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荣　何石妹

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新文艺先驱莱辛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艺术理想：“表现有人气的英雄。”20世纪80年代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秉承了这一创作理念，重在塑造人化的英雄，拉近了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它既是对于文革时期那种“高、大、全”虚假英雄形象的反驳，又有别于建国17年基于无产阶级价值规范的神化英雄的塑造。而当代新英雄主义更注重“塑造有个性的英雄”。本文重在通过2005年，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前后，涌现出来的表现新英雄主义的影视作品来透析新英雄主义在当代的新的发展特征和价值取向。

一、数当代风流人物

智慧、信仰、人格力量以及传奇经历是塑造英雄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们据此将当代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划分为智慧型英雄、传奇型英雄、信仰型英雄、人格型英雄四种类型(虽然这种做法可能带来某种偏颇)，以此来考察新英雄主义人物的独特呈现方式。

(一)智慧型英雄

李云龙(《亮剑》)是作家都梁奉献给观众的独特的战斗英雄形象。这个人物给人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打仗不拘一格，能够随机应变，每一次战斗的胜利似乎都得益于此。上级领导最欣赏他的是这一点，但是最让上级恼火的也是这一点。不服从上级指挥，擅自采取行动从军事原则上来看，是一个军人最要不得的。但是这个缺点在今天看来非但不会损伤英雄形象，反而成为值得赞扬和学习的长处。当代观众早已远离当年的战火，服从不服从命令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还有李云龙没有文化、大老粗，即便是现在看来，也不能算是优点，也被作家演绎成其灵活作战的一个先决条件，给观众的印象是因为李云龙没有读过那么多书，才有可能不被既有的成规所拘囿，而那些饱学之士似乎只会宣讲书本，说到活学活用就远不如李云龙。创作者很好地把握了当代观众对于英雄的期待空间，在当今倡导以创新为本，以能力为先的竞争社会里，李云龙这样的智慧型英雄确实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二)信仰型英雄

《光荣岁月》的英雄形象与《亮剑》有很大的不同。作家选择了一个饱学之士，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作为英雄。苑志豪有才情、有激情，但是他身上最耀眼的，或者说真正成就他为一个英雄的是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作为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才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还不能藉此成为英雄)。苑志豪年轻时冒死参加革命，中年时未能实现将军梦，转战后方，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忘我工作。他用一生实践着自己的信仰。他对朋友邹大伦离开革命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而断交。在别人看来是他为人太没有宽容之心，可是谁又能了解他对信仰的那份执着和坚守!当下，人们更为关注财富英雄的时候，信仰英雄的高扬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信仰的呼唤。

(三)传奇型英雄

比之信仰型英雄，传奇型英雄可能更具有观赏性，也最为大众所津津乐道。《狼毒花》中的常发就是这样的典型。常发的传奇性用剧中一句台词概括就是“马背上有酒有女人”。传说中的常发武艺高强、豪爽义气、土匪出身、风流潇洒，是一个让人充满了想象的人物。但是电视剧版的对于英雄的处理方式传达出改编者对主流革命话语的主动皈依，由此而未能将常发的草莽气贯彻到底。单从“有酒有女人”这句台词来看就有某种程度的噱头。历史上不乏爱酒的英雄，所以常发也被塑造成以酒代水的嗜酒狂，但是在男女关系的处理上，却让人感到有些拘谨。常发不但不像他口头上经常说的“睡过许多女人”，似乎也缺乏风流潇洒的气质与作为，仅有的与梅子的情感还被他处理得一团糟。剧中把常发塑造成了一个不懂爱情的傻小子。《狼毒花》的原作是作家权延赤一部中篇小说，那里面的常发吃、喝、玩女人样样在行，但又对“主人”(即对他有恩的直接上级)忠心耿耿，是个只能在乱世中生活的草莽英雄，是“革命文学”中绝无仅有的人物。

(四)人格型英雄

人格型英雄在当代影视剧创作中的表现倒是可圈可点。罗曼·罗兰说“：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做不到这一点。”此类作品在塑造英雄时颠覆了我们对英雄的这种常规理解。电影《集结号》中的谷子地就是这样的典型。谷子地名字的由来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其草根出身，然而谷子地虽然也浴血奋战，但并未由此成为多大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他的革命身份。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在于他做事的执著达到令常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影片的后半部分都在写他为他的47个兄弟恢复身份而不懈地努力着。又老又残疾的谷子地，一个退伍的老兵，没有什么可以伸冤的资本，但是那种源于底层的执着和韧性却支撑他做着一件似乎不太可能的事情。谷子地是平民英雄、无名英雄，他让观众感到了亲切和感动。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是一个傻傻的小人物，他性格当中的笨拙、呆板、胆小、怯懦，都让我们认为他是那么平凡、普通，甚至是窝囊，同时他又善良、质朴、坚韧，吃苦耐劳，克己为人。许三多身上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最感动我们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娱乐消费至上，舒服得让人去死的时代，多少人失去了道德的勇气和耐力，而许三多却告诉我们：“人不能过得太舒服，太舒服就会出问题。”他的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的做法诠释了生存的理性力量；“不抛弃、不放弃”就是不抛弃做人的尊严，不放弃生活的信念，这种精神支撑了他的精神世界；“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着”，看似愚笨的车轱辘话却体现了人活着的全部行为价值；“日子就是问题叠着问题，要挺胸抬头去面对”是他具体的人生姿态，他的乐观向上让多少人为之慨然。许三多，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却有着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傻气”，“傻”成就了许三多作为当代观众心目中的偶像。

