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著名文学教育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2月生于福建光泽。早年有过知青经历，后上大学和读研究生。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2003年起调入北京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著有《无边的挑战》(1993)，《解构的踪迹》(1994)，《表意的焦虑》(2002)，《不死的纯文学》(2007)等1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300多篇。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2年度评论家奖项，获2007年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奖项。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不断进取，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面向世界汲取新的资源，保持着旺盛的创新活力。尽管人们对当代中国诟病甚多，但我以为，这些批评大都是在不了解情况或者不能客观地面对文学与社会变动的关系做出的，因而并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三十年来，当代中国文学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当然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根本性的，但我们都要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去考察这些问题，去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变化和发展，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在这里，我仅就当代文学创作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做出归纳。从某种观点去看，可能这些变化就是存在的问题；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可能就是当代文学回到自身，取得艺术上突破的成就。这些成就或许并不能充分说明当代文学的艺术品质的提升，但“文变染乎世情”，不同的时代就有对文学的艺术品质不同的定义。在我看来，这些变化或特征，就是一种新的文学品质，就是当代文学适应了时代给出的新形势做出的自我变革。

一、依靠现实热点的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对生活的本分理解

“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展开了对“文革”的反思，“伤痕文学”打开了“新时期”的序幕。这一时期的文学对现实的热烈关切。拨乱反正，肃清“文革”余毒，无疑起到极大的作用。文学成为思想解放的前卫战士，成为时代的号角。文学表达的特点，就在于与现实的政治紧密相关，与现实的热点问题丝丝相扣。也因此获得了热烈的社会效应。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因此显得强大，承担了其他文化种类不能承担的任务，甚至超出文学自身的任务。即使是朦胧诗，也被赋予了思想解放的意义。那些个人的情感表达，也具有突破历史困扰的深远的现实意义。从“改革文学”到“知青文学”。从现代派到寻根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文学无不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改革进入攻坚战，改革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在这样的时候。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怎么改革。这就决定了文学退出政治论争的中心，回到文学自身。这一时期的论争是主体性问题，文学向内转的问题。出现了马原、莫言、残雪等的小说，它们回到文学语言本体，回到文学想象的天地，甚至回到个人的内心，回到文化和人性的诡秘深处。随后的先锋派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是向着历史的解构，向着怪诞和神秘的美学，向着语言的极限迸发的行动。同时，作家从社会领域逃逸出来，走向了个人化写作的天地。此后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出现的晚生代，虽然如此热切地关怀中国当代现实，但他们本身是各自为政，如散兵游勇游荡在文坛边缘。更不用说越来越多的女性写作，以及王小波和后期的王朔，他们已经是一种幽灵般的写作。文学离开了宏大的背景，但文学获得了个人的独特性，获得了更加自由多样的面向。

二、观念化的人物转向活生生的小人物

回应现实的写作必然要给予人物以概念的含义，这不管是蒋子龙笔下的乔厂长。还是韩少功的丙崽；不管是犯人李铜钟，或者是张贤亮的章永麟……“文革”后新时期文学中的人物，都有概念的意义。但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学中的人物，已经是更加朴实的小人物了。不再有时代强大的观念，不再有通过人物表达强烈的历史愿望。人物只是生活经验的表现，只是个人的自在存在。典型的要算“新写实”开启的经验，那些小人物，“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是好”。他们“不谈爱情”，而是在碎屑世俗中随波逐流。王朔和王小波的人物更是如此，那是社会的边缘人，一些脱序的人。先锋派的人物，到晚生代的人物，要么被符号化，要么完全是社会底层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文学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写出个人的真实性。朱文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个小丁，他的命名本身就是对当代小说人物志的反讽和解构。

三、文学叙事方法和语言的改变

这一点无疑是先锋小说做出的最出色的表现。突然从狂热的意识形态诉求退回到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活动，那种表达的渴望依然难以遏止。因此华丽的语言铺陈。精巧的句子修辞，过量的词汇堆砌等等，这些都使强烈的表达愿望得以释放。确实，没有人会否认当代“先锋小说”创造了一个奇异而缤纷的感觉世界，这显然不只是得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新感觉派”小说和五六十年代法国“新小说”的影响；这同时在于他们抑制不住的时代心理——在这样的历史场合，他们找到了表达的时机和方式。“先锋小说”的独特感觉并不仅仅在于攫取那些奇怪的主题或题材，也不只是表现在叙述方式上，最主要的在于接近物象的特殊感觉方式，这种特殊的感觉方式用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独特的语言风格。在这里，语言与感觉是统一的。在这一意义上，不管如何也要承认先锋小说把汉语小说的语言推到了一个更富有表现力的境地。例如余华无限切近对象的那种语言与感觉所处的临界状态；北村的那种缓慢向前推移的蠕动状态；苏童的那种纯净如水明朗俊逸的情境；格非的优美俊秀的抒情意味：孙甘露的冗长的类似古代骈文的清词丽句……先锋派的经验已经被普遍化了，在九十年代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先锋派的语言经验所起到的作用。当然，另一种语言也更加纯熟。莫言的小说语言。贾平凹的语言，林白的语言，王安忆的语言，都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呈现出汉语的魅力。

