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舒劼

一

“学术场域内的‘周年纪念”,在本文内指的是以“三十年”与“当代中国文学”[1]之间的关系为论述主题的系列论文。“三十年”即是从1978年到2008年的时间历程,这个短语在2008年前后的频繁出现,显然是为了突出“1978年”的文化含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等,“1978年”所发生的系列重大政治文化事件使其具有独特的时间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文革”结束后政治、经济、文化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与修改的开始,具体到学术界,1978年预示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时获得了意识形态的许可和物质建设的便利。1978年被视为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与思想变革的重要界标,拥有作为学术史界标的天然合法性,它标志着当代人文学术的重生,是许多人文学科当代史自然的分界线。[2]

由于中国这三十年发展所取得的整体性的重大成就,社会各个阶层对“三十年”的回顾与颂扬都具备坚实的心理基础与动机,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逢十”纪念的习俗,2008年前后的各类媒介中“三十年”的密集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对于具体的人文学科区域如“当代中国文学”而言,将自身与“三十年”相联系进行讨论并撰写以此为主题的系列论文,在这种背景下很自然地出现了。

仅在“当代中国文学”范围内做粗疏扫描,就能搜索到大批以“三十年”为主题的论文。如《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上的《文学研究大跨越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上的《告别“附属”走向自主、自觉——改革开放30年文学社会的精神维新》、《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上的《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上的《三十年来文学变革的十大后果》、《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上的《潮流化仿写与原创性缺失——对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片面反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上的《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上的《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等等。许多学术期刊还为此辟出专栏——这意味着数篇同主题的论文受到格外重视,如《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的“改革开放30年的文学社会”、《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等等,有的学术期刊甚至在同一期内安排了两个专栏:《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的“批评论坛”栏目和“现象解读”栏目分别被命名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和“广西文艺三十年”,各自收入了5篇和4篇论文。在纸质媒介的学术期刊之外,“当代中国文学”与“三十年”的主题讨论还以网络专题、学术研讨会等诸多形式展开,[3]这些学术场域内的研究实践充分展示出“三十年”主题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号召力与凝聚力。这种力量很自然地漫延到文学研究场域的周边,地方作协组织的文学采风活动和文学期刊组织的文学创作同样参与了“三十年”主题的文化建构——由于“当代文学三十年”之类的表述始终是“1978年”以来的“宏大叙事”的一个分支,因此“三十年”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应被视为以学术场域为表现中心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话语实践。[4]

二

大批同主题论文的连续出现所形成的学术现象必然掩藏着某些话语意图。《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5]也就是说,“饩羊”在进入“告朔”之后已被赋予新的象征含义,而“当代中国文学”进入纪念“三十年”的语义场之后自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作为这批主题论述核心的“三十年”凝聚着丰富的时间政治学的内容,比起通过变化来理解时间的传统路径,它更强调通过时间去诠释变化的意义。“三十年”这一有着固定内涵的短语是跳出时间轮回的线性时间观的体现,它流露出将自己与未来紧密联系的主体意识以及乐观昂扬的政治心态。文化史的检索表明这种观念与情绪源远流长,胡风于1949年至1951年陆续发表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即是例证之一,“时间开始了”既强调“时间”有其进步的政治主体,也强调该主体赋予时间进程的价值。“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等表述都是相同的例证。从主体意识与乐观心态之外的历史实践角度看,“三十年”还是积累型时间观的典型表述,所谓积累型时间形式,至少表现为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重要领域所受到的渐进积累进程的支配,它与历史进步观之间的联系同样根深蒂固。[6]由于1978年以来中国国家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体意识、渐进趋势与乐观心态共同酝酿出“三十年”纪念主题中鲜明的庆典色彩,对于身处这一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学术界而言,无论是主流政治话语的号召还是主体感怀的抒情冲动,都是导致“三十年”主题论述在学术期刊上遍地开花的重要因素。主流意识形态期望社会各话语阶层共同编织出庆典的乐章,使“庆典”作为集体的文化记忆进入历史,这种隐秘而强大欲望使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语的生产者产生不可压抑的控制欲。“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7]在具备物质现实的基础上,生产“精神涵义”理所当然地成为重中之重。柏拉图宣称要监督诗人们的创作,强迫他们在诗中只能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将他们驱逐出城邦。这种理念的极致化在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史上大规模地出现,以文学创作为例,就有一批标志性的理论文本(如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作方法(“两结合”、“三突出”)和实践模式(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它们在文学史中被定性为文学异化的标本。以先锋文学为标志的文学形式探索并没有取消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制约,就整个文化格局的发展而言,学术文化创作面临的主要问题由意识形态的制约变更为经济利益的诱惑。各类主流学术文化奖项的设置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将影响话语生产的方式由“控制”转向了较为合适的“引导”。