二、多元价值的融合

新英雄主义所崇尚的价值是多元的，且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价值的融合中，英雄话语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避免了之前单向的价值尺度所带来的英雄形象塑造的平面化和偏颇，也由此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同。

(一)庶民的胜利与主流价值的终极意义

冯小刚在谈到《集结号》结尾的设置时曾经说道：“我拍的是大众电影，不是拍给小众看的”，这可以说是冯小刚《集结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个结尾显示了这部影片塑造英雄形象时试图在大众审美心理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寻找一种契合。首先是平民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获得尊重，真正实现了“庶民的胜利”。平民人格力量获得肯定，出现了《集结号》的谷子地和那47个弟兄以及《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这样的无名英雄、平民英雄。他们成为英雄不仅仅因为他们为国家、民族、集体的牺牲精神，他们的执着、坚韧的普通人格更具有感动人的力量。英雄确认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微妙变化，那就是英雄不必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也能汇聚成一种力量。但是我们也看

到主流价值对于英雄的合法化具有终极意义，英雄身份也还是依赖于主流价值的最终确认。且不说谷子地后半辈子就是在为他的47个兄弟在寻找“命名”，获得国家意识形态的承认，就连诸如李云龙、常发、姜大牙这样的以捣乱搞怪出名，甚至匪气十足的人物，他们的成长历程不也是不断被主流意识形态规约、塑造的过程吗?当前英雄塑造将平民的价值关怀与主流意识形态权威融合起来，在个人与历史之间形成了阐释的张力，使得英雄获得更大的表达内涵，弥合了长期以来，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的裂隙。这种弥合使得英雄的话语更加丰富，个人获得历史的价值和承认，历史也因个人的讲述更加真实和感动。

(二)召唤人文精神的出场与娱乐化的流行

我们要说的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的高扬，而是创作者对于人类生存更为形而上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落实到了芸芸众生相的世俗层面来展开。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光荣岁月》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达到的高度。这部电视剧塑造了一群为信仰而生活的人。苑志豪对于信仰的忠诚与执着深深震撼了观众，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是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而且剧中将信仰写得很有人间烟火气，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存。虽然这部电视剧未必像同类其他影视作品那样走红，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应该拥有的价值和地位。

严肃问题的提出似乎意味着呆板的说教，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影视创作者都在为自己的思想寻找一个更为轻松的表达方式，更加注重观赏性、娱乐性。这一点在具体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女性角色的出场，情感戏的加入；大团圆结局的设置；另类性格元素等等。而且有将严肃问题与娱乐化二者融合的趋势。英雄人物侠骨柔肠，往往在民族大义、国家利益面前表现出铮铮铁骨，而后又在爱情、亲情、友情中绽放丰富的人性礼花。

例外的是《士兵突击》。这部电视剧在风格上可以说更为本色，他缺乏流行娱乐元素的运用，说教意味也不浓厚，情节事件也非浓墨重彩。但是在这部戏里，人文精神的内涵是那么厚重，同样也在热烈地召唤我们这个时代缺失的但却非常重要的东西，而本色正是它的看点和观赏性之所在。

三、对当代新英雄主义建构的隐忧

当代新英雄主义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英雄盛宴，但是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存在有待商榷的空间。新英雄主义代表了当今流行文化价值观念，它塑造的英雄也同样反映出多方价值观念的话语局限。正如上文提到的《集结号》的结尾。有许多人不满意现在的结尾，觉得这样的结尾太虚假了，“你都真实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生活里被冤枉的人多了，怎么可能都树碑呢?你应该更现实主义一点”。但是冯小刚包括编剧刘恒都坚持了现在的结尾，因为他们的大众视角决定了对于大众审美心理的迎合，过于浓重的悲剧感会打击大众的感情。这就是大众视角带来的作品深刻性的缺乏，英雄最终被承认，大团圆抚慰了大众的神经，但是却丧失了英雄的悲剧感。也正因为悲剧感的缺乏，抚慰按摩了痛苦，使得英雄精神在净化人的心灵方面显得力量不足。

在这个英雄匮乏的时代我们呼唤英雄的出场，而英雄出场之后，又被妆扮成各类可以观赏的对象。我们走进电影院或者坐在电视机前，取决于一部戏好看与否，又有多少人怀着虔敬心情与英雄对话呢?在娱乐化时代，一切都娱乐化了，英雄也未能幸免，成为观赏的对象，被作为商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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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们提到，英雄身份的确认都有赖于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价值取向就决定英雄即便草莽，也得接受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这种对主流价值的自觉皈依，必然缺乏对来自民间的英雄的关注。不得不承认，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土匪抗日英雄余占鳌(《红高粱》)，但是新世纪以来，写匪性的英雄不少，但是却缺乏红高粱的火红火红的真正来自民间的野性力量的展示和赞赏，这不能不说是新英雄主义在当下的一个遗憾。

新英雄主义的大行其道，是主流意识形态特定时期提倡的结果，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切的呼唤，以及娱乐化时代的消费需要。多元价值并行的时期，为新英雄主义的发展探索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但对于建构中的可能的迷失心存一份隐忧也未尝不是对它的关怀。

参考文献

[1]莱辛，拉奥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

[2]冯小刚，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