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伟

西南地区的变化正好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扇真实窗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应该尽快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鼓励边境地区的对外开展步伐。

云南并非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区，但却大张旗鼓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却鲜见类似振奋当地民族文化的战略。

“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有效改善民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2009年7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强调。

继2008年3月“西藏事件”，及2009年7月的“新疆事件”发生之后，胡锦涛此次西南之行，显然有着特别的含意。

尴尬的经济处境

“金融危机导致边贸交易量普遍下滑，但随着中缅油气管道工程今年9月全面开工，各种机器设备从五六月份开始大量出口到缅甸，在短期内为我们的出口贸易带来很大的利润。”云南省德宏州商务局外贸发展科科长何海说，“我们已经向中石油有关领导要求，在中缅边境瑞丽口岸一带成立一家油气贸易公司，而不能只把这些地区当作输送通道，否则对于落后的西南边境没有什么帮助，影响当地人的工作积极性。”

该管道南起缅甸西海岸、北达昆明，由中、印、韩、缅四国协同建设，将把中东和非洲的原油输送到中国国内，化解石油进口的“马六甲困局”。

“尽管云南拥有对东南亚开放中介和前沿的优势，但是边境口岸创业环境差，国家的扶持政策少、时间短，使许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竞争能力，这些情况一直影响着我们与东盟大市场的融合。”云南省瑞丽市金星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李文军说，“事实上国家的许多政策都是滞后的，甚至是被民间的力量在推动着前进。”

而“近年国家取消边境小额贸易税收优惠政策后，每年给德宏州造成了8000万元的财政损失，使边贸经济从‘造血变成了‘输血，即只能靠国家每年给予转移支付，但是数量少得可怜，何海说，曾经长期作为国防前沿的西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状态，产品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极弱。”

另外，西南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运输成本高，人口数量少，受教育程度低。何海透露，近年来不少外商在考察西南投资环境后都放弃了投资计划。

更为严重的一个情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缅和中老边境上，还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特区”和“地方民族武装”，时断时续的军事冲突严重影响着西南边境安全和贸易的正常发展。在缅甸边境，一些中国的民间黑恶势力与当地军阀、官员长期勾结，大肆贩卖毒品、武器、走私，开设境外赌场行骗和绑架中国人质等恶劣情况长期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人的对外形象和外来投资者的信心。

何海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一家中国公司从盈江口岸进口货物，先被缅甸政府收了税，但是路过克钦独立军的地盘又被迫再缴一次；二是大唐电力集团得到缅甸政府的批准到克钦邦建设“太平江电站”，但是克钦独立军持武器来威胁施工人员，最后大唐被迫又支付了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源税”。

目前，东盟国家已经成为云南对外贸易规模最大、活力最强的市场，近几年的贸易总额都在30亿美元左右。但是云南省商务厅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在周边国家买方市场的宏观环境下，西南边境边贸企业遇到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严峻挑战，在竞争中日渐处于下风。

“与西南地区接壤的东南亚国家普遍贫穷，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与中国相比都比较弱，不能形成与中国互相促进的状况。”长期与东盟有经济往来的云南商人王庆说，“它们能够用来与中国交流的东西更多是矿产、森林等资源性物品。”

另外，曾经一度被中国学者和官员们热捧的“云南腾冲—缅甸密支那—印度雷多”商旅路线，通车一年多来并没有展现出“中国—东南亚—南亚”的商务热潮。长期来往于缅印中三国边境的密支那华裔许先生说：“中国人对印度东北的贫穷、落后情况并不清楚，而且宣传得太过头了。别说印度东北地区会不会通过缅甸来与中国做生意，其与缅甸本身也没有做成过多少生意。”

艰难的民族文化战略

近几年来，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为底蕴创作的《云南映象》、《丽水金沙》和《勐巴拉那西》等文化产品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云南并非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区，但却大张旗鼓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却鲜见类似振奋当地民族文化的战略。

“云南作为边疆贫穷、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省份，2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财富。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可以使云南的外界形象和旅游业加分，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云南的经济发展问题。”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如果不弄清楚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各民族群众的共同富裕，那么云南强调建‘民族文化大省将成为一个伪命题，即民族文化大省很难转变为民族文化强省。”