四、文学标示的价值观的改变

文学标示的价值观，不用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标示的价值观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愿望一致的，那是文学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愿望，九十年代社会开始分层分化，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愿望，个人愿望各有不同的诉求。文学的愿望及其追寻的价值观，在文学共同体也不可能统一，更不用说统一社会的价值观。进人九十年代，当个人化的写作形成气候时，文学的价值观就不得不呈现多元化状态，且那种与社会“进步”相一致的文学价值观，让位给了个人对社会的反思性的价值观。王朔可能是改变这

个时代价值观的最突出的作家，但他后来却崇尚禅宗，他的价值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看看王小波的小说所表达的价值，那是何等不同的个人消极的自由主义：海子的诗中所表达的个人的绝望与超越的精神意向，他向往的神性，以及最后极端的生命选择，这都是可以说有某种遁世的人生态度。至于不少的作家在对历史的改写中所表露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那也是另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的价值观。

五、女性文学形成气势

女性文学变得越来越有气势，这是后现代写作的显著特征。成熟一代的女性作家，如王安忆、铁凝、张抗抗、徐小斌等，创造了对历史和女性命运的深刻把握的文学经验；而年轻一代的女性文学则表现了尖锐的女性意识。如林白、陈染、海男、虹影、北北、须一瓜等。女性文学强调感觉、心理刻画，关注女性的命运，写出她们的创伤和内心的欲求。中国女性作家深受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但依然鲜明地打上了中国女性的本土特征，而且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下变革的现实紧密结合。

六、本土化的乡土叙事也可切近后现代

中国当代文学一直面临着东方／西方、中国／外国、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叙述中国乡土，就只能是现实主义。本土性、乡土、乡村，似乎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去甚远。但在二十一世纪，有数部表现乡土中国的小说，可以读出鲜明的后现代性。如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阎连科的《受活》、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实际远不只这几部作品)。把乡土与后现代主义相联，并不用以证明这些乡土中国的叙事多么高明，只是说中国文学具有了更广阔的表现力；同时也表明，这些后现代式的叙事具有乡土中国本真的本土性。

七、对底层人民的关切，文学依然保持的责任感

进入新世纪，文学并不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也不因为全球化的加剧而远离人民性。实际上，新世纪中国文学更深切地关怀底层民众，尽管其动机更有可能是在寻求文学的表现力，是文学自我更新面临困境的体现，但它在客观上关注了当下人民的生存状态并体现了中国文学的责任。

八、多元化格局的有序建构

不用说，当代中国文学有不同代的作家，有不同的文学观念的作家，有不同的阶级认同和性别认同的作家，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的作家。尽管“多元文化”在政治学上有特殊的含义，但用于描述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也未尝不可。多元碰撞，显示出当代文学所具有的广延性和丰富性。

九、越来越年轻的写作者和阅读者

文学本来是年轻人的事业，想想中国现代文学，新白话文学运动，无疑是一批年轻人做出的创举，那是少年中国诗意的表达。革命文学早期的开创者也都是年轻人。到了五六十年代，革命文艺的作家趋于中年，但年轻作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文革”后，归来的右派以其历史之沧桑而重返文坛，中国新文学有了某种岁月的厚重。但同时写作“伤痕文学”的知青作家，那也是年轻人。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先锋派也是一批年轻人。但因为文坛不再有政治运动，不再有经常性的政治放逐，作家累积了几代人，年轻作家就显得稚嫩。说起来，八十代作家现在仿佛述是在幼儿园里牙牙学语。实际上这是人们的错觉。八十代最年长的也都年近三十了。但这些年轻作家还是能以他们的经验和文学表达方式，有效地抓住年轻读者的阅读期待。年轻作家通过媒体和网络可以迅速走红。不再像传统作家，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磨炼。现在，读者群与作家群也分代，而年轻的读者群占据了读者的主流，这就使年轻的作家有更大的市场号召力。一方面。更年轻的作家，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他们的作品，销量多的动辄有数百万；在网络上的博客点击率，也达到数千万。这使他们迅速成为明星，文学的写作也明星化了。另一方面。网络写作开始具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其影响力迅速且无限制地扩张。网络写作最终要成为文学写作的主流，这使我们过去理解的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十、向死依然能生

尽管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可能显而易见，三十年，可以说是积重难返；也未尝不可以说硕果累累。在今天，当代文学可能更需要勇气，也需要对文学保持的一份虔诚。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营养品家们意识到文学的困窘，但中国作家依然没有放弃。那么多的年轻人前赴后继行进在文学道路上；那么多已然成熟的作家始终处于自我突破的搏斗中：那么多好的作品迅速被覆盖和遗忘；文学在今天确实是遇到末日般的挑战，但文学没有屈服，也不会屈服，就此而言，这三十年来的文学道路，足以作为面向未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