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五四运动的发生，距今已有90个年头。当年的风云人物已然逝去，文物部分保留下来，部分遭到湮灭。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历史学话语，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阐释者，从权力者到学者文人，也都各自带着不同的身份、利益，自己特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审视过去。由是，五四出现了众多的面貌。无论是事件和事实本身，还是固有的意义，五四历史的完整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敞现，反而，通过不断的改写而被遮蔽。

五四作为矛盾统一体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对日的屈辱政策。以北京大学为首，学生群体行动，印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散发传单，高呼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深得工商界及市民支持。在政府出动警察逮捕学生之后，斗争的怒火迅速蔓延到上海，以至全国各地。

其实，爱国斗争有很长一段引信。正如李长之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五四运动当然不仅指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洋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

经历过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的两度帝制复辟和军阀统治的阵痛，新兴的知识阶级上下求索，终于选择了一条有别于原来的“富国强兵”的道路，即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普及教育，传播新知，以促进广大社会的精神觉醒。在此期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及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力量，在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一刊一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是诞生于新世纪的政治与文化的连体婴儿，既血肉相连，又相互牵制。“五四运动”一词的发明者，运动的干将罗家伦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与“救国运动”合流而成，着重的是两者的统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对五四作为“青年爱国的运动”持一种批评意见，强调两者的矛盾性，说五四事件使学生成为一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成为政治的武器，使原先的新文化运动“政治化”、“变了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无论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构来看，五四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我们看到，《东方杂志》及《甲寅》群体虽然与《新青年》杂志群体相颉抗，但是，杜亚泉、章士钊，吴宓等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介过西方的观念和知识。就是说，敌对的双方依然存在着某种一致性。我们还可以就五四新文化，包括政治文化在内进行观察，其中，孙中山政治激进，文化保守，胡适文化激进，政治保守，陈独秀和鲁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均显得相当激进，然而，一个最终投向政治革命，集体主义，一个坚持“思想革命”，坚持“独战”，激进的方向和形态也各有不同。作为一个运动过程，五四是从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走向思想文化运动，再走向社会运动并还原为政治革命的，前前后后发生过很多变化，而作为一个结构，一个实体，五四同样是多元多向、参差多态的。因此，必须看到这种文化现象的矛盾性，看到新旧事物彼此冲突、斗争和互相转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五四没有一个基本的面貌，没有一个核心价值。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五四是新旧政治文化势力的一场殊死斗争对五四的评论必须首先置于斗争的场域中进行。二，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要充当戏剧的主角，即启蒙者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弱点”，就是“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正好从负面揭示了这个事实。对于五四，或五四人物的评价，我们不能离开知识分子的一般定义，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与权力、群众和社会的关系来进行三、五四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源头，当我们试图发掘并利用其中的思想文化资源时，必须立足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变革之上

五四作为一个历史评价对象，是先天地具有倾向性的。因此，所有关于五四的阐释，无论如何标榜“中立”，“客观”、“公正”，其实都是有倾向性的，显示出各自的官方的，民间的、进步的，保守或倒退的立场，没有哪一位论客可以避免，

世界主义与本土主义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人本主义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挑战，就这一意义上说，五四颇有与之洽合之处。但是，在欧洲，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内发的，是古文明的复活，而在中国，所有更新的观念都是从外部植入的，现代观念的引进，意味着古文明——实质上是专制化等级化的儒家文化——的覆灭。

所谓现代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西方的观念。自由、民主、人权、共和、科学，这些名词无一不是从西方输入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是谓“普世价值”。《新青年》高张“德先生”，“赛先生”两大旗帜，简单化的理解惟是要求“民主”与“科学”，实际上其包涵的意义是更为广泛的。只要回头看看当时的文献，就可以知道，小至个人行为，大至国体，没有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五四一代提出“价值重估”，“打倒偶像崇拜”，要以自由主义、个性解放代替三纲五常，以尼采、易卜生代替孔夫子势必引起旧文化卫道士的惊慌和仇限，全面进击势必遭遇顽强的抗拒。

五四前后，都曾有过关于东西新旧文化孰优孰劣的激烈论争传统主义者极力鼓吹东方精神优越论。康有为上书总统总理，公然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杜亚泉称说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国基”，输入西洋学说是“精神界之破产”。辜鸿铭也大肆鼓吹自2500年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固有文明，作《中国人之精神》。反对世界主义而固守本土主义，在政治人物中更为普遍。袁世凯就打着“特殊国情”的招牌，恢复尊孔读经。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鼓吹“礼”，美化儒家文化，都因为它有助于政治“大一统”的形成。继“新启蒙运动”之后，毛泽东也提出了“中国化”、“民族形式”一类带有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内容的主张。

