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南铁

同一天之内,大师与大师分别驾鹤西去,这样的巧合似乎有意让我辈把他们放在一起瞻仰。在这里我实在无意、也没有胆量评价大师与大师的学术成就,他们的德行高山景行,他们的学术地位轮不到我们置喙。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说,“不妨老实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连下这一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不过,当我们同时仰望两位大师的时候,还是看到了某种不同。他们一个基本置身于公众视野之外;一个却被各种媒体追逐,频频曝光。遗憾的是,媒体所关心的并不是大师之所以作为大师的学术造诣和成果,而是竭尽当今媒体猎奇之能事,从市民社会的兴趣出发,家长里短,无所不至。有些事情甚至成了娱乐事件,以至于所谓大师在公众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吸引眼球而不是撞击心灵的符号。这对于大师自己来说,抑悲?抑喜?

社会与人生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外界和内心也有不尽相同的关于得失的比较方式。那些沉实的硕果累累的大师,他们的人生意义已经存在于学说之中,存在于著作之中,存在于对后学的影响之中,并不需要去“百家讲坛”寻求认同,更不需要娱乐界人士所崇尚的在人前“混个脸熟”。尤其是那些沉浸于哲学、宗教,沉浸于国学之中的大师,想必已然得其三昧,对世事洞若观火,对人生早已参透,对荣辱淡然超然,不至于像许多离开职位的官员那样执拗地深怀恋栈之心,也不至于对鲜花和掌声有沉溺性的爱好,因而不至于愿意沦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只是在我们这个强调树立典型、喜欢表扬好人好事的国度里,大师们也不得不像像明星一样活着。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作为一面会场里的旗帜,不辞劳累地长久站立在那里。巴金以风烛残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位子上一直端坐到生命的终了,帮别人暂且保留着那张座椅。象这样为社会、为别人活着,是不是也算给中国文坛作出了另类贡献呢?我想,大师们可能需要安静和恬淡,可能需要总结,需要照顾,甚至可能需要继续创作和研究,但是其中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需要自己的学术价值,不需要给别人装点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