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3年12月至1945年9月，陈寅恪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兼任华西协合大学特约研究员。在成都期间，陈寅恪尽心于教学与著述，前后开设了5门课程，总共撰写了14篇文章（旧说12篇有误），基本上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在成都期间，陈寅恪与巴蜀学人及寓蜀学人交游往来，与林思进、蒙文通、李思纯、张大千、罗忠恕及吴宓、钱穆、徐中舒、闻宥、缪钺、严谷声等互有来往，又多方搜求刘咸炘的著作。成都也是陈寅恪的失明之地，“流转西南，致伤两目”。陈寅恪的成都岁月值得追忆，但其影响不宜拔高。

[关键词]陈寅恪;成都;燕京大学;学术;交游;目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巴蜀学术研究”（12BZS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10@ZH005）。

[作者简介]彭华（1969-），男，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成都 610064）。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甲辰人日作》）。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123页。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曾经结缘于四川的成都与重庆。1940年3月、1941年3月，陈寅恪两度飞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1943年12月底至1945年9月14日，陈寅恪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兼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前后相计，陈寅恪在成都的时间将近21个月。

在成都期间，陈寅恪一家先后居住过两个地方。刚到成都之时，在“借用原华美女中校舍的燕京大学”（陕西街27号），与李方桂（1902-1987）一家是楼上、楼下的邻居（“随后李方桂伯父一家来到，就住在我们家楼下”）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76页。。1944年暑假之后，因授课地点改至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陈寅恪一家遂迁居至华西坝广益学舍45号，“此处环境幽静，树林较多，我家住在一座二层楼房的底楼，居住条件改善不少”

陈流求：《忆先父陈寅恪在成都燕京的日子》，转引自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7页。。

一、教学与著述

（一）教学

相关资料显示，在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三个学期中，陈寅恪总共开设过5门课程，即1944年春季的“魏晋南北朝史”“元白诗”，1944年秋季的“唐史”“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元白刘诗”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9-221页。。1945年春季，陈寅恪因目疾住院治疗，而在燕京大学的授课遂因此中辍。

回忆资料显示，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教学是很成功的。当年在燕京大学上学的学生回忆，“（陈寅恪）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燕大同学的殷切教诲却使我们永志不忘”

黄辉家：《缅怀一代宗师陈寅恪教授》，《燕大文史资料》第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由于陈师讲课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听讲的不仅是学生，华西坝其他大学也有不少教师来听课”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转引自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20页。，“时为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高文先生，每课必来听，并详记笔记。后迁往华西大学教室授课时，著名诗人、文学家林山腴思进教授亦来听课”

唐振常：《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书林》1990年第1期。该文后收入唐振常：《川上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除大课堂的本科教学外，陈寅恪还在燕京大学指导研究生。1944年秋，刘适（石泉）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

石泉（1918-2005），原名刘适，安徽贵池人。妻李涵（1922-2008），原名缪希相，祖籍江苏江阴。，成为陈寅恪的研究生。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说：“石泉可能是唯一在陈师指导下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的研究生。这也有一些偶然性，是在某日夜间陪侍陈师聊天时谈定的。……后来就与陈师商定以《中日甲午战前后的中国政局》为题，开始搜集材料。1948年写成了一篇十五万字的论文，惜原稿已在文革中全部丧失，思之怅恨！”

转引自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25-226页。

笔者按：石泉的回忆文字有误。其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并不是《中日甲午战前后的中国政局》。又，其硕士学位论文后失而复得。1991年，石泉获悉，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接收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中，尚存有此篇。1993年，石泉前往复印全文。后略事整理，改名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于1997年11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参看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關于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教学，有两个问题需要在此略做论述与辨析：一个问题涉及教学内容，即陈寅恪当年是否在课堂讲授“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一个问题涉及听众，即郭沫若（1892-1978）是否曾经想来成都听陈寅恪讲课。这两个问题的“爆料人”，都是同一个人，即当年在成都燕京大学读书的唐振常（1922-2002）。

唐振常说，他在成都燕京大学读书时，选修了陈寅恪所开的四门课程——“魏晋南北朝史”“元白诗”“唐史”“元白刘诗”。根据唐振常回忆，当时的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想去听陈寅恪的课

