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红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不顾劝住，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此后张学良的人生道路便急转直下。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张学良施以狠毒的报复打击，一代少帅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张学良在大陆被关押期间囚禁地点一直变化不定：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1938年秋，又被迁徙至贵州修文县。1946年，在蒋介石的一手策划下，张学良被秘密转移到台湾，并且几次转移关押地点，使外界对张学良将军的关押地无从知晓。

秘密转移台湾

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骗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当年蒋介石把张学良将军转移到台湾的时候，驾机者是王赐九，系湖南省慈利县溪口人。根据王赐九的回忆：1946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作为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的王赐九，准备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再返回重庆。飞机在九龙坡机场上空盘旋时，无线电传来上级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重要任务。”

九龙坡机场站长对王赐九吩咐：“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上司有所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日清早八时半从本地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他又重复强调：“请记住，是桃园机场。”并严肃地对王赐九规定了三不准：从现在起不准打电话；不准与任何人(包括家属)见面；不准走漏任何消息。第二天上午8时10分，王赐九开动了飞机，离开机群，停靠在机场东北角上。此时机场出奇的宁静，隐约可以见到四周有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机场入口处，几名军官和便衣在盘查过往行人，机场处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氛中。由此，王赐九断定此次运送的人员决非一般。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材魁梧的先生和一位身材苗条的小姐。他们直接向飞机前舱走来，并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接过通知单，王赐九大为吃惊，一连串的问号在脑中炸响：为什么机场不按常规签发专机运送主要人物姓名、乘机人数、载物重量?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却无人前来送行?为什么机组人员非要临时配备?突然，王赐九恍然大悟：这不是张学良少帅和赵四小姐嘛!王赐九不由自主地仔细打量了这两个人，眼前的张学良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稀少的头发在瑟瑟秋风中飘动，一双眼睛仍炯炯有神；赵四小姐紧挽着张学良，亲密而真诚。穿一身浅蓝色阴丹士林旗袍，左手提一个藤条箱，看上去朴素无华却又掩不住大家闺秀的端庄秀丽。张学良和赵四小如紧紧相依，从他们缓行的脚步中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眷恋家乡，也许他们知道，此行恐怕是他们最后一站了。像常人一样对少帅充满钦佩与同情的王赐九，禁不住在心中默默地为少帅夫妇虔诚祈祷：“祝将军一路平安。”

天空突然抛洒起了毛毛细雨，气氛显得愈发的悲凉。赵四小姐轻轻地说：“汉卿，快进飞机吧。”于是搀扶着张学良缓步走上了飞机。8时30分，按照命令，王赐九驾驶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浓浓的雾气夹着细雨，能见度极差。王赐九担心会出问题，因此在上升到2000米的高空云上时，以每小时230公里的速度向南飞去。在行至江西遂川的时候，才雾收雨停。当飞机进入福建上空时，已经是万里碧空了，隐约可以望见台湾的阿里山。张学良与赵四小姐靠在窗前，此时已临台湾南端的桃园机场上空了。

王赐九透过防弹玻璃，搜索降落标志，只见一条测风袋在空中拼命摇摆。王赐九马上打开测风仪，仪表显示左侧风力每秒超过12米。王赐九心里七上八下，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他不免担忧地想：在这种无地面指挥，又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着地降落，是最易造成机毁人亡的。而九龙坡机场站长为什么命令“一定在桃园机场降落”呢?其意图还不明显吗?机上坐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将领，他为了抗日救国，敢冒杀头之险。我与他比，我算得了什么?我决定改变计划，大不了要我一条小命。王赐九遂同副手商量，改道向台北飞去。

13时35分，飞机平安在台北机场着陆，一辆黑色小轿车开到机前。这时从车内走出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子向机门走来。张将军在赵四小姐的搀扶下，先向机组人员招手致意，然后走出机舱。从此，王赐九再没见过他的面。次日，王赐九驾机返回交命。作战处陈处长大发雷霆，质问王锡九为什么擅自改道。王赐九只说了一句：“为了安全。”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赐九一直将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当作机密深深隐藏在心中，连他的妻子也不敢说起过。后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享受了高级军官待遇，但他仍然守口如瓶。

从大陆秘密被骗解到台湾的张学良夫妇，不久就被蒋介石安排在了远离市区、远离人烟的新竹井上温泉居住了下来，实际上过起了一直被蒋介石监禁的失去自由的生活。

新竹这个囚住地点的选定，是蒋介石经过了几番慎重思量与权衡后的最佳方案，对外则名曰便于“严加管束”和“必须高度安全”。

阳明山落户

1949年，张学良夫妇从新竹井上温泉搬至台北近郊的阳明山。

这次转移事出有因。1949年，蒋介石退踞台湾后，为了安稳人心，加强台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梦想，开始了对其党政策的大力整顿和调整。蒋经国被委任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之职，军衔为二级上将。蒋经国接管权力之后，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于蒋经国管辖之下。蒋经国和张学良的交往便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

