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礼堂　梁鹏飞

[摘要]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服饰文化，是特定的民族心理、风格、气质、个性的物质反映，其次是特定的时代风尚、民族宗教和信仰崇拜的再现，也是对当时某种历史功绩的纪念和生动体现，代表着当时人们对理想王国的寄托、追求和向往。同时，它也以简洁的文化要素和服饰线条展示出当时人们对生活美感的追求和社会入伦的风范。

[关键词]服饰文化；唐代；长江上中游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3－0337－04

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有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而至商周时期，大体形成了以天子冕服为中心的章服制度。在春秋战国和以后的历史时段中，服饰用料、服装结构、服装色彩等均有发展变化，特别是服饰的等级性、阶层性、民族性和地区性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对此，前人已多有研究，无须多说。这里仅在学者已有研究基础上，参据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成果，就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民间服饰的大致情形加以述论。

一、唐代服饰的本质特点：等级性

公元598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厉行节约，衣着方面崇尚简朴。后来，隋炀帝即位，崇尚奢华铺张，恢复了秦汉章服制度。隋唐五代的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将魏晋以来特别是北朝的服饰特色发展固定了下来，形成法令制度，影响直至宋代并延续至明朝。总之，隋唐时期的服饰在中国服饰史上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隋唐五代的男子服饰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礼服和便服。礼服亦称冠服，包括朝服、公服、祭服等。便服也叫常服，曾称为“讌服”和“亵服”。冠服主要是高冠革履，褒衣博带；常服则由幞头、袍衫、靴带组成。由于传统礼仪影响，当时主要是冠服制度，常服也逐渐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从冠服服饰制度的演变情况来看，隋唐五代的冠服沿袭了汉魏服饰制度而又有所减略。虽被详细规定在法律上的地位，除少数几种场合外一般并不常用。

隋朝初建，隋文帝杨坚舍弃了北朝的周服制，取北齐服制制定了《衣服令》，规定皇帝服饰有衮、冕、通天冠、白纱帽等数种。皇太子、百官的服饰也各有规定。这一套服制是十分简陋的。开皇十年(589年)杨坚平陈后正式统一天下。杨坚又采用了南朝陈的部分服制重新制定了相关制度，在皇帝服饰上增加了大裘冕、毳冕等项。但这一套礼制大多“皆藏御府，弗服用焉”(《礼仪》七)。到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命牛弘等人依据古制，参照实际，增删旧令，再次制定了一套服制。定皇帝服饰有大裘冕等，对皇太子、百官服饰制度也作了整理，废除了前代已有但实际已不实用的“鹖冠、委貌、樊哙、却敌、巧士、术民”等冠服。这套新服制自大业二年(606年)开始实行。

唐代初年，高祖李渊也下令制定《衣服令》，参照隋制于武德七年(624年)颁行新制。后历太宗、武后特别是玄宗时期的些微修改。但冠服制度大体不出武德令的范围。当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些规定往往徒有虚名。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唐代服制在实际中的情况。

唐代时期服饰的本质特点，当然与其它的朝代略同，即鲜明而严格的等级性问题。这一等级性即指以服饰来标示不同阶层人们的等级差别。不过，据学术界研究，与以往的时代稍有不同的是，官员冠服之外的常服(即平常穿着的便装)日益受到重视，并在大多数场合取代了冠服的地位。于是，统治阶级就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如何将常服等级化或者说如何以常服来标示等级?经过隋以及唐初几位皇帝的不懈努力，这个等级化的过程大体上是在玄宗朝前后完成了。

另一方面，早自玄宗时代开始，随着方镇节度使权力的膨胀，在服饰上出现了所谓“逾礼”的现象，因而对“礼”的变革或整顿成为中晚唐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质就是通过包括“衣服令”或服礼在内的“礼”的重建或整顿，遏制武人政治的问题。当然朝廷的这一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对这一问题，姜伯勤先生已有详细研究，此可不论。

另据研究，在隋代初年，服饰制度并不算十分严格，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穿黄袍，官员只是束九环带与庶民区别开来。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整顿服饰制度，才初次在常服中划分等级，规定官员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穿绯或绿袍，胥吏穿青袍，庶民穿白袍，屠夫商人穿黑袍，士卒穿黄袍。这一举措使常服的等级化成为制度。唐贞观年间(627－649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制度，贞观四年(630年)颁布《定服色诏》，正式“详定”“寻常服饰”的“差等”，规定了各色人等穿着的紫、绯、绿、青服色等级。至于各级官员各个阶层所着服饰的具体规定，我们不拟详说，仅就长江上中游一带民间服饰的一般情况试加列述。