贺孟斧（1911-1945），原名善柯，江苏武进人。中国舞台美术家，话剧导演。，但一听说陈寅恪第一课就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他以为无聊，就不去听课了。唐振常在前后两篇文章中都说到了这一话题，并且两篇文章的文字高度吻合。

第一篇文章说唐振常：《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书林》1990年第1期。：

还记得讲“元白诗”，第一课是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话听起来很怪，当时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寓居成都，与我相熟，他耳闻先生大名，想来听课。我告诉他，第一课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为题，他以为无聊，便不来了。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

第二篇文章说

唐振常：《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史林》2000年第1期。说明：“此文系1999年10月1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科目中心客座教授讲座中所作的演讲，由陶慧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经演讲者修订”。：

记得五十五年前，陈先生给我们开“元白诗”课，开始就讲《长恨歌》，连讲几课，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即杨入宫当妃子是否处女。我们这些年轻人初以为无聊，没意思，有点怪。其实陈先生不是在讲诗，他是在讲历史，在讲唐朝的婚礼制度。原来杨玉环并不是开始就做唐明皇的妃子，之前已是寿王妃，唐玄宗偶然看见她，要她做了自己的妃子。陈先生根据唐朝之婚礼制度问名、纳采、纳吉等等都讲了，来证明杨玉环曾婚于寿王。一个了不起的大史学家，他从一两句话一件具体事情出发，让我们学生毫不感枯燥地学习了唐朝的婚姻制度。

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陈寅恪当年在课堂讲授“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应该确实属于历史事实;而陈寅恪之所以讲授这一话题，并非出于“无聊”，而是有其“深意”存焉。在此，我们可以援引陈寅恪挚友吴宓的理解作为旁证。晚年的陈寅恪转而治明清史，研究陈端生及其《再生缘》，研究钱（谦益）柳（如是）因缘。在吴宓看来，此“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其中便融入了陈寅恪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盖有深素存焉”），“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

但话也说回来，“一个了不起的大史学家”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确实也难免引起误解。误解者除“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外，还有鼎鼎大名的学者钱锺书（1910-1998）。钱锺书说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研究》第二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6页。：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聊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坊间盛传，在陈寅恪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期间，郭沫若曾经想到成都听陈寅恪讲课。披露这一传闻的人物也是唐振常，而唐振常认为这一传闻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与“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问题”颇为巧合的是，唐振常也在前后两篇文章中都说到了这一话题，并且两篇文章的观点前后一致。

第一篇文章說

唐振常：《卓犖孤怀身殉道——〈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史林》1996年第3期。后收入唐振常：《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页。说明：此文收入《识史集》时，文字有改动。：

犹忆陈先生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有传郭沫若将由重庆来听课之说。如为谣传，亦符当时的历史真实。此种可能性，随一九四九年之到来而消失，是以其后郭老对陈先生《论〈再生缘〉》的态度便索然可解。抄引拙作旧文一段：“郭老之文（按指《陈端生考》），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载拙集《往事如烟怀逝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只涉《再生缘》与陈端生，郭老已采如此态度，其后之屡指陈先生之史学为资产阶级史学予以蔑视，可知矣。惜无产阶级史学权威晚年之《李白与杜甫》，陈先生已不及见了。然本书透露，陈先生称，郭老最好的作品是《青铜时代》，倒是大可玩味的。

第二篇文章说

唐振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期（合刊）。：

更想到一件事，先生任教成都燕京大学之时，风传郭沫若要从重庆专程来成都听课，更有人说，郭沫若以为先生有唯物史观。此说确否难辨，然一九四九年之前，郭沫若来听先生课是符合历史的。一九四九年之后，此种可能自然没有了，而先生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权威，郭沫若则为新史学权威矣！

今人刘以焕认可唐振常的判断，认为“这倒是极其可能的”

刘以焕：《一代宗师陈寅恪：兼及陈氏一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对此，笔者的看法如下：

