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正　何坤翁

现代人文科学的分类体系，是在20世纪初参照西方的教育体制和学科分类体系，切割、糅合中国本土的经史子集和方外的释道知识系统而建构的；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从传统中独立出来花了10多年时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主张大学堂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4日)，《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规定“中国文学史研究法”，用以指导文学课的讲授；1913年1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文科分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门中的国文学设置《文学研究法》、《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在西方“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的指引下，20世纪一二十年代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后起的文学史往往对此前的文学史进行了颠覆，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的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并呈逐渐缩小之趋势：文学史家放弃乃至批判广义的文学义界，转而认同、追捧狭义的文学义界，并进而建构纯文学史；纯文学史不仅使得文学史从学术史中独立出来，而且使得文学史从文、笔并举中分离出来，从而大大缩小了文学史的疆域；进化文学史在纯文学的内部减少了文学史的叙述对象，从而又一次缩小了文学史的疆域；白话文学史提升了白话文学尤其是章回小说的历史地位，却使文学史的疆域缩小了一半；纯文学史、进化文学史、白话文学史观念还使得文学史的关注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即由考镜学术源流、探询文学发展大势、分析文体演变，变为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性灵文学史不仅从论述焦点上进一步缩小了文学史的疆域，而且开启了以主观的价值标准评价文学史的先河，这种态势的发展最后导致了共和国建立后文学史的千篇一律和意识形态化。从此，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逐渐拥有了自己的论述话语和叙事逻辑；但是，《中国文学史》由于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本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渐行渐远的历史，即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生成的文化语境、文学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学自身的表达方式，甚至至今都没有完全弄清楚中国文学自身的文体构成和文体特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长期搬用或者说化用西方文艺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不仅进一步在相当高的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而且文学史的研究无法给文学理论的建构输送新鲜血液，使得文论界患上了“失语症”。

方内和方外的中国宗教文学史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语境中逐渐淡出文学史家的视野的。在中与西、新与旧的巨大张力中，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非常乐意讨论佛教与文人的关系、佛教与文体的关系、佛教与文学语言的关系、佛教思想与文学的内容等话题。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设专章论述佛教之输入、南北朝佛教之势力及文笔之分途，设专节论述司空图与方干、九僧与西昆派；吴梅则在文学史中大谈缁徒文学的成就和佛教语录体的形成；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设专节探讨唐代的方外文学；谭正璧在书写南北朝至宋代的文学史时谈到“佛教思潮之侵入与翻译文学”、“佛教影响于文学”、“语录与禅学”、“禅学与宋代文学家之关系”等论题；至于推崇白话文的胡适，更是不遗余力地讴歌佛教的东传给白话文学带来了新的曙光。但是，随着这种张力的消失和纯文学观念的日嚣尘上，中国宗教文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文学史家的视野中淡出，从而丧失了一个立足民族本位立场来探讨中国文学史的关键维度。

20世纪下半个世纪，由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命题对文学研究的主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成了意识形态的建构、消解过程，成了文化理想的建构过程；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成了权力话语的建构过程，文学经典的阐释过程同样也是各种权利话语的建构过程。在这样一种学术语境下产生的学术成果，其结论，与其说反映了“文学产生的时代”，不如说反映了“阅读文学的时代”。由于研究者缺乏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性同样没有得到很好的揭示，真可谓数典忘祖。

在这样一种权力话语的统摄下，加上“宗教是鸦片”这一命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国人的唯一宗教观念，中国宗教文学的研究便成了数典忘祖、可祖骂宗的典型。比如，道教与古代文学这一专题研究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课题，拥有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和研究维度。可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强行介入而遮蔽了研究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少数经典作家作品上，一些具有史论特点的论著也由于基本的道教文学文献没有得到有效清理，而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以个案的分析代替整体的把握，甚至由于缺乏充分的个案研究而有待于深化。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道教文学理论的探索和文献学、宗教学、宗教诗学的研究维度，已经使专题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道教与古代文学这一专题研究作为一个交叉课题，需要研究者从文学史和道教史乃至文化史相结合、宗教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用以达到对文本的还原解读，从而在理清基本事实和文本蕴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可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宗教理论和道教知识的匮乏严重影响了专题研究的深入：除了引用人类学的艺术起源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论述外，我们从专题研究史中所看到的其它的宗教理论并不多；除了少数几位专家外，大部分研究者对道教的知识和理论所知甚少，遑论深入研究了；这就严重影响了有关史实的判断和解读，也导致了无数认识上的盲点，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研究者对这些作品艺术特点的把握，道教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民族精神没有得到有效的挖掘，民族诗学的建构也处于尝试阶段。道教与古代文学的专题研究尽管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这一专题的研究仍然存在着盲区。比如，道教文学文献的整理几乎是一片空白，宗教题画诗等题材也无人问津，元明清道教徒的文学创作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兴趣，道教文学对人生的安顿、道教文学对人生的治疗意义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道教思维方式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也不见有厚重的研究论著发表。凡此种种，都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

有鉴于此，我们将长期开辟“中国宗教文学研究”专栏，围绕“中国宗教文学的生成与传播”、“中国宗教文学的文体构成与文体特征”、“中国宗教文学的话语体系”、“中国宗教文学与民族精神”、“中国宗教诗学”等命题展开学术研讨。本专栏将优先刊载从如下维度切入论题的论文：从宗教史(尤其是教派史)、文化史的立场对相关论题展开论述的论文，打破文学、艺术、宗教、民俗、考古、语言、文献等学科的界限对相关论题作综合研究的论文，坚守民族本位建构宗教诗学的论文。所谓建构宗教诗学，即通过对中国宗教文学史实和相关评论的梳理，揭示宗教到底给文学的表达(叙事和抒情)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并进行理论提炼，建构民族诗学。比如，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神话、政治宗教神话、道教神话、佛教神话以及民间宗教神话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规范，这些叙事规范后来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手段。近些年来的研究显示，明清章回小说作家总是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确立叙事权威，传达创作意图，预设情节走向，完成人物设计；明清章回小说作家总是借助宗教描写来营造象征性情节、象征性人物和象征性意象，并据以提升小说的哲学品位。对这些宗教叙事手段进行清理，可以揭示出明清章回小说作家的独特表达方式，可以提供建构中国叙事学的基本元素。反过来，我们认识了明清章回小说这一“神道设教”式的叙事特征，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特征去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本的内在意蕴，可以达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同情之理解”，并准确地挖掘出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