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运长

中国自“五四”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套现代学术的体制。历经不同的时代,学术研究的风气、水平、成果等等,当然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现代学术有它根本的一个精神气质,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细心的培育、呵护,当这种精神气质受到侵蚀甚至被污染的时候,学术规范就无从谈起,现代学术体制的根基也将被动摇。在我们当下的学术领域里,有些问题已经露出了苗头,有些问题甚至有越来越严重化的趋势了。在这个举国谈论学术创新的时候,我们尤其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自由和独立

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大体上包括两大部类,一是哲学、伦理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学术,二是数学、生物、化学、物理、技术等科学学术,其中科学又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学术兴趣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以往人们对人文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如今人们却似乎更多地重视科学、技术。又如以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而现在似乎对应用科学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基础科学。早前有学者指出人文精神的缺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有科学家一再呼吁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但我认为这种学术兴趣的转移和我们时代的特征有关,算不上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术兴趣的转移,而在于现代学术精神气质的被侵蚀和被污染。不管是人文学术还是科学学术,也不管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是有价值的。而丧失了精神气质的所谓“学术研究”,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现代学术具备怎样的精神气质呢?

首先,学术研究是普适性的。这意思是说,学术研究的成果适用于一切人,学术的价值是超越学者的一切个人和社会属性的,是超越种族、宗教、性别、国家、阶级的。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学者默顿所说:“哈伯制氨法不能用纽伦堡审判来宣布无效,一个反英分子也不能废除(英国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沙文主义者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上删去外国科学家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公式对科学和技术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普适性的意思是说学术研究的职业可以适用于一切人,是完全彻底开放的,不管是男人、女人,黑人、白人,城里人、乡下人,大学教授、自学成才者,只要有兴趣、有才能,都有可能成为学者,没有任何人可以规定学者必须拥有学者的执照才能进行学术研究。

学术的普适性精神气质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学术研究是最自由、最独立的职业。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能被至亲好友拉拢而改变结论,也不能被强权压制,也不能被金钱收买,甚至也不受门户之见的影响。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就是这种精神气质的体现。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常被视为一种学术勇气,其实这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学术的精神气质使然。这里的区别在于,任何一个学者都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自由和独立的原则不仅适用于那些有勇气的学者,也不仅适用于如陈寅恪这种成就突出的大师,而适用于一切学者,包括胆小怕事的人,也包括那些默默进行研究的不知名的人。

自由和独立被当作一种勇气,恰说明学术的普适性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已经受到侵蚀。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坚持自由和独立原则的学者的确需要莫大的勇气,所以为数不多。事实上,学者拉帮结派者有之,受制于强权者有之,被金钱收买者也有之。以前这些问题还多半集中于人文学术领域,因为人文学术的结论常常是可以有争议的,为各种门户之见和权力、金钱等外部势力的介入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如今不仅一些界于人文学术和科学学术之间的学科,如经济学中存在这一类问题,甚至在一些纯科学、纯技术领域也是如此了。

诚实和无私

现代学术的普适性精神气质还意味着学术研究的非个人性。学术研究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甚至也不是为某个家庭、族群、党派、阶级、国家等社会和利益群体服务的,而是为一切人服务的。学者从他的工作中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呢?他探索和发现普遍的真理,这给他带来无限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所有人都能从他的研究中受益,与此有关的荣誉和名望就是对他的最高奖赏,这种奖赏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切来自于个人和团体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学术的另一种精神气质,那就是:学术研究是无私的。任何职业都有自身的道德规范,可是没有任何职业像学术研究一样,首先被预设了学者的诚实、正直、不谋利。

关于道德和职业道德,人们习惯于用“良心”一词来说明,对任何职业、任何人都有“良心”的要求,可是当人们说到“学术良心”时,这个词显然就要严肃得多了。看来,“良心”这个词并不足以说明学者的诚实和无私,正如前面谈过的“勇气”这个词一样。

例如,当今的学术界受到的有关“学术腐败”和“学术良心”方面的指责很多,其中包括以下事实:不少学者出于某种自私的动机,将自己的研究看成是为某个小圈子、小团体服务的。如有的文学批评成为对“哥们儿”的“文学表扬”,有的经济学家为某个大企业收买,成为一些商业行动的“吹鼓手”,等等,甚至为了这些“哥们儿”和小团体的利益,故意发表似是而非的、错误的和虚假的研究报告。对此,人们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为“丧失学术良心”的行为。然而,假设将这个小圈子和小团体的范围放大,放大到一个国家,假设一个学者为了国家利益发表虚假的研究报告,那我们应该指责他的“学术良心”,还是褒扬他的爱国主义呢?