所谓“风传”，所谓“谣传”，所谓“有传”，其落脚点在一个“传”字;而对于这样一种“传”，我们其实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当时民间有此“传”闻，这确实是“极其可能的”，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这仅仅是民间的“传”闻而已，最多说明民间以为“郭沫若要从重庆专程来成都听课”。这一点是可以“证实”的，因为既然唐振常在回忆文章中两次写到了这一“传”闻，便说明他是亲耳听到了这一“传”闻。可是，这仅仅“证实”了民间有这一“传”闻，并没有证实“郭沫若要从重庆专程来成都听课”这一“事实”。笔者倾向于认为，当时的郭沫若应该没有“要从重庆专程来成都听课”这一打算。因为在1943年到1945年间，郭沫若在重庆正致力于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正忙于写作他的两本论文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1945年11月，《青铜时代》由（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十批判书》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与此相对，对于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所讲授的课程（“魏晋南北朝史”“元白诗”“唐史”“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元白刘诗”），此时的郭沫若应该是没有兴趣听讲的。顺便提一下，唐振常文章说，“陈先生称，郭老最好的作品是《青铜时代》，倒是大可玩味的”。陈寅恪的这一评价确实“大可玩味”，而唐振常转述此语亦值得“反复玩索”。

（二）著述

蒋天枢（1903-1988）统计：在成都期间，陈寅恪总计撰写了12篇文章，即写作于1944年的《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引笺证》《元微之古体乐府笺证》，写作于1945年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5、138、200页。

笔者按：蒋天枢的统计比较完备，但尚有遗漏，即遗漏了《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连昌宫词笺证（元白诗笺证之一）》。也就是说，陈寅恪在成都撰写的文章实际上不止12篇，而是至少有14篇。。

《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写作于1944年1月21日，被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刊落。其收录情况如下：姜德明《书梦录》全文转录

姜德明：《书梦录》，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3页。，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又据《书梦录》全文引录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8-219页。，而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又据《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全文移录

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7-188页。。2011年11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收录此文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446页。。

《连昌宫词笺证（元白诗笺证之一）》发表于1944年，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是由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三所教会大学联合创办的学术刊物，1941年9月在成都创刊，主要发表考证论文、调查报告、重要史料和书报评论，每年出版1卷（共计出版8卷）。

除此之外，在华西坝期间，陈寅恪基本上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1944年8月10日，陈寅恪致函陈槃（1905-1999），说：“弟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现虽已脱稿，但书写潦草，尚须重誊一清稿，然后呈史语所教正刊印”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31页。。由此可知，《元白诗笺证稿》确实完成于成都。

陈寅恪在成都期间的教学是尽心的，著述是勤勉的，而其教学与著述同时又是非常吃力的，而这种精神是令人可敬可佩的。引用他的女儿们的话说，“在此期间，成都电力不足，灯光昏暗，三天两头停电，父亲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坚持备课并撰写论著，非常吃力。同時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177页。。

二、交游与目疾

（一）交游

在成都期间，陈寅恪与巴蜀学人及寓蜀学人交游往来，与林思进、蒙文通、李思纯、张大千、罗忠恕及吴宓、钱穆、徐中舒、闻宥、缪钺、严谷声等互有来往，又多方搜求刘咸炘的著作。

1.林思进

林思进（1873-1953），字山腴，别号清寂翁，四川华阳（今成都市）人，诗人、学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举人，官内阁中书。辛亥革命后，孜孜注意于文化教育事业，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校教授。著作有《中国文学概要》《清寂堂诗录》《清寂堂词录》《清寂堂文录》《清寂堂联语》《清寂堂集》《华阳人物志》等。

林思进属于陈寅恪的父执辈，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3-1937）有交往。到达成都之后，陈寅恪曾经专程前往拜访林思进，而林思进亦尝回访陈寅恪。据说，陈寅恪上门拜访林思进之时，所行之礼是传统的跪拜之礼，“陈教授下车见及林老，立即跪下磕头，口称‘伯父，并祝愿长寿”。行完跪拜礼后，陈寅恪又向林思进献上一副亲自撰写的对联——“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从之游”。林思进连连摇头，“说这太过誉，我真不敢当”

