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森华　孙秀丽

[摘要]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成就人。孔子仁学是言说人之为人的道理，仁是其核心概念。仁以“爱人”为基本内涵，爱人有关爱自己和关爱他人两种形式。“先富后教”是孔子对民众实行教化的基本原则。孔子仁学回答了许多超越具体时代的人的道德问题，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所以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仁；道德建设；礼；先富后教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057-03

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有着方方面面的内容，而方方面面的内容概括起来都是指向成就人这一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一根本目标，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挖掘并继承其中的精华为道德建设服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孔子仁学是一座品位极高的富矿。

一

孔子仁学，如果用一句话加以说明，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道理，即是说明什么是人的本质以及如何获得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孔子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来自于对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是什么的思考，而对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孔子是从现实社会所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和如何解决给以确定的。孔子生活在社会关系大变革的动荡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状况令他痛心不已。决意改变。孔子认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症结是人与人互不相爱，进而认为人的最重要的生活需要是人与人互伸援手，相互所爱，也就是他讲的“仁”。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樊迟问仁，孔子答“爱人”(《论语·颜渊》，以下引《论语》者，只注篇名)。按孔子之意，人以实际行动爱人了，也就获取人之为人的规定性了。

在人如何获取人之为人规定性的起点处，孔子解决了它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即“为仁由已”(《颜渊》)的问题。孔子仁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往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再寄托在异己力量之上而是承认和赋予人的自我决定、自我主宰的权利。“为仁由已”中的“已”是全称概念，泛指所有的人并没有贵族和百姓之别。对普通百姓道德修养的认同和关注主要导源于孔子对民众重要社会作用的认识。他明白“天下无道”是一些无视仁爱、践踏礼乐的“季氏”们的无道之行造成的，但他又认为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维持离不开大多数人的百姓，民心的向背是社会政治之本，“民无信不立”(《颜渊》)。有着如此重要社会作用的百姓、依孔子仁学思想看，他们的道德问题绝不是被忘却的空白之域。故他对所有人如是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如果每个人在为仁之道上脚踏实地地前行，就会出现你爱他人，他人爱你的情形，也就是孔子所的“天下归仁”(《颜渊》)了。因此说，孔子仁的真谛是人人的相互所爱。客观地讲，人人相互所爱才是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情形。也是这种爱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形成民族传统。当代道德建设是社会全体成员的群体活动，只有人人积极参与，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履行对社会、集体、个人的道德义务，才会形成邓小平倡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

孔子仁学的大部分是论讲怎样为仁，广泛地阐发为仁的种种形式。“人应该怎么样”和“人是什么”在概念上是两类不同的范畴，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尤其在孔子仁学中两者并不相互隔绝。“人是什么”是回答人的本质，表述的是人生的终极关怀的道德理想，决定着“人应该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是讲人该有怎样的道德行为，孔子仁学认为，人只有通过爱他人才获取为人的转变，即完成“人是什么”的回答，在没有获取转变之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孔子仁学关于为仁有着系统地阐述。将为仁划分三个阶段或三层境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修己以敬”是为仁的第一阶段，孔子对“修己”提出一个“敬”，“敬”表示人的内在心理态度，应作“敬畏”的理解，钱穆先生解读“畏”说，“畏与敬相近，与惧则远。”“修己以敬”说，是要极度认真严肃地进行个人道德修养。因为它指向人生的最高和最根本的需求，指向规定人的生存意义的终极力量，是人之为人之主体上的内在诉求，表现出人的终极关切的宗教式的情怀。麦克斯·缪勒说，宗教情怀“它给人以对自我的清澈洞察，解答了最高深的问题，因而向我们转达一种完美的自我和谐，并给我们的思想灌输了一种绝对的圣洁。”孔子的“修己以敬”就是追求麦克斯·缪勒所说的“绝对的圣洁”。以孔子仁之内涵是爱人的意义上看，“修己”就是“爱己”。简言之，“爱己”的主要内容是关心自己的品德。这是由孔子仁学内在逻辑所规定的：只有自己首先为仁，成为有德之人，才能把他人当人去爱；只有把他人当人去爱，自己才成为有德之人，二者同构形成仁。所以，孔子对颜渊的“仁者自爱”的说法甚为满意，“可谓明君子矣。”(《荀子·子道》)当然，孔子的“爱己”包括关心自己的学习和身体的健康，但无疑孔子是将道德修养视为首先和重要的。这一思想在今天许多人只注重知识学习和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对我们的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仁第一阶段的“爱己”是过渡性的，是实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前提和基础。以孔子仁是爱人之说，后两个阶段的“安人”和“安百姓”合称为关爱他人。关爱他人的仁爱，从实际发生顺序看，开始于家庭内部的孝。孝作为仁的最初形态基于自然血缘关系引发的，就此而言，孝具有最大的普适性，无论社会的上位者和下位者对其父母之孝实属当然。孔子与弟子宰我的“三年之丧”的对话中所采有的直接论据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的人生自然现象，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孝实际上表现为满足父母的需要。父母的需要有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所谓“能养”(《为政》)是满足父母的物质方面的需要，而“敬”(《为政》)是满足父母的精神方面的需要。当时一般的人以为“能养”就是孝，没有充分注意到对父母的“敬”。客观地讲，精神需要是很难把握的，《小戴记·曲礼》云：“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故孔子说“色难”(《为政》)从而“敬”难。但孔子偏偏指出“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直接意义是说，“敬”才能与饲养犬马区别开来，实质是把对父母的敬视为人之为人的规定之一。然而我们又不能只提“敬”而忽略“能养”。孔子通过“敬”与“能养”的对比不是逼迫人们二中择一，因为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只是高低有别。孔子是倡导孝不能只停留在低水准的“能养”的层面，还要上升高水准的“敬”的层面。“敬”满足父母的精神需要是就“敬”的行为结果而言的，孔子言“敬”的根本是讲对父母要怀有真诚的敬爱之心。所以“敬”必定指导并与“能养”融合，使“能养”具有敬的性质，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养的功效。当然，“敬”还是有着相对独立的实际形态与“能养”并不完全融合。今天随着物质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以往时代的“能养”的完全形态已不存