清代以降，海禁大开。“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虽面向西方而多有保留：至辛亥-五四人物，才真正是一代气魄宏大的世界主义者。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口号。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制度、理论学说有不完善的地方，正如不是不知道旧文化中也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一样，然而他们不得不走极端，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策略，连素性温和的胡适也如此。比如，陈独秀承认孔教属“名产”，有其“精华”，但是不能不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它只适应于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而不适应于现代社会，所以，不能不赞同乃至鼓吹“打倒孔家店”的破坏性行动。“全有”或“全无”，这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策略和方法。在累积了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及其意识形态面前，倘若像一些貌似平和的论客主张的那样规行矩步，一代人是根本无法走出绝无窗户的“铁屋子”的。

但因此，陈独秀们被指为“全面反传统”，当年的反对孔教也被等同于“文革”时的“批孔”，正如称指他们的激进主义成为“文革”“打砸抢”的“滥殇”一样。“批孔”将学术政治化，出于政治阴谋是尽人皆知的，如何可以拿来同一场源自自由集体的思想解放运动作比呢？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君不见直至今日仍然有人反对“普世价值”的提法，仍然有人对世界主义说“不”，仍然有人主张尊孔读经，仍然有人主张恢复繁体汉字，仍然有人在儒家经典中寻找现代性的因子，仍然有人甚至是官员带头发起大规模祭祀活动，可以断定，五四一代对传统的破坏，实在太不够了！

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

五四运动被称为“爱国运动”，救亡图存，是清末直至五四一代的基本主题。比起辛亥的一代，五四一代更为激进的地方，在于进一步质疑国家，反对国家主义。

一般说来，专制主义者、传统主义者，都一致标榜国家的利益至上，并主张无条件的服从。当时，一代精英如严复、梁启超等都散布过大量的效忠国家的论调。严复提出；保存国家并使国家强大，是衡量价值、制度和观念的唯一标准，梁启超则明确表示，要站在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主流之中。

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观念，同样为后来的政治家所推广那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孙中山首倡“国家自由”论，说“自由”这个名词“万不可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蒋介石后来发展了这样的思想，反对“个人自由”。他强调说，“在社会上，就是要服从各级政府，遵守一切法令。必须我们都能严守纪律，服从领袖！”就在这一国家至上的思想基础上，又引进“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思想，建立起国民党的现代独裁统治。

宪法和法律是隶属于国家的。对待所谓“法治”的态度，未尝不可以看作对国家的态度的一个侧面。五四事件发生后，北大教授梁漱溟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公然劝告学生自首。他的道理是，打伤人就是“现行犯”，运动中被称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等纵然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也仍有自由，民众不能侵犯。言论甫出，即遭到蓝公武等人的反驳。要法律、要稳定的秩序呢，还是要人道和正义？北京《晨报》专门载文讨论“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其中提出，“现在的国家法律的观念第一要希望和正义相合……反乎人道正义的国家和法律，我们实在没有受他们裁判的义务。“知识分子群起为学生辩护，提倡“司法独立”和“教育独立”，捍卫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

1920年8月，胡适，李大钊等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卡羊。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则不会有真共和实现。”宣言正式提出，《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

民主和共和精神，是五四一代所热烈鼓吹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强调国家的民主性质，甚至认为没有民主便没有国家。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入“骗人的偶像”，在破坏之列：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以“人民的统治”代替“君主的专制”。他在一篇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指出，除非国家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并关心人民的福祉，否则国家的存在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李大钊一样认为民族国家的强大与光荣并非基本目的，指出：“民与君不相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胡适对于国家的批判态度也十分激烈，他说“每一国人民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他认为，应该把国家仅仅看成是个人属于其中的许多集团中的一个，是为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组成的。他在1918年作诗《你莫忘记》，甚至反问“这国如何爱得”，以致“指望快快亡国”。他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