郭祝崧：《陈寅格拜访林山腴》，《文史杂志》2008年第5期。。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1945年9月4日，“林思进先生来访寅恪，宓强为同陪侍”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九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00页。。陈寅恪失明之后，一度心情抑郁，曾经请林思进书写意境沉郁的对联。姜亮夫（1902-1995）曾说：“先生（林思进）与陈散原先生至契。抗战中，寅恪先生以父执拜见，求先生书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姜亮夫：《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林思进责之曰：“君自有千秋之业，何言此生休耶！”林思进“谢以不能书，且多方温慰之”

林思进：《清寂堂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前言”第9页。参看郭祝崧：《陈寅格拜访林山腴》，《文史杂志》2008年第5期。。陈寅恪女儿回忆说，“父亲于是另请友人书写，曾悬挂家中”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183页。。

2.李思纯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著作有《元史学》《中国民兵考》《成都史迹考》《大慈寺考》《江村十论》以及《康行日记》《金陵日记》等，译著有《史学原论》《川滇之藏边》等。在《学衡》发表论文、诗作多篇，在《四川官报》《娱闲录》《四川群报》《川报》《星期日》《少年中国》等发表政论和诗作。抗战时期，任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教授。

李思纯与陈寅恪、吴宓交游很早，而且感情深厚、友情真挚。吴宓推许李思纯为“真名士、真学者”，“笃于故旧之情，而气味渊雅，高出一切人上”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九册，第385页。。1921年，李思纯游览柏林，初识在柏林大学读书的陈寅恪，“由此开始了二人长达40年的友谊”

王川：《现代著名藏学家李思纯与陈寅恪交往述论》，《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在共同执教于成都期间，陈寅恪与李思纯来往密切。陈寅恪到成都之后，二人很快就见面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1944年条特意写道：“先生在成都，重晤老友李思纯先生”，“十月二十五日（重阳），李思纯先生过访，有《九日访陈寅恪寓庐共话》诗”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9、223页。。陈寅恪住院期间，李思纯数度至存仁医院探视（如1945年1月14日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九册，第410页。）;陈寅恪出院之后，李思纯数度至陈寅恪寓所探视（如1945年3月9日、9月9日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九册，第451、503页。）。

李思纯与陈寅恪的唱和之诗（在成都期间），除上述《九日访陈寅恪寓庐共话》外，还有《陈寅恪写示近诗，赋赠一首》《峨眉一首和陈寅恪》《海棠诗次原韵》《和陈寅恪新历七夕并次原韵》《和陈寅恪读宋史》等。

3.蒙文通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盐亭人。主要著作有《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经学抉原》《儒学五论》《中国史学史》《巴蜀古史论述》《越史丛考》等。所有著作，经其哲嗣蒙默（1926-2015）整理，收入《蒙文通全集》（全六册）蒙文通著，蒙默编：《蒙文通全集》（全六册），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

蒙文通与陈寅恪结识较早，二人相识的时间不会晚于1933年（这一年蒙文通应聘执教于北京大学）。1934年前后，蒙文通曾经到清华园访问陈寅恪，与陈寅恪讨论“汉人之经学”与“宋人之史学”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4页。按：原文作“约在1944年前后”，实当作“约在1934年前后”。。

抗战期间，蒙文通任三台东北大学教授、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四川大学教授。在成都期间，蒙文通与陈寅恪亦有来往。1944年1月9日中午，郭有守在成都福兴街全家福宴请学人

郭有守（1901-1978），号子杰，四川资中人。张大千表弟。1938-1945年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客人有陈寅恪、蒙文通、钱穆、徐中舒、闻宥、冯汉骥、张大千、沈尹默、陈钟凡（1888-1982）、叶圣陶（1894-1988）、李小缘（1897-1959）、马季明等，“肴馔甚美，且设酒，盛以酒壶，饮以茶杯”

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午宴后，众人又至张大千家，“观其临摹敦煌壁画”

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第187页。。

4.张大千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字季爰，别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县人，著名美术家。张大千被徐悲鸿（1895-1953）赞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在西方亦被公认为中国画家的翘楚。