在，“敬”也与“能养”有更大程度的分离，有了更多的独立形态。客观地讲，当今父母的权威已大大地弱化，特别是对已成年的子女来说几乎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孝敬父母不仅不能削弱反而理应加强，单就如今的父母已是很完全地施爱而不思回报这一点，就值得子女孝敬父母的。按孔子之意。有敬爱父母之情，就不难发现孝敬父母的各种具有现代特点的形式。孔子倡孝的目的是将家庭打造成人世间最可靠最亲密的仁爱实体，使家庭成员接受仁爱的教育。感受仁爱的温暖，进而影响对家庭之外的世界的态度。“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如此看来。关爱他人的仁爱在一般情况下是以与个人亲疏远近的顺序展开的，所谓“差等之爱”，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差等之爱曾受到墨子和一些后人的批评。实际上差等之爱反映的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阶级的差别，只是基于有无血缘和血缘远近的自然性差别。亲亲之仁不仅没有否定社会性的普遍的仁爱精神，而恰恰是走向普遍之爱的出发点，“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可见，差等之爱是在爱的先后顺序和强弱程度上表现出不同，并不完全排斥和损害普遍之爱。而道德高尚的人则能冲破差等之爱的限制，一视同仁地关爱所有的人，《论语》季氏篇记载陈亢的“君子远其子也”的感慨，又有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亡，“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先进》)就是印证。其实，孔子是特别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普遍之爱，认为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二

孔子仁学强调的关爱他人是经由推己及人的形式进行的，主张“能近取譬”(《雍也》)。“能近取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同上)，是孔子在文字上唯一一次明确表述的成得仁德的方法。修养道德的方法是道德落实的形式通道，而且现实中道德方法是与道德活动融为一体。故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修养方法，一次子贡问仁，孔子告之，首先是要确定行之有效的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笔者赞同一些注家把“近”训解为“自己”。语词在历史发展中会有不断的变异，但变异有其相对稳定性，在不能确定一个词的含义时，以参考同一著作或同一时代其它著作中相同词的意思可以得到答案。在《论语》子张篇有孔子弟子子夏之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语中的“近”与“能近取譬”中的“近”同义，“近思”是讲联系自己的实际去思考。因此，把“能近取譬”理解为以自己为类推的标准来对待他人不会有大错。实际上先秦典籍中不乏如此的有法，《诗·大雅·抑》谓“取譬不远，吴天不忒。”国王以天为标准，因为天是没有差忒。“能近取譬”作为仁爱的总的方法，只有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方法才可发挥实际作用。孔子从人所喜爱的“欲”和所厌恶的“不欲”的角度。将“能近取取譬”具体化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从积极的方面，也就是从人喜爱的“欲”的方面说，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从消极的方面，也就是从人厌恶的“不欲”方面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积极”、“消极”只是以人的“欲”与“不欲”界定，都是以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主动地对待他人。

