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劼

自唐以来，虽然历代诗评家在《长恨歌》的题旨问题上褒贬不一，颇多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这首长诗仅用了840字便将男女间的至情至性演绎和发挥到了一个极致。虽然白居易一再表示自己毕生的诗歌创作是为了“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策林六十八》)，但在他众多的讽喻诗当中，一曲“长恨”却似天外来音，让人在感时伤世之外，很难不为诗中那份地老天荒之情而唏嘘感叹。清代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记载：“……时有一妓夸于人曰：‘我能诵自学士《长恨歌》，岂与他妓等哉?诗之见重于时如此。”清代赵翼《瓯北诗话》也称：“……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长恨歌》动人心魄的感染力以及经久不衰的流行性呢?笔者认为其根源还在于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多重悲剧意蕴。

应该说。爱情乃是人类文学永恒的母题，一直以来，人类对于爱情的咏赞都不绝于史，美好的爱情无疑是人类内心永恒的祈求。从古老的《诗经》开始，人类就有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咏叹，就有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锵锵誓言。而汉乐府中“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更是寄托了人类对于坚贞爱情的决绝信念。回顾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恨离合一直以来都是历代文人们最为钟爱的题材之一，人们或咏之、或讽之、或羡之、或叹之。以至于李、杨的爱情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中国古代“帝妃恋”的压卷之笔，而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则无疑可以说是李、杨爱情悲剧的经典读本，它不仅为后世李、杨故事的再创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提纯了李、杨爱情的纯度，使这一创作题材的审美意蕴大大增强。

具体而言，《长恨歌》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乃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魂魄不曾来人梦”，这一段讲述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情事始末，而自“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起则是讲述“仙山觅魂”的后续发展。从结构上来看，其诗第一部分主要是写人世间的故事，意在感叹一段得而又失的爱情，而第二部分则主要写在仙山的遭遇，为的是继续书写一幕失不复得的悲剧。正如陈寅格先生所说“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不限于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在此，《长恨歌》实现了李杨爱情题材文学创作上的一个突破，将笔触从人间而延至于仙界，完成了一个空间上的拓展，而第二段中写临邛道士遍寻仙山，其目的还是为了寻找杨贵妃的魂魄，以慰藉唐玄宗的相思之情。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全诗的抒写和延展完全是由情而感、缘情所牵，全诗始终都在围绕着李、杨二人的爱情发展来写。而在具体的叙述与渲染中，白居易又在“情之伤”上重点着墨，分别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角度来吐露相思长恨，对相思之苦和丧偶之痛竭力铺陈，反复呼应长诗“长恨”之主题，完整的营造了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悲剧。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就是把有人生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谓爱情的悲剧，就是美好爱情毁灭的过程，爱情越美好，它给带人来的震撼感也就愈大，而《长恨歌》之所以能够具备这样惊人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因为它所展示的乃是李、杨爱情的悲剧。“生感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长恨歌传·陈鸿》)，在爱情的伤感与失落面前，白居易并没有秉承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贯主张，而是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同情，这不能不说是李杨爱情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浓郁悲剧性色彩对于创作主体主观创作意图的感染与扭转。可以说，自《长恨歌》开始，唐玄宗和杨贵妃即开始以一种爱情故事主角的身份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之中，开始成为爱情的象征，成为被讴歌与赞颂的对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长恨歌》实居首功。

除了李、杨爱情本身所具有的悲剧意蕴外，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对于自我情感的带人也是其作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爱情悲剧，人们通常的第一反应都是同情和感伤。而白居易曾多次言己“多情”、“善感”，如在《祭符离六兄文》中他就说：“圣人忘情，愚不及情，情之所钟者，唯居易与兄”，又说不能“忘情”，“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于情者也”，因此面对李、杨的爱情悲剧，白居易很容易就会将自我的情绪带入到其中。由于白居易本人早年也曾经历过一段流星般稍纵即逝的美好爱情，因此《长恨歌》中不仅有对李、杨悲剧爱情的悲悯与怜惜之意，更有对于个人情感失意的追叹与惋惜。

据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年曾在徐州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相恋，后因社会和家庭的阻力两人被迫分手。这段爱情经历留给白居易的伤痛是无穷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曾先后写下了《邻女》、《寄湘灵》、《长相思》、《寒闺夜》、《生离别》、《潜别离》、《冬至夜怀湘灵》、《寄远》、《感秋寄远》、《夜雨》、《感镜》、《逢旧》、《感情》、《涌桥旧业》等十四首诗叙述他与湘灵的这一段往事，以此纪念这段美好的初恋。正如华莱士·马丁曾说：“一般说来，我们的同情是被那些我们了解其思想的人唤起的。”。_一方面由于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另一方面又由于他对于早年的这段情事迟迟不能忘怀，所以他在创作《长恨歌》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主观情绪带入到其中，可以说，《长恨歌》中李、杨爱情的悲剧意蕴，很大部分其实是源于作者自身的情感伤痛。而在这由人及己的过程中，创作主体的个体情感被原原本本的投射到作品之中，这种鲜活的个性化情感为全诗增色不少。

其实，世人所津津乐道的爱情，往往并非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烟火神话，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伦佳话。在这些故事中，有世俗得可以闻得见油烟味的细节，也有高尚得徒惹人唏嘘凄恻的感人情怀，它们往往能唤起世人心中最普通的怜悯之情，这样的爱情，离生活很近，却可以冲上云霄。而在《长恨歌》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本能地将这样一种私语话的情感带人到了其中，这无疑就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更容易产生亲近感，更容易被作品所打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长恨歌》历尽千年仍可堪称经典，而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也从没被人们淡忘，一直是后世文人不断演绎和再创造的故事原型之一。

此外，李、杨爱情故事中所富含的感伤意蕴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来源，那就是基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个体的情感都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时代感伤的烙印。唐玄宗和杨贵妃毕竟不是普通人，虽然他们之间也具有普通人的情感纠葛，但由于帝王地位的特殊性，他们的爱情也就有了特殊性。正如《长恨歌》开篇所写“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等，这都不是普通人的爱情会招致的后果。所以说李、杨爱情的发展始终与时代的前行保持着相同的步调，二者始终是紧密相连的。他们的富庶生活与唐代的繁华相得益彰，他们的悲剧也不可避免的与安史之乱祸起同源。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李、杨爱情的美妙旋律也嘎然而止，繁盛时代就这样突兀地走向了转折。他们情感的结局令人百般无奈，而由此透射出的整个时代的衰落更是让人啼嘘不已。《长恨歌》创作于中唐元和元年，此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繁，人们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在饥饿中苦苦求生。目睹时代的沧桑巨变和社会的日益衰落，人们会很自然地怀念开天时代的安定、富庶和繁荣。正是由于这种心态的影响，《长恨歌》的字里行间不免透露出一种对于梦回盛唐的向往与企盼，也油然而生一种“往事不可追，繁华不可及，盛年不再来”的失落和怅惘。这种深沉的、积韵化的时代感伤，表达的并非只是白居易个人的情绪，它事实上代表着中晚唐文人的一种群体心理感受，是社会心理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投射与观照。

总的来说，爱情理想幻灭之悲，个人情路受挫之哀，以及时代固有之痛，这三者，由浅及深，由外至内，由个人到群体，立体化地构建了《长恨歌》的多重悲剧意蕴。也正因为《长恨歌》在内在主题上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它才能够保持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从而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心灵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