1941-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1944年1月25日，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成都展览。4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出版。在四川美术协会编著暨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中，收有林思进、谢无量、蒙文通、陳寅恪、闻宥等人的评价文章。蒙文通撰写的是《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题记》，陈寅恪撰写的是《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写作于1944年1月21日）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8-219页。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第187-188页。。

5.罗忠恕

罗忠恕（1903-1985），字贯之，号之道，四川武胜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先后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分别获学士、硕士学位。1931-1937年，先后任华西协合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长、文学院长。193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1942年，与顾颉刚（1893-1980）、钱穆、蒙文通等人在成都组织“东西文化学社”，被推选为社长。任职期间，邀请国内学者张东荪（1886-1973）、冯友兰（1895-1990）、梁漱溟（1893-1988）、邵力子（1882-1967）诸人以及国外学者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等参加“东西文化学社”，亲自主持学术讲座，交流东西文化。比如，1943年5月3日下午，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华西协合大学体育馆作了题为《科学与社会》的演讲。

罗忠恕交游极广，亦与陈寅恪相识并且有所交往。1945年7月29日下午，吴宓陪罗忠恕去访问陈寅恪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九册，第482页。。1945年10月6日，华西协合大学代理校长方叔轩（1894-1982）致函陈寅恪，且在信中简述陈寅恪蜀中友人近况（即信函所说“知注敬闻”），其中即有关于罗忠恕的消息，“（罗）忠恕即游美讲学”

党跃武主编：《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图）、第290页（文）。。

以上所列举的，是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所交往的巴蜀学人;以下所列举的，是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所交往的寓蜀学人。

6.吴宓

吴宓（1894-1978），字雨生，又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著有《空轩诗话》《文学与人生》《吴宓自编年谱》《吴宓日记》等。吴宓是陈寅恪的挚友与密友，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真挚的交流

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读者，不妨阅读以下二书：（1）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1944年秋至1945年9月，吴宓任成都燕京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期间，吴宓与陈寅恪来往频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说：“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父亲到达成都的第二天，就去谒见寅恪伯父。老友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只是谈到国事战局又难免忧虑郁悒。”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笔者按：《吴宓与陈寅恪》未交代资料来源。而按照《吴宓日记》整理者吴学昭的说法，吴宓1944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后丢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九册，第352页注释①。）在陈寅恪住院期间，吴宓经常前往探视。根据吴宓日记的记录，从1944年12月14日陈寅恪入院到1945年2月1日吴宓因返乡离开成都，吴宓几乎每天都要到存仁医院探视陈寅恪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九册，第376-422页。。1945年秋间，英国方面邀请陈寅恪赴英治疾、讲学，吴宓“协助办理出国事宜，并拟亲送至昆明。因突患胸疽，改由刘适伴送”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31页。，吴宓为此“十分抱憾”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124页。。陈寅恪离开成都之后，吴宓“甚至在夜深人静时，为老友治好眼疾恢复视力而默默祈祷”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124页。。

7.钱穆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史学家。钱穆著述宏富，专著多达80种以上，前期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其著述后经整理，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名出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版）。1940年至1946年，钱穆流寓成都，先后执教于成都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

钱穆与陈寅恪结识很早。二人结识的时间大约可以追溯至1930年秋钱穆北上执教于燕京大学之时。陈寅恪曾经列席审查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认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0页。。在成都期间，钱穆与陈寅恪也保持着联系。在《师友杂忆》，钱穆提笔写下了如许文字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54页。：

偶读胡适之《论神会》诸作，不禁操笔为文，写《神会与坛经》一长篇，投寄《东方杂志》。抗战胜利后，又去昆明续读《智圆书》。及在香港，又续读《宝志书》及《少室逸书》等。及迁居台北，又读《宗密原人论》诸书，更读铃木大拙书。络续为文，皆一意相承，收在《学术思想史论丛》之第四集。此实为治禅史及理学史思想传递一大公案。而天台、华严两宗，亦时于言外旁及。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亦历三十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兩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