同时，孔子认识到个人之间有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势必出现推己及人是否可行、是否合理的问题。故而，孔子提出贯通如何对待自我为仁与如何对待他人为仁的礼。礼，古已有之，到西周时已经颇具规模，形成比较完备的礼制，“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但孔子没有把周礼视为完美无缺、不可更变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认为还有经过变革后比周礼更好的礼制形态。对礼的变革孔子有个大致的说法，“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认为礼的变革是可以预测可知的。因为礼的变革有规律可循，即孔子所讲的“至于道”。此处的“道”，以孔子意指仁道为宜。在礼的问题上孔子对传统礼的最根本性改造是把仁与礼统一起来，赋予礼新的内涵，认为礼的内在精神是仁，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内在精神为仁的礼，主要是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化的基本道德规范，也包括体现基本道德规范的礼制、礼仪和社会制度。只有以仁为基础的具有道德品格的礼，才能真正担负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使命，因为“‘礼被赋予了道德的内涵，就由外在的、被动的、政治的约束。转化为人们内在的、主动的、自学的道德诉求”正是礼被赋予道德的内涵，而所有人又都要致力于道德修养，故而，孔子主张礼下庶人，“道之以德，齐之礼，有耻且格。”(《为政》)用礼规范民众。民众就会认识和接受礼之本质的仁，从而提高遵守礼的自觉性。所以孔子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动。”(《颜渊》)依礼而行就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孔子特别重视礼了，”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可见，孔子仁学蕴涵着道德形态从德性论到规范论的流变倾向和二者的相辅相成，在注重个人道德觉悟的同时，又注重社会基本道德观规范的建设，如此的双管齐下有力地促进个人道德的提高和社会道德建设的发展。

三

孔子仁学一个重要思想是从整个社会方面阐发了如何进行道德教化的基本原则：先富后教(《子路》)。先富后教有两种意思的表述，一是不可抛开“富”讲“教”。个人的贫困可能是磨砺自我道德的力量，但从社会角度看，“富”是先行于“教”的范畴，道德需求以经济为基础，民众的富裕的经济生活是对其进行道德教化的必备的前提，先富后教的逻辑关联不可更变。孔子还把社会贫困问题提到社会政治层面上来认识，“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既然社会贫困是当政者的政治失败，那么，不仅无法实行社会的道德教化，而且社会贫困是非道德的道理自在其中了。一是不可“富”了抛开“教”。“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季氏》)孔子往往是以事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齐景公事例说明，“富”并不能直接演化为“教”，道德教化有其自有的内容及规律，只有专门性的研究又具体地落实到实际之中方有效果。显然，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至今也有着现实意义，尤其生活富裕了不可放松道德教育的主张更为紧要。“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是孔子对当政者如何施政的劝告，不要贪得无厌，急于增加自己的财富，所要做的是促成财富于人的均衡。在孔子看来，施政的目的是实现“天下归仁焉”(《子路》)，即社会成员人人向往仁爱，躬行仁道。前文已述，实现仁爱的总方法是“能近取譬”，从逻辑上看，这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最一般的思维的类思维基础之上的类推方法，它的实施条件是“举相似”(《孟子·告子上》)。“能近取譬”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方法，更是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方法。孔子看到了贫富差别悬殊的两类人难以“能近取譬”而相互所爱的。当然孔子所谓的“均”，“是调节贫富等级关系，为富者和贫者，各个不同等级的人都规定一个合理的限度，使各部分人都‘各得其分”换言之，孔子的“均”不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均”，而是在承认和维护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均”。但孔子所认识到的贫富悬殊为道德之大碍的思想是有着现实上的启示意义，使人们更加明确在当代社会实现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必须消除贫富差别悬殊的现象。

孔子仁学同其它道德学说一样也标举供人们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强调社会的上位者的表率作用。一方面。榜样的具体事迹使人们在认识上加深对自己的学说的理解和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倡导和促进人们效仿榜样在为仁之道上不断走向更完美的道德境界。同时孔子又有这样一种重要思想，“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为政》)普通的人把自己修养为道德之人就能像当政者一样成为改造社会力量，尽到为社会的政治责任。因为，众多普通人修养道德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把这种风气影响到卿相大臣上去。”这是孔子在陈述下位者的道德影响上位者的道德修养这一被许多人忽视的客观事实，提示人们普通民众并不仅仅是被动被教化的顺风“必偃”(《颜渊》)的草，而对社会道德建设有着自己的重大贡献。

孔子仁学所面对并试图给以解决的关于人的道德问题中，有许多是一些人生的一般性问题，这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具体时代的限制。孔子使用了许多一般性的概念，阐发了许多一般性的思想，由此而言，孔子对这类问题的思想对于当代的道德建设有着启示和借鉴作用。而且，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构成。他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世代相传的文化观念是流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存在性要素，遍润各个时代的人们，贯通在人的行为之中并影响和制控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对社会道德有着导向的功能。究实言之，中国当代的道德建设绝不能不考虑孔子仁学的影响，这是一种文化的影响。

责任编辑：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