某些以“三十年”与“当代中国文学”为主题的论文明显感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这些论文常以“概述”所有的高屋建瓴的气势展开,主动将论述对象的意义生成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相联系,以政治价值的视角切入并探讨学术对象,论文的学术形态明显地向政治会议报告的形态转型。以某篇论文的摘要为例:“三十年来文学创作保持了长期持续稳定的繁荣,……这当然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党的文艺政策分不开。三十年文学的共同特征是:文学思想导向中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断强化;文学多向艺术探索中现实主义显示越来越强劲的活力;文学题材越来越广阔,真正实现了历史、现实、天上、地下无所不写;大部头作品涌现和宏大叙事的制作,势头越来越强劲。三十年文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文艺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市场需求,从属于金钱的收买。并由此导致文学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乃至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针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处理好三个关系:审慎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辩证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妥善推进继承与创新的关系。”[8]这段摘要折射出论文一个明显的逻辑矛盾:怎么解释三十年文学共同特征里“文学思想导向中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断强化”与三十年文学突出问题中“文艺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市场需求,从属于金钱的收买”之间的表意冲突?另外,“审慎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辩证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妥善推进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三条“文学发展备忘录”中,无论是“辩证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还是“妥善推进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都不是文学创作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这些理论认知甚至与文学创作机制毫无关系。很难想象,李白、卡夫卡、福克纳是先“辩证地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妥善斟酌了自己在创作技法上的“继承与创新”后再提笔写作。倘若将“文学”置换为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甚至置换为“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它们同样可以被要求“辩证地认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妥善推进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多少有几分将辩证法庸俗化的意味。因此,毋宁说这些学术论述更像某种政治姿态的宣告。

三

共同参与“三十年”的文化庆典的还有学术期刊。与论文的撰写者不同的是,学术期刊更主要的是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了“三十年”系列主题论文的制造:学术期刊提供此类论文发表的公共学术空间,而期刊的等级往往也与论文作者在学科内的地位成正比,这显然是出于精心的安排。前文第一节简单列举中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都属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年版)》所规定的最高级别学术期刊——“权威期刊”之列,而《当代作家评论》和《文艺争鸣》都属于该标准中的“核心期刊”,《南方文坛》则是该标准2004年版中的“核心期刊”。[9]这批身处高端地位的学术刊物显然将响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视为当仁不让的任务,而具体承担这种号召的作者们也都具有其学科内显赫的学术地位。于是,多方共赢的场景出现:主流意识形态所希望出现的“文化庆典”因为重要学术期刊和学者的加盟而增添了学术的意味和价值;重要的学术期刊则由于组织、响应了政治文化需求而巩固了自身的“权威”身份;学者们能在重要期刊上讨论同时兼具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宏大主题”,这也是对其学术地位的肯定与嘉奖。因此,“三十年”与“当代中国文学”的系列主题论文绝非“二十七年”文艺策略的复现,而是多方话语利益达成默契共识的表象,不同领域的话语符码在交汇融合后完成了文化象征资本的交换。也就是说,在“三十年”征召“当代中国文学”的同时,“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和期刊也将从对“三十年”的论述中程度不一地“隐形获益”。这就可以解释某些无意于迎合的论文为何也冠名“三十年”发表——尽管“三十年”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确有重要意义,但并非所有的反思、检视与梳理都需要这块踏板才可以起跳,2008年在学术史上的“界标性”尚不能从学理内部找到有力的支撑。有学者提出,“尽管我们侧重的是三十年文学,但为何凑足整数提‘三十年而不做其他表达?”[10]本文论述范围之外的一则文化事例更能说明文化象征资本交换过程中的多方共赢:尽管《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认为他的新书《中国30年》“更多意义上是他们的书,不是我的”,但他坦承,这部作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大项目的书得到了许多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支持:除了采访到关键的政府高层领导人外,库恩还获得了中央文献资料室很多新解密的党内文献,这让他获得了美国同行不可拥有的政治象征地位。[11]

“三十年”与“当代中国文学”的主题讨论所涉及的公共场域吸引了多方话语的参与,使得话语交互中的文化象征资本呈现出复杂的多向度流动态势,共同缔造出这场学术含金量并非很高的学术盛况。权力关系无处不在,也不可能有真空的话语场域让某种意识形态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知识话语的生产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社会文化空间,关于“三十年”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学术讨论,其价值标准、规范原则和生成资本都不完全由学术场域决定——由于知识场域“历史地”脱胎于权力场域,它也必须同时处理与权力场域的历史遗留关系,必须达成某种制度性和规范性的安排和妥协,因此也不得不同时是政治维度上的努力,这是当代知识场域构建所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12]但显然知识分子并不能由此顺从、甚至迎合非学术的权力话语的安排:这正是建构公共学术场域的起点。

[1]本文中“当代中国文学”所指的范围大致包括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两个方面,在学科融汇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中它们很难作有效的切割。

[2]如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在文学史的断代中,虽然用“1962年”和“1971年”替代了传统的“1966年”,但并未改变“1978年”的界线标志。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在“绪论”中将“1978年”作为当代文学分期的界线之一。

[3]2008年“当代中国文学网”推出“文学与思潮三十年讨论专题”(http:www.ddwenxue.com/html/zgxs/wxysc/20080920/2404.html);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文学院于2008年4月19日至21日在河南大学联合举办“改革开放 30 年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见《文艺报》2008 年6月17日第2版)。

[4]这些论文分别从学科方向、文学体裁、文学地域等角度切入,如《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年》(《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三十年短篇小说艺术创作轨迹回顾》(《文艺报》2008年7月24日第3版)、《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天津小说三十年的文学史观察》(《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这些视角有时也得到整合,如《新时期三十年山西小说艺术形态分析》(《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5]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1.

[6]〔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0.

[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35.

[8]张炯.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10.

[9]在另一种学术期刊评价标准“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8—2009年版)中,这五种期刊同属于“来源期刊”中“中国文学”类的核心期刊。

[10]王尧.统一论述的背后[J].南方文坛,2008,(6):39.

[11]见2009年2月12日《南方周末》第21、27版:《〈江泽民传〉、〈中国30年〉作者库恩“真实才是最重要的”》一文。

[12]参见许纪霖等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57—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