8.徐中舒

徐中舒（1898-1991），初名裕朝，后改名道威，字中舒，以字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1877-1927）。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登记的研究题目是“古文字学”，毕业论文二篇——《殷周民族考》《徐奄淮夷群舒考》，成绩是甲八;因成绩优良而获奖学金100元。1926年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7年起执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直至1991年去世

彭华：《王国维与巴蜀学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之时，陈寅恪尚未归国;待1926年秋陈寅恪执教于清华之时，徐中舒已经毕业了。陈寅恪年长徐中舒8岁，且自述与王国维“风义平生师友间”、“许我忘年为气类”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927年），《陈寅恪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7页。，故“陈寅恪虽未亲自指导过徐中舒，但终究为徐中舒的师长辈”

王川：《陈寅恪与四川学者的交往述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在共处成都期间，徐中舒与陈寅恪来往较多。在陈寅恪到达成都不久，“寒假期间，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开会欢迎先生及徐中舒先生。欢迎会由王钟翰先生主持”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9页。。陈门弟子石泉（1918-2005）描述了第一次见到陈寅恪的情景：“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陈师，是在1944年初寒假期间历史系师生欢迎陈师和徐中舒老师的聚会中。那时全体师生共只二三十人，由王钟翰先生主持会，徐中舒老师先讲了话，说自己是陈先生的学生。陈师当即插话说：‘他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这次欢迎会时间不长，但气氛亲切，陈师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风度，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转引自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9页。陈寅恪女儿回忆，在1944年“气候转暖后”，徐中舒“邀父亲和母亲同游望江楼，并在他家午膳”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178-179页。。对于陈寅恪的诸多情况，徐中舒是很了解的。1945年3月7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1896-1950），谈及生活待遇等问题，“徐中舒君知之甚详，兹不必多说”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第112页。。

9.闻宥

闻宥（1901-1985），字在宥，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1937-1954年，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在成都期间的学术生涯，是闻宥学术事业的顶峰。

闻宥与陈寅恪多有往还。《陈寅恪集·书信集》收录的致闻宥的信函有11通之多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11-219页。，仅次于傅斯年（77通）、陈述（21通）、陈垣（18通）。早在入川前的1943年8月5日，陈寅恪即致函闻宥告知行程，“弟拟于八月末由桂启程，抵成都时想在九月中矣。弟久有游蓉之愿，今幸得遂”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15页。。在成都期间，陈寅恪与闻宥来往较多，涉及生活、工作、学术等方面。在通信中，陈寅恪也不时报告自己的学术活动（教学、读书、写作等）。比如，1944年6月16日，陈寅恪在信函中写道，“弟拟首说长恨歌、莺莺传、连昌宫词，并以附闻”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16页。。结合前文所胪列的陈寅恪在成都期间的著述目录，可知蒋天枢的统计虽然不误，但遗漏了说元稹（779-831）《连昌宫词》的文章。此文即《连昌宮词笺证（元白诗笺证之一）》，1944年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

10.缪钺

缪钺（1904-1995），字彦威，原籍江苏溧阳，生于河北迁安。1946-1951年，任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冰茧庵剩稿》《缪钺说词》等，后被整理为八卷本《缪钺全集》

缪钺：《缪钺全集》（八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在缪钺的心目中，有两位大师的地位是不可逾越的：一位是王国维，一位是陈寅恪

参看缪元朗：《陈寅恪先生对缪钺先生的学术影响》，《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缪钺在自传中写道：“我读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之著作，尤为敬佩。王、陈两先生学识精博、融贯中西，能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在许多学术范畴中均有显著的创获，使我深受教益。在我的文史著作中，常会看到王、陈两家的影响”

缪钺：《缪钺教授自传》，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论文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年，第573页。。缪钺之于陈寅恪，可谓“私淑弟子”

1991年，陈寅恪的学生万绳楠（1923-1997）致函缪钺，在信中以“晚”自称，而尊称缪钺为“师叔”。缪钺在复函中纠正，“先生乃陈寅恪先生及门弟子，我是私淑者，我们应是同辈行中人”。（缪钺著，缪元朗整理：《冰茧庵论学书札》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6页。）。

