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艾君

内蒙古曾被周恩来总理称誉为“模范自治区”。1991年苏联解体后，蒙古国开始独立发展，为了北疆的稳定和安全，中央从2000年将内蒙古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后，内蒙古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形成了“内蒙古现象”。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因此，自治区从成立之初就担负着一项使命：为民族地区垂范，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样板。

模范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比新中国年长两岁零五个月。为反对国民党统治，中共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人士很早就建立起统一战线。1946年11月，国共两党军事较量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为了团结内蒙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高度自治政府”，要求各有关中央局、分局和乌兰夫等积极筹备，“以便于最近期内实现”。1947年5月1日，共产党人乌兰夫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宣布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当时自治区的范围仅包括东部五盟，辖土地54万平方公里。虽属初创，但已大大改变国内政治格局，为中共在其他地区推广民族自治政策定下基调，积累了经验。

在两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曾有过一些思考和实践，但吸收苏联的民族理论更多；民国的政界和学界人士曾对蒙疆等边疆地区的政策深入探索，出版大量文史、政论著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随着国民党政府被推翻，这些论著也因有“原罪”而遭否定。

按照“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彻底否定清朝、乃至民国政府的蒙疆政策，完全打破1928年前后民国政府建立的蒙疆行政体系，认为其推行了反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使蒙古民族长期互相隔绝、封闭，盟旗分立、旗县并存，从而对其分而治之)，于是另起炉灶，并多次变更自治区的行政建制。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对内蒙古的行政区划等问题进行讨论，要求创造条件，恢复历史上内蒙古的行政区域，撤销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统一内蒙古的行政区划，结束内蒙古地区东、西部的隔离状态。1949年5月，由热河省代管的昭乌达盟和由辽北省代管的哲里木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同年9月19日，国民政府绥远省代省长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绥远省人民政府随即成立，之前毛泽东提出的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构想得以实现。

1954年3月6日，中央政府宣布撤销绥远省，将原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自治区行政中心从张家口迁往归绥市。4月25日，为消除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影响，归绥市更名为呼和浩特。

1955年7月30日，热河省敖汉旗、翁牛特旗、喀拉沁旗和赤峰、宁城、乌丹县划归自治区昭乌达盟；同时，热河省各市县分别由内蒙古自治区、辽宁、河北分划。1956年1月1日，中央政府宣布撤销热河省建制。同年4月3日，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增设巴彦淖尔盟。至此，按照原来构想，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恢复历史上的行政地域。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古的行政区划又有反复。1969年7月5日，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直到1979年5月30日，又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此后，这种格局一直沿袭至今。

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自治区领导人乌兰夫曾予以高度评价。自治区的历任领导人喜欢举例说，内蒙古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

此外，中央政府对自治区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等内部生活并不干预，而是予以充分尊重——例外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内蒙古也未能幸免。1968年前后，自治区开始了深挖“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的运动，大批蒙、汉各族干部和群众受到牵连，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许多人的心灵长期蒙受创伤。

“内蒙古现象”：起源与含义

1957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区外各省援建了区内的最高学府内蒙古大学。成立之初，内蒙古大学的教师是从全国12所知名高校抽调的学术精英，自治区的教学科研水平在短期内得以大幅提升。

内蒙古的改革开放起步较晚。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低。1991年苏联解体后，其势力完全退出蒙古，被称为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的蒙古国开始独立发展，中国北疆、乃至整个东北亚的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内蒙古自治区在中－俄－蒙三国关系中，凸显出其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

显然，一个贫弱的内蒙古，对于我国北疆的稳定和安全是很不利的。从2000年开始，作为西部省区，内蒙古被纳入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此后，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指数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2年以来，自治区连续7年在全国各省区中经济增长指数的“冠军”地位几乎无法撼动，这种赶超式发展引起世人瞩目，“内蒙古现象”、“内蒙古速度”等命题一时间被学界和媒体热议。

“内蒙古现象”是如何可能的?自治区的领导人曾强调了区内的资源优势(煤、铁等物产资源丰富)、区位优势(地理位置优越，联通三北：西北、华北、东北，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等。在1990年代末之前，自治区的起点极低，增长余地很大，几乎是一张白纸，反过来，也恰恰具有某种后发优势；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自治区放开手脚，获得发展机遇；1990年代末以来能源价格飞涨，也使自治区受益极大。

在内蒙古经济发展的背后，也有其特定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动力——但并非畅销小说渲染的什么狼的精神。蒙古族向来讲信义、重然诺，而以山西移民后代占多数的汉族也有淳厚的晋商遗风。因而，在向称闭塞的北疆地区，异军突起地崛起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企业：“蒙牛”、“伊利”、“鄂尔多斯”、“鹿王”、“草原兴发”等。

2004年前后，内蒙古政府开始实施一项“草原文化”工程，吸收区内外专家论证、挖掘草原文化的含义，为自治区的发展进行文化定位，诠释内蒙古的精神文化品格。显然，这是有战略意义的步骤，在经济指数增长后，内蒙古还必须在文化上占领制高点。

民族关系和谐、社会稳定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内蒙古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文革”期间，草原成为许多知青在苦难岁月里的避风港，他们因此而拥有了关于大草原和像草原一样胸怀宽广的人民的温暖记忆；直到今天，他们都会怀着感恩的心，一再地回到草原，回报、反哺当地社会——这些佳话还只是些特例。

问题与隐忧

现在，内蒙古正步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而要延续经济发展的“奇迹”，必须正视困难，未雨绸缪。

内蒙古是资源大省，矿产资源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成为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共识。

内蒙古有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是产煤大区，堪比“煤海”山西；资源虽可为区内人民造福，却并不足依恃，在特定情况下足以滋生许多消极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这方面，山西就是前车之鉴。在我国经典舆地著作中，山西号称“纲维华夏、表里山河”，又被称为“华夏文明的直根”，境内历史资源丰富、人文积淀深厚；然而，多年来对煤炭利益的疯狂追逐使山西的美好河山满目疮痍，而一再爆发的矿难、及与之紧密纠结的官商勾结型腐败，又使山西省成为一个形象亟需修复的省份——内蒙古不应步其后尘。

据说，旅游是世界上最洁净的产业，但也不尽然。内蒙古的草场已经严重退化而且还在继续退化，对于草原脆弱的生态链条来说，承载太多游客已力不从心。

另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消极方面是：东南亚等旅游业发达国家(以及国内的旅游业发达地区)的经验已经证明，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性产业也会随之繁荣，而这又是另一种“污染”。在短暂繁荣之后，当地社会却是一片狼藉，许多消极后果几十年都难以克服。

威胁我国北疆稳定的因素依旧存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政治进程曾影响我国——包括内蒙古等边疆省份。1991年后，一些扩张性思潮开始入侵我国(如带有分离主义色彩的“泛蒙古主义”等)，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外一些势力经由各种途径散布极端言论。

有言论认为，草原的生态恶化是由于人为的人口进程(所谓“汉化政策”)所致。但实际上，草原退化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人为因素(特定时期具体政策举措失当)，也有自然因素(气候干旱)；既有区内外的因素，也有全球性因素。

近年来，自治区政府为保护草原生态而推行退牧还林政策，一些群众转而从事其他行业或进城打工，出现了就业困难、甚至相对贫困化。这些都是要逐步加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我国内部客观存在的问题能够妥善解决，外部影响就只是些泡沫、沉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