所以,学者的诚实和无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基本的精神气质。学者的研究报告不受法律的审判,也与道德无关,而应是他自身精神气质的显现。也就是说,在这里,诚实和无私既不是外部的法律强制于他的,也不是道德要求于他的,而是预设于他内部的精神气质之中的。如果将学者的诚实和无私作为一种“良心”,作为道德概念来看,那么当这种道德在和诸如爱国主义之类的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学者将很可能产生犹疑。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学者将毫不犹豫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而这种选择肯定是诚实无私的,因为这就是他本身的精神气质。因此,对于种种“学术腐败”的发生,当然并不是学者“坏了良心”,而是他根本缺乏作为一个学者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他没有资格做一个学者。前面说过学术研究的职业是最为开放,完全不需要资格证书的。学者的“资格证书”,就是预设于他内部的精神气质。

学术研究的无私,性质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无私不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学者的无私是一种范围更广,层次和境界更高的无私。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私”,主要指的是一种个人欲望。所以,“为朋友两肋插刀”是无私的,在一个共同体里克己奉公是无私的,“精忠报国”是无私的。军事家的无私是在战场上舍生忘死,政治家的无私是为了团体的利益鞠躬尽瘁。然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些都还并不足够。因为他探索的是最普遍的真理,他服务的是一切人,所以对于他来说,甚至“国家利益”也是一种私心杂念。

当我们用“良心”这样的道德概念来指责“学术腐败”时,实际上已经将学者的境界降低了一个层次。我们将诚实无私预设为学术研究的精神气质,是因为这个职业提供的是一种最具公共性的公共产品。公共性和公信力是学术研究的唯一生命。而这样的预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学术研究不需要从外部获得资格认证,有条件摆脱一切外部势力的干扰。另一方面,探索真理所带来的荣誉足以抵偿一切外部的利益。

当学者的诚实和无私降格为一种道德要求,当我们提出“良心”这样的概念,像乞求商人的诚信一样来要求学者的诚实时,说明学术研究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了?要知商人是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天性的,而学术研究恰恰相反,天生就是不谋利的。可是在事实上,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许多学者不是正像商人一样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吗?如果他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做到一个有良心的商人那样的诚信,我们也就说他还算没有丧失“学术良心”了。当然,这样的学术研究,我们自不必过高地寄望于它。

学术竞争体制

不必否认,人都是有私心的,而现代市场体制将人的自私动机视为推动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学术体制和现代市场体制是几乎同时诞生的。正因为如此,从现代学术体制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学术研究领域精神气质不佳的“腐败”现象就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过去。从古至今,学者们总是爱好争论,自我吹嘘;抢占学术“山头”,将自己的发现秘而不宣,唯恐他人占先;当提出一个假说的时候,只引用支持假说的事实和数据,甚至编造虚假的事实和数据,所谓“先有思想后有观察”;剽窃和虚假地控告他人剽窃;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些是属于精神气质方面的,有些则可以用道德和良心的概念来批评。现代市场社会是一个竞争性的社会,学术领域当然不能也不必排除竞争。而有竞争就有冲突,就必然带来种种“溢出”的状况。但是,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体制和成熟的现代学术体制之下产生的“学术腐败”和“溢出”,和我们这里目前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相比,程度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可以说不至于引起普遍的、大面积的公信力丧失的问题。

一般地说,成熟的市场体制能够严格地区分一般市场产品和公共产品。一般市场产品由完全市场竞争秩序决定,而公共产品的竞争秩序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或不由市场决定。不用说,学术研究属于公共产品,而正如前面说过,其公共性要超出一切其他的公共产品。所以,学术竞争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竞争,现代学术体制包含着自身的学术竞争体制。

学术竞争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里:学者的“私心”,不是以权势、利益的获得来满足的,而是以学术探索和发现普遍真理的荣誉感来满足的。因此,全社会要达到鼓励学术研究、促进学术繁荣的目的,无需用金钱和权力来褒奖学者,最有效的办法是肯定学者对他的研究和发现的首创性。而这种性质的奖赏,当然不是政府或类似的部门、团体能够作出的,而必须由权威性的学术期刊、机构来鉴定。也就是说,学者的最高荣誉,就是来自于他的同行的肯定。

因此,现代学术竞争体制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就是对发明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认定和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知识产权”的概念是和学术研究的普适性气质相冲突的。学术研究是这样一种公共产品,其公共性几乎可以和阳光、空气相提并论。正如一个诗人所说:“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知识产权”的保护,有时就是对普遍真理的某种“垄断”。然而,为了鼓励全社会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也为了保证学术竞争的规范和秩序,我们宁可满足学者的“私心”,而一定程度地损害学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

可是在我们这里,学术竞争很多时候不是荣誉的竞争,而是奖金(有时还换了一个名称:科研经费)和职务、职称的竞争,这就不顾学术研究的精神气质,将其视作一般的公共产品甚至是市场产品了。更有甚者,学术竞争有时还演化为学术“资格证书”的竞争——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资格,需要由某种职能部门,以论文的数量、发表的等级等人为的标准来认定,而这些又和相关的奖金、职务、职称的奖赏联系在一起。于是,全体学者均成为逐利之徒,不仅丧失了精神气质,甚至已毫无尊严可言。有人说,幸亏孔子没有诞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否则他“述而不作”,没有论文发表,必然被“末位淘汰”,失去学术研究的资格。

这样一种学术竞争的体制,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逐利的“学者”们为了大量制造论文的数量,于是就剽窃成风,而那些忙于计算论文的数量和等级的部门,甚至没有能力和精力来鉴别剽窃(结果是,发现剽窃,需要依靠那些同样惯于剽窃的“学者”的动机可疑的指控),更不用说鉴定学术研究的质量和首创性了。这样,一个真正的学者最为看重、最需要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反而得不到起码的尊重。最讽刺的是,由于认定了一些学术期刊的级别和“权威性”,在高级别和高“权威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含金量”最高,这些期刊有利可图,于是就纷纷收取“版面费”。连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也变成了逐利的机构,那么,如果我们社会还有一位具有学术研究的精神气质的真正的学者,他将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对他的研究加以鉴定的地方呢?所以,这样一种学术竞争体制,势必驱逐掉最后一位真正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