但非常遗憾的是，缪钺与王国维、陈寅恪均未能谋面。1992年1月10日，缪钺在致卞僧慧（1912-2015）的信函中说：“（陈）寅恪先生是我最钦佩的前辈学者，但只是通函请益，未尝亲承音旨。”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23页。缪钺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史家，所言客观而且真实。1945年9月，陈寅恪离开成都，赴英国治疗目疾。1946年8月，缪钺来到成都。两人终因人事倥偬，缘悭一面。

在成都期间的陈寅恪，与缪钺可以说是失之交臂。1944年8月，陈寅恪与缪钺通信。其时，缪钺任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教授。信函如下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54页。：

彦威先生道席：读

大作七律四首，敬佩之至，知

公于此道深矣。

尊著文学论曾于此间书肆见之，亦拜读一过，非精于文、诗、词如

公者不能作也。惜

赐寄之本尚未收到，岂邮局误耶，抑燕大传达之误耶？以后如蒙

惠书，乞寄：成都华西坝广益学舍四十五号，不由燕大转交，当较妥也。敬叩

撰安

弟寅恪拜复（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五日

陈寅恪信函中所说的“尊著文学论”，即《缪钺文论甲集》。该书于1944年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收录《论词》《论宋诗》《论李易安词》《六朝五言诗之流变》《文选与玉台新咏》《论辛稼轩词》《王静安与叔本华》等9篇论文。

11.严谷声

严雁峰（1855-1918），原名祖馨，字德舆，后以岳莲名，更字雁峰，别号贲园居士，陕西渭南人。严氏三世行商于蜀，以盐业起家，号称巨室。严雁峰幼时随母入川，定居成都。后特批入尊经书院，与杨锐（1857-1898）、廖平（1852-1932）、宋育仁（1857-1931）、吴之英（1857-1918）、张森楷（1858-1928）等切磋学问，深受山长王闿运（1833-1916）的器重与赏识。严雁峰无子，以陕西老家族人之子严谷声为嗣。严谷声（1890-1976），原名式诲，能守父业。严氏父子酷爱图书典籍，一生以藏书、刻书为业。所筑“贲园书库”，藏书达30余万卷，其中有不少是罕见的善本、珍本。成都解放后，严谷声毅然将书库及藏书捐献国家，图书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关于严氏父子的生平、藏书与学术等情况，请参看陶亮生、严韵谟：《爱国藏书家严谷孙》，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250页。孙恭等：《严雁峰 严谷声（合传）》，任一民主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六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3-378页。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1-634页。。

对于藏书，严氏父子爱护备至，但却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专家学者使用。王闿运、廖平、宋育仁、张森楷、林思进、龚道耕（1876-1941）、向楚（1877-1961）、于右任（1879-1964）、谢无量（1884-1964）、陈寅恪、顾颉刚（1893-1980）、吴宓、庞石帚（1895-1964）、任二北（1897-1991）、张大千、张寒杉（1880-1969）、沈尹默（1883-1971）、卢冀野（1905-1951）、叶浅予（1907-1995）、谢稚柳（1910-1997）等文化名人，都曾经是贲园书库的访客与读者。严谷声又乐善好施，“在国内，国史馆、华西协和（合）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图书馆及于右任、吴宓、陈寅恪等手里，都有他赠送的‘精刊本丛书”

袁红梅：《严遨、严谷声父子在藏书和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年第6期。。

最后，附带说一下刘咸炘。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四川双流人。卓有成就而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一生著述甚丰，成书二百余种、四百余卷，总名《推十书》

刘咸炘：《推十书》，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刘鉴泉：《推十书》（增补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陈寅恪到达成都之时，刘咸炘已经下世11年了。在成都期间，陈寅恪到处访求刘咸炘的著作。陈寅恪认为，刘咸炘是“四川最有识见的学者”

姜亮夫：《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载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132页。。陈寅恪的这一评价，可与蒙文通、梁漱溟对刘咸炘的评价相参照。在蒙文通看来，刘咸炘“其识骎骎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梁漱溟曾经对人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祠堂及鉴泉先生之读书处”