蒋经国对张学良早有所闻，又敬慕已久，他觉得自己有理由把张学良看作朋友、老师。出于这种心态，蒋经国在大体不违背其父蒋介石的意思下，开始了与张学良的交往。他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妇从新竹井上温泉迁出，另觅他处居住。为此，蒋经国着实费了一番脑筋。他觉得新址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环境幽美，离台北较近，交通顺畅。经过一番选择之后，蒋经国为张学良选定了台北北郊安谧雅静、风景秀丽的阳明山。蒋经国之所以选中阳明山让张学良夫妇落户，他的内心是有更深层次的打算的。因为蒋介石和宋美玲已经把日后定居的官邸，确定在了阳明山山脚下的士林镇。一旦张学良从井上迁到这里，也就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自然而然在父亲与朋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他与张学良至诚交往的真意。

蒋经国拿定主意以后，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特地邀请张学良亲自到阳明山勘察、访视一番。望着满山葱郁的树木与点缀其间的亭台楼阁，感受着透亮的阳光与和煦的微风，张学良脸上浮起久违的微笑。他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在此生活对修身养性、研读学问大有好处。但是，在商议住所地点时，张学良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山腰阳明公墓边的几间平房。他坦然地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的地方呆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

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张学良参禅达观的思想溢于言表。他走过大半辈子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风雨遭际之后，已经彻底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境界。再者，现实一点讲，张学良认为，住在这里很好，因为公墓里埋着的一些人他认识，有的还是他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里，他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朋友看望他，只要告诉司机他在阳明山上面，很容易就会找到了，省得给人家添麻烦。对于张学良的这个选择，蒋经国自然不会同意，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他都不会让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里。最终，他在阳明山庄附近，选中了一幢别墅让张学良居住。尽管张学良认为，“搬搬家，不过是换一个地方而已，何必那么讲究”，但他对蒋经国的心意还是发自内心地感激的。

蒋经国为张学良选择阳明山定居，主要是因为还在幽禁管理之下。尽管得到蒋经国的关照，但居住的阳明别墅毕竟远离台北市区，稍显偏僻。幽禁多年后，与张学良来往的这些故旧都已年老体迈，从朋友们每次探访的言谈里，从他们那份因山高路远而带来的疲倦神态中，他看到了老友们每次出行的不易，珍视友情的张学良逐渐产生了：“管束”解除之后，重新选择新址建屋的念头。一次，原东北军十几名部属前来看望张学良将军，分手时他们想到自己年纪老迈，出行不便，不知何日还能再相聚，一股感伤的情绪突然爆发了出来，离愁别怨，使得他们竟然孩子般地抱头痛哭起来。此情此景，让张学良也有隐忍不禁，泪水即将涌出时，他再次拿出少帅的威仪，忽然高声发布命令：“成三列纵队，列队!向后转，开步走!”军令如山倒，在老帅的命令发出之后，十一几个人似乎找到了昔日“沙场秋点兵”的感觉，他们迈步向前，按照老忡的口令，一步一步挪动着，那股难舍难离的心绍逐渐平和。

换居北投

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之后，他向蒋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搬离偏远的居住地，随后，经允许在台湾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别墅。原来，一直沮丧于与老友聚面之不便的张学良，好在后来有“严加管束”的禁令的解除，这时张学良的心绪逐渐好转。但是，经常的出游探访也使他感到因居住地偏远带来的不方便。更为主要的是，自从“管束”以来，“阳明”两字仿佛成了他生活的代名词。起初被幽禁在奉化溪口，蒋介石就让他攻读王阳明的典籍；后来迁徙到贵州修文县，他又被安排在阳明洞旁的阳明祠居住；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时，负责监管的保密局为防不测，又准备把他转移江西的阳明洞；从井上温泉迁出后，他又来到了阳明山。“阳明”的称谓，几乎伴随了他幽禁的始终。回想这些经历，在获得自由后，张学良觉得真该与这个称谓告别了。

当蒋经国来探访的时候，张学良不失时机地谈到迁居的想法。他提出因为年事已高，居住偏远，与朋友往来非常不方便等原因，希望在城郊附近选择一块地点，由他自己出资盖幢房子，以便搬下山去居住。蒋经国听了张学良的陈述，觉得确实如此，当即答应下来。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派车来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请他们前去查看他选中的新居建筑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