。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认为，父亲对待子女应该“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是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优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与协商者，却不是命令者。第三，便是解放。子女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存，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鲁迅所坚持的理解、指导、解放的原则显然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及与父权制下的亲子关系不同，带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与共产主义社会下的父子关系的特点。

鲁迅式的爱里也有明确的道德标准。在其社会交往中，无论是与师与友，与长者与幼者，都出现了大量的论战，也因此引起人们的种种的误解和非议。鲁迅曾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刻薄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在一次谈话里，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人讲“面子”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认罪，而摆出道德来掩饰过错，这其实是一种伪善。所以，他不但直率地无所顾忌地把自己与战友的分歧公之于众，进行公开的论战，而且只要对方不承认，不改正错误，他就决不住手，一有机会，总是顺便刺几句，即使对方十分难堪，他也在所不计。鲁迅的尖刻无情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只要对方承认错误，他就决不轻薄半句，并且继续以“诚与爱”待之。

二、对待职业与声名强调独立、自主

鲁迅重视人的价值与生存意义，不顾及自古以来君子不食周粟、邦无道、谷耻也之类的“名节论”。为了生存，他不仅为师，而且为官，并且一当就是十几年。后来曾有人以官僚历史揭短相讥，他并不汗颜，索性以官僚自嘲。相对辛亥“五四”同时代的一些新人的选择来说，他具有自信心和安全感以及自我个性的认同感，反对偶像崇拜，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不断提高人道主义的生存能力。

鲁迅虽然在历史约定的领域就业，但从来没有准备遵从社会为他规定的职业矩度，真有一点做什么不像什么。身为部署官员时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引述政府官吏服务令诸条款，给予这样一个鉴定：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在中国，教师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人格的楷范，所以自古就有“师表”之说。鲁迅当过多年的教师，却很少谈到自己是“师表”，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教书、编讲义是为了吃饭，而斥教育为最神圣之清高职业，身当教员之人，应该为教育作牺牲的说教为谬论；他更不顾导师之体面，与另一些导师、文人“相骂相打”。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

再看鲁迅的文学之路，由于强调人的独立与创造性，其语言风格也极具个性。鲁迅在创作后期没有写小说而写杂文，因为杂文归不到某一体裁中去，就不算文学，有些人就感到遗憾。鲁迅却以幽默的口气说，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做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与《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之一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

鲁迅对于声名的抵抗也是因为他重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而表现出的独立、自发、直率的自然特征。他在《青年必读书》中说什么少读或干脆不读

中国书的结论至今还令人瞠目结舌。无怪乎当年熊以谦说，奇怪!真的奇怪!奇怪虽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的话来!其实如果不从导师的角度标准看，而是从鲁迅重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来看，他对青年必读书的回答并没什么奇怪的。他回答熊氏道，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不死不活或人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虽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面前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鲁迅对投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之所以拒绝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因此而失去“自己”，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

三、对待自己强调真实、自省

鲁迅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和批判能力，正视人存在的有限性，既不欺骗他人，也不受他人欺骗；正确认识自己，包括已知的自我和未知的自我，并对未知的自我有一种潜在的欲知。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和《答有恒先生》等文中说，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至少是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他坦率承认，自己不是真理的发现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自知。他也希望别的评论者，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解剖裁划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而那种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百般掩饰、原谅，而对别人的毛病无限上纲、苛责的人是决不会有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自觉的。

鲁迅曾说：“我很憎恶我自己，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除去他，而不能。”他的自审和自剖，是为了正确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完善自己，因而主要是审视自己的不足与缺点，但并不是完全否定自己，他的自剖虽酷烈，但却实事求是。鲁迅曾对许广平谈到自己以论敌为反省的感慨，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具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必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1929年他从上海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一些攻击者的作品比自己还不如，又增添了自信，说：“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坏，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

1924年，关于杨树达君袭来事件的公开辩正，更是鲁迅客观认识自己的表现。一天，一个自称杨树达的青年学生闯入鲁迅家中要钱，鲁迅一看很愕然。他并非自己认识的杨树达，经过一番对话，见他语多破绽，便怀疑他是冒名装疯来骗钱的，很觉得恶心不舒服，以至怀疑到这是学界或文界的敌人来袭击自己的手段，因而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登在《语丝》上。不几天，有学生告诉鲁迅，那学生确是神经错乱，去他家那天正是发病之时。这使鲁迅深为愧疚，立即写了一篇《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说明自己错怪了杨君，所以《袭来》一文中自己神经过敏的推断应该注销，恨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而深深的自责和道歉。正如学者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所说，这件事不仅表明鲁迅的多疑善怒，而且更能表现鲁迅能正确认识自己。

参考文献

[1]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研究新进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钱理群，鲁迅心灵的探索[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66-174

[3]张杰，扬燕丽，鲁迅其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邱存平，现代人的呐喊——鲁迅的人生探索[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404—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