二、唐代南北方服饰的差异

毫无疑问，唐代长江流域诸州郡居民在服饰上基本遵用朝廷关于“服色”的一般规定或制度，不过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松弛，同时民间服饰也有着不同于北方的若干特点。上已提到，隋唐时代对普通百姓的服色有着严格限制。大业六年(610年)规定庶人服白，屠商服皂，所谓“庶人”是指州县编户，与商贾和官府手工业者有别。这一规定是试图在普通百姓中将“庶人”与工商业者区别开来，以显示商贾和手工业者的地位要低于一般编户。唐代百姓可以服黄、白二色，但从实际上看，以服白色者居多，时人有“白衣举人”之称，意思是庶民应举者。平民有时也穿皂、褐色衣，故此有“解褐”之说，指庶民脱去表示身份的布衣而穿上官服。唐代商人按规定穿黄、白色衣，但因其经济实力雄厚，常常“不依令式”，屡遭朝廷“禁断”，却又禁而不止，唐后期他们竟托名军籍，穿起了紫衣，这种情况沿至五代，后唐明宗曾下诏不许百姓商人服紫、皂，只许他们服白衣，以区别于官员和军人。商人服色的这些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僵化的等级“令式”与现实的矛盾。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奴多通服黄、白、皂，婢通服青、碧，故时人又称婢女为“青衣”。此期各色人等的服色之别，表明了社会的严格等级区别，在这一点上，南方与北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而，由于南北方不同的自然条件，民间服饰从某种意义而言，还是有明显差异的。

其一，在衣服的用料上，据称蜀地女性所服甚为讲究。《太平广记》卷31许老翁条引《仙传拾遗》载唐天宝年间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绝代，“着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被视为“益都之盛服”。时人感慨，称“世间之服，华丽止此耳”。本条当然不尽可信，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成都女性服饰用料与他地有别。

其二，在服饰的颜色上，由于本区的气候等因素，易使各类衣服变色。元稹贬谪江陵后，曾致书白居易提到荆州“度梅衣色渍”的问题，自注称：“南方衣服，经夏谓之度梅，颜色尽黦。”这或许是本区特有的现象，即因每年梅雨季节，气候潮湿，衣服常生霉渍以至变成黄黑色。元稹在另一首诗中也提到“南方物侯饮食与北土异”，也特别指出梅雨季节衣服受潮而生黑色的斑点。元稹身为官员，却也为此事烦恼。可见在讲究以服色辨身份、别等级的社会背景下，不

同的地区却因气候等原因导致“度梅衣色渍”、“颜色尽黦”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对于各阶层来说却是无有例外的。这似乎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服饰在不同地区问的差异。

其三，在服装样式上，长江中游地区也有别于其它区域。据称荆楚之地人们所穿的裙称为“不缝裙”，蜀人所穿的谓之“袜头裤”，之所以有此类称谓，显然是有地方特色的。

不仅如此，唐代南方服装样式的地方特点还表现为衣衫大袖，曳地长裙。连长江上驾船的人也着“宽袖衫”，被时人视为“吴、楚之制”。不过，这种式样唐后期似有所变化，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上奏，提及对其所辖范围内衣袖裙尺寸的规定：“衣袖先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先曳地四五寸，今令减五寸。”此奏所说当然主要是淮南一带，本区是否也将原“宽袖衫”改成窄袖短裙则未可知。实际上，南方民间所服的“宽袖衫”与当地的气候特点也是相关的。长江上中游地区整年气候温和，而夏季炎热潮湿，相对宽敞的袖衫更可适应这种气候特点，也便于劳作，因此虽有改宽为窄的规定，民间却是很难遵用的。

其四，在帽子和鞋袜上，唐代的南北差异也十分明显。如帽子，北方以毡制作，南方却未必如此，有人认为南方人所戴席帽以丝制成，较为轻便，与其气候相关，这是很有道理的。

而在鞋袜上，我们知道北方是以靴最为重要，而南方则是以穿鞋为多。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草鞋。据载：“江南有芒草，贫民采之织屦。缘地土卑湿，此草耐水”这种以芒草织成的“屦”即草鞋。又《旧唐书》卷45《舆服志》载刘子玄上疏，曾言及江南的草鞋，称：“芒履，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这是说所谓“芒履”主要是在江南水乡流行。这种“芒履”在不少文献中有所记载，如上举《旧唐书》卷105《韦坚传》即提到驾船人所着“芒履”。而且由于江南人穿草鞋者甚多，又讲究工艺，编制华丽，以至在唐文宗时期曾下诏予以禁断，要求取缔过于奢侈的“高头草履”，只允许穿寻常平头小花草履。其实，那种“高头草履”，在江南的广大地区是否带有普遍性是有疑问的。我们认为朝廷之所以禁止，并不在于制止奢侈之风，而是忌讳民间的“逾礼”行为。我们看到更多的江南水乡的农人特别是贫困农民多穿芒履。此外，元稹在江陵有诗句称“蹑屐看秧稻”，知荆州很多人穿屐。若参照唐民间诗人王梵志《贫穷田舍汉》诗，更可知无须衣服令或“礼”的限制，一般贫人几乎没有可以遮体的衣服，诗称：“贫穷田舍汉……今世作夫妻……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裤祷，足下复无鞋。”王梵志诗中所写当然并非是指长江流域的贫人，但本区贫困劳动者的境况想必也不会相去太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服饰特点，与其它的朝代略同，有着鲜明的等级性问题，这就是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但在唐代后期这种强制性等级制度有所松弛。同时，唐代对民间普通百姓的服饰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南北之间差异不大。不过由于南北不同的自然环境，民间服饰在衣服的用料、服饰的颜色、鞋帽的种类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地方特色。这也可以窥探出，一个民族聚居在什么地方，就会有什么样的服饰风俗，产生什么样的服饰风格，形成什么样的着装形象。而要认识一个民族，研究其历史和现状，探索其文化衍变，都不能忽视对这个民族服饰文化的关注和了解。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了各民族在服饰上不同的审美观念、审美风格、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从而产生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

(责任编辑桂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