“人民”，成了五四一代谈论国家或爱国的关键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在这里并非指简单的多数，而是“个人”的集合，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国家。《新青年》编委之一的高一涵出色地发挥了这一个人主义的思想，质问说，一个人是否应该无条件地忠于自己的国家？他认为，国家只是一种实现个人潜力和世界文明的手段，而非人生的归宿。他提出国家资格与个人人格在法律上互相平等，个人与政府是两个关系平等的主体，不能“扩张国家的权利，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又说“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陈独秀指出，“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胡适提倡“易卜生主义”，其实就是个人主义。他强调，“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说，如果个人没有“自由权”，像做奴隶一样，那种社会国家便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傅斯年明确说，“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源。”蒋梦麟提出，“国家社会有戕贼个人者，个人能以推翻而重组之。”这些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可谓惊世骇俗。

《青年》杂志宣称“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个人主义是五四最大的思想成果之一，是现代中国最重要最宝贵的精神资源。难得的是，这些先驱者在鼓吹个人主义的同时，对唯我主义（Egoissm）和真正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lsm）作出区分，对公私的权限作出区分。可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事实是，这种讲求科学的理性的态度，非但没有得到确认，反而遭到歪曲，恰恰把个人主义当作唯我主义来批判，结果国家成了没有个人和个性存在的国家，爱国主义也因为丧失了个体的灵魂，而仅仅表现为鲁迅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是五四被遮蔽的最主要的层面之一。

无政府主义与好政府主义

五四之后，胡适与李大钊曾经有过“问题与主义”之氧其实，五四时代既是一个问题的时代，也是主义的时代。这时，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各种社会思潮汇合到一起。1936年，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斯诺时说：“当时（1918-1919），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奇特混合体。”这种思想状况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可以看作是无序的思想社会的一种反映。在这期间，无政府主义在各种社会革命思想中间势力最大，流行最广

无政府主义者旨在反抗霸权，幻想实现一个把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的社会，这种社会革命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使社会与政治对立，致力于文化革命，并把它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最基本的手段。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就不可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不但影响了整个运动的思想定位，而且提供了一套新的话语。

从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来看，这是一场自发的社会革命，没有一个有形的中心领导和决定一切，是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治组织，反对权威、无中心性，无限制性的特点。中国新青年不但不满于黑暗的国家统治，也不满于侵害个人日常生活的家庭权威，不满于长者对幼者、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他们要打破的偶像，首先是窒息生机的日常存在的偶像，他们所体验到的传统的重负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生存，而所有这些，都可以从无政府主义那里获得一种冲决的勇气，一种前瞻的想象。可以说，正是无政府主义创造了一代激进文化。而今我们的学者仍在不断攻击五四的激进主义。其实激进主义不但是一种形态，重要的是一种思想，是一整个时代的灵魂。试图抽掉激进主义，就丧失了五四的生命。

不能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是破坏的、解构的，而没有建设。无政府主义以自身的文化革命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促进基本社会结构的革命化。首先，无政府主义者把教育看作革命的基础，但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教育，而是改变生活习惯完善个人道德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将知识和劳动相结合，创造一个消灭劳动的根本差别的社会空间。

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期间的活动，保持了从文化革命到社会革命的一致性。这些活动，包括从法国的工读运动到国内的工团活动，从北京大学的“进德会”到周作人发起的“新村运动”，还有形形色色的实验，以一种社会革命的理想吸引广大青年学生，开拓了现代劳工运动，一时成为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都是不满于无政府主义的，尤其胡适。

1922年5月13日，胡适和他的朋友共同发布了一份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起草者胡适大约受了美国“好人政府协会”的思想影响，在宣言中重在宣传“好人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显然。这是同激进的反政府反权威的新文化运动相悖的。“好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正好是一副对子。

1930年代以后，中央集权统治形成，无政府主义作为汹涌一时的思想潮流已经沉落。这时，胡适和同留学欧美的一群朋友集体入阁从政，完成了对由他参与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作为一个独立的、批判的、边缘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背叛。

一个世纪以来，在兴起于五四前后纷纭众多的思想中，恐怕没有一种思想比无政府主义遭到更为无情的歪曲、诅咒、嘲笑和彻底抹杀的了，而深嵌其中的那些诱人的乌托邦图象，以及一代践行者的忘我开展的社会活动，是那般激荡着一代青年的心！与此相反，在运动中暴露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奉行“好政府主义”，努力将自由批判的知识分子意向转变为权力导向的胡适，却被偶像化，尊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

这种对比，不妨看作是五四这出悲壮剧落幕之后，继续上演的一出短小的谐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