杨代欣：《刘咸炘与他的〈三国志知意〉》，《文史杂志》1993年第2期。。

（二）目疾

对于作为学者的陈寅恪而言，最为惨痛的悲剧与打击，恐怕莫过于双目失明。陈寅恪女儿们说，“双目失明的严酷事实，使父亲心情郁悒低沉，悲哀失望的气氛笼罩着全家。我们觉得，这是父亲一生中所经受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182-183页。。

陈寅恪的右眼失明于1937年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118-119页。，左眼失明于1943年。陈寅恪的女儿回忆，“（1943年）11月中旬，父亲不慎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更加昏花，虽曾去看病，但仍继续工作”，“12月12日，一个阴冷雾大的早晨，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忙叫流求去通知学生，今日不能上课”，“燕京大学极为重视，找到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共同研究，决定12月18日对父亲左眼进行手术”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第181页。。但非常遗憾的是，手术并不成功，“可能因手术不佳，反而造成以后到英国医治之困难”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24页。。

双目失明对陈寅恪的打击，确实是非常沉重的，这直接反映在他的诗歌中。1945年2月，陈寅恪作诗《目疾久不愈书恨》，中有“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之句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第36页。。1945年6月26日（农历五月十七日），陈寅恪作诗《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有“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泪眼已枯心已碎”，“愿得时清目复朗”诸句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第39页。，“诸诗均令人读之悽绝”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36页。。一直到晚年写作《论再生缘》时，陈寅恪仍然哀伤不已，“流转西南，致伤两目”

陈寅恪：《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4页。。

陈寅恪的双目失明，引起了公家与私人的关注与同情。1945年10月6日，华西协合大学代理校长方叔轩致函陈寅恪，而陈寅恪的目疾即信函关切点之一，“海外神方，度当有补于日月之明矣”

党跃武主编：《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第一辑，第289页（图）、第290页（文）。。胡适（1891-1962）说，“（陈）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33页。。1946年6月，《燕京学报》第30期刊登了“我国学者赴英美讲学”的学术信息，其中一则是关于陈寅恪的学术信息

《陈寅恪教授》，《燕京学报》1946年第30期。说明：标点有改动。：

陈寅恪教授，年来在本校成都分校讲授史学，并指导学生研究工作，成材甚多。三十三年英国皇家学会聘为研究通讯员，学者荣之。客岁战争停止，即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讲授汉学。陈先生年来患目疾甚深，亦拟藉此机会，在英就医。现闻陈先生已归国，目疾未痊，且有失明之虑。若然，不惟陈先生个人之不幸，亦诚中国学术界之一大损失矣。然左邱失明，厥传《国语》。卜商盲目，授经西河。古今学者，不乏盲者。纵陈先生失明之说果确，望亦无以此而戚戚也。

方叔轩、胡适和《燕京学报》都不约而同地关注陈寅恪的双目失明，并且都为此哀伤痛心，认为这不仅是陈寅恪“个人之不幸”，也是中国“学术界之一大损失”。

三、影响与评价

关于陈寅恪的影响与评价，刘梦溪以下诸语具有极高的代表性，“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者，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很少有另外的学者像他一样得到当时、后世一致的承认”

刘梦溪：《陈寅恪的学说》（第二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第1页。。就此而言，陈寅恪的影响是全国性的、长时段的，并不局限于一方一地、一人一时。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许多研究者在写作抗战时期的巴蜀学术、华西坝的人文学术时，都有意拔高、特意凸显部分大家与大师的影响，而陈寅恪无疑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可以称之为不二人选。类似的偏颇与强调，是笔者不太容易接受的。

就笔者而言，我曾经重点研究过近代中国的三位杰出学人（王国维、陈寅恪、贺麟），但我并没有刻意拔高、特意凸显某一位大家与大师的影响，陈寅恪自然也不例外

笔者曾经发表过多篇关于陈寅恪的论文，其主要篇目如下：（1）《陈寅恪的文化史观》，《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2）《陳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3）《〈华佗传〉、〈曹冲传〉疏证——关于陈寅恪运用比较方法的一项检讨》，《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4）《陈寅恪与佛教研究》，《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5）《“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儒藏论坛》第五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这是笔者一贯坚持的立场，也希望读者能冷静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