一个生动的事例是，云南省德宏州的一名景颇族干部，其女儿上初中时就不愿意说景颇族语，除了会说云南的汉族话，普通话也说得挺好，而且对学习英语的兴趣也很浓。父亲因为女儿抗拒本民族语言多次与她发生争执，但是后者一直不妥协。后来女儿上了高中，更告诉父亲“要在全国做出成绩必须学好普通话，要在世界上立足必须学好英语”。

“看来许多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了，要完整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又想发展进步是很难了，当然，我了解到包括欧美国家的少数民族也是类似的遭遇，他们都必须向主流文化妥协。”这名景颇族父亲说。

德宏州民族宗教局调研员闵建国说：“少数民族不发展就不能算云南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只应该是云南经济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成为主流力量。但是也应该看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同时对正在消失的它们可以实施保护行动。”

他表示，全世界都在发展，中国和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但是希望能够在保持优质内容的情况下发展，“目前，国家的民族政策落实远远不够，对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帮助也不够，因而留下了许多历史隐患”。

环绕着云南边境，居住着景颇、傈僳、独龙、布朗和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和他们生活的地区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被称为“直接过渡区”。50多年来，这些地区的人口已经从解放初期的66万增加到如今的120余万，他们聚居的乡镇至今仍然是云南省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

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计划从交通、卫生、教育和扶贫、边贸等多方面人手，重点解决边境地区发展和边民生产生活面临的特殊困

难和问题，其中，“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

闵建国说：“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首要要求是‘稳定、‘团结，‘发展任务是其次；尽管许多地方都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但中央对于其政策制定一直比较谨慎，从来就没有真正放手，同时经济投入有限。”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也认为：“许多少数民族聚居于边远山区，生存条件恶劣，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到位。内部的问题都没有处理好，自然谈不上对外扩大开放，或对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

另外，西南边境民族地区还必须面对境外宗教渗透的考验。“尽管目前这些情况还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但是政府应该居安思危。目前‘有寺无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必须进行宗教活动的老百姓自发从相邻的老挝、缅甸和泰国等国家‘进口佛爷。”闵建国说，“国家在边疆宗教工作方面从来就没有专项资金，这是非常大的失误，不论基督教还是佛教，培养自己的宗教人才是很急迫的工作，否则将来所有的边境寺庙都有可能由外国佛爷住持了，也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去外面学习的基督教徒。”

西南的窗口效应

“美国回来了”。2009年7月，许多东南亚媒体以此为题发出了报道。随着奥巴马的上台，东盟成为美国重塑权威与影响力的一个着力点。7月22日，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正式签署文件，宣布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香港亚洲问题研究员黄建炎说：“直到中国结束文革和输出革命、推行改革开放，东南亚各国的态度才有所改变。此前，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一直都对美国深怀好感，他们一直对美国冷淡东南亚非常遗憾。”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越来越大。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挑战者，且显然已有对策在手。例如近期其已向泰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湄公河流域四国提出了建立“美湄合作”的新框架提案，此前，中国一直希望主导整个“大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而且积极帮助缅甸融入，而此次美国并未将中国和缅甸列为磋商对象。如此，将于2010年开始生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也将受到挑战。

“所有这些新情况的变化，无疑都会左右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直接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发展。”黄建炎表示，“一些东盟专家质疑中国的投资是否符合东盟的长远利益，担心价值体系遭遇中国的挑战：一是如果东盟经济过分依赖中国，将来如果中国政策变化，东盟将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二是中国不顾政治现状的合作与帮助，将使例如缅甸的军政权不思改革。”

目前，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时期，东盟和中国在各方面合作发展是需要的，但中国还是要慎重，要是做得不好，除了带去“大国威胁”，还会连累东南亚的华人。越南华裔学者陈子原表示，例如中国协助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建设工程，一般外国去建设是投资，技术等，或者派出的是技术人员，但现在中国的公司连普通劳工人员也一并带去，当地人就说，“中国人来抢我们的饭碗了”。

“国家的形象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外交艺术和国际宣传手段等多方面，中国应该和周边国家建立新的与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国家的关系。”陈子原说，“西南边境地区的变化正好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扇真实窗口，中国急需在那些地区加强有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