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凤

回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论热”的局面，文化研究轰轰烈烈的来，如今又悄然沉寂不少的时候，我想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对文学“物质性”问题的突出和强调是值得理论上深入思考的。

一、中国文学的写意传统与文学研究中的非物质主义取向

中国人务实的个性使得文学在表现生活时特别关注可以再现的对象，即便是在表达十分强烈的感情时还是习惯性地找到可以对应的物象。于是，中国的文学形象更大层面地构成了一个可听可感的物质世界。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之下我们用文学表现纯粹的审美对象很少，所以虽然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抒情的，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只是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或者说只是在方法上得到发挥，其精神在中国文学语境中是很少体现，至少是不如现实主义文学那么充分的。如唯美主义思潮在中国根本没有发展的空间就是比较直接的体现。我们所谓的“写意”文学，实际上还是依靠我们借助外在的对象在内心世界的再现程度。所以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以感受和再现为中心的作家主体性得到充分的重视，文学的世界无疑成了主体意志的再现。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我们表达自我的载体，也就是说我们很少通过文学去认识世界，而是将文学作为展示个人情感和人伦关系的舞台。那么真实的物质世界在中国文学中只是一个背景或者说只是道具。为了充分的表达情感我们甚至可以为情造物，于是文学之“物”与现实之物有了很大差别。在文学世界里到处充斥着被主体意志改造了的山川万物。即便是完全的魔幻小说也是在人类世界的基础上做了加工和变异的人类的翻版，所以中国作家笔下的天地万物实际上都是有着人的思想，不过是代人类言。于是，意象、意境为文学创造的画面感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不可逾越的审美追求。从文学创作及其表现来看，我们的文学整体是比较注重可再现的情感层面的。但是抽象的情又是很难具象化的。于是作家们在文学中为我们塑造了情感化的物质世界，所以中国文学的形象情感性特征显得特别突出。这一点可以在两个相似的文学题材的表现中看出。《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人与朋友在园中观鱼，不慎落水变鱼，他拼命的呼救，但他的朋友非但没有注意到甚至没有发现他已经不在身边，还在那指指点点继续观鱼，表达了一种“言者大呼，旁者不闻”的人与人之间隔膜的大悲苦。其实对这种人生体验的描绘在现代派文学中也有相似表现。典型的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当作为推销员的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后，作者写了他有着人的想法和虫的躯壳，在分裂中感到人的卑微与无助。作者不致力于写变成虫以后人的感受，而重点写人变成虫以后如何行动不便和别人对他的态度变化引起本人精神上的落差。如格里高尔如何借助自己的硬腭和肢体打开门，亲生父母当场被吓倒的情景，以及变成虫后的格里高尔口味转向等细节，来表现人变成虫之后的现实处境。也正是在这种处境中，格里高尔完全看清了自己。当他丧失了作为人的能力，也同时解除了与家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一旦这种价值依附关系不再存在。笼罩在亲情之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就不复存在。这是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格里高尔生前永远无法领悟到的真实。同样是揭露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中西方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切入点。简单的说，中国文学传统中倘若要写一个人忽然间变成了甲壳虫，就免不了要写人变成虫后的各种感受，并且一如既往地以人的方式来感受，而很少以虫的特性，虫的行为方式来写变成甲壳虫之后的人。西方文学则会写人变成虫之后首要的是自己行动的不方便，像虫一样生活的艰难，以及亲人对自己变成虫后的反映。两者都是现实主义的，前者偏重写意，后者偏重写实。但都是在与物质世界的接触中感受精神的变迁。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所谓的写实其实是被主体改造了的现实和真的现实已经相差很远。也就是说我们想从中国文学中了解现实本来就要跨越更多的情感障碍。

但是，我们传统的文学研究却更多地采取了非物质主义的倾向，甚至有点精神至上的褊狭。我们更关注作为精神的文学是如何影响人的生活，而很少解读文学本身物质的层面。这样就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走了一条从情感到情感的重复之路。我们更关注的是从读者的情感中寻找与作者情感的对应，而不是把文本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来处理。于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它首先必须是起源于物质生活的层面，最终还是要回归更本真的物质生活。比如，一朵花被我们改造成艺术的花之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对人的审美感受的作用，甚至是对社会风尚的改变等方面，但是，即便是作为艺术品的花，它首先也只是一朵花，必须要展示花的物质性的方面，比如说它的生长空间，外在特征等，才可能引起精神上的愉悦。其次，也在这个基础上它必须与创作主体发生意向性的联系，然后才能成为审美的对象。在以往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印象批评、历史批评和道德批评等方式是完全跳开了第一层，直接进入第二个层面分析的。这的确是突出了文学艺术的精神特质，但也抽空了精神，使文学陷入社会学、政治学等漩涡中，片面夸大了文学的社会功能，甚至把社会功能等同于审美功能。就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对抽象的精神层面揭示是比较充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文学研究中的精神至上导致了文学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审美化的结果。然而真正使对象加以区分的是物质性的非常具体的因素。高度抽象的精神具有非个人性，这也是全人类经典的文学具有可交流性的根本原因，但是纯粹抽象的精神分析又只会使人的感情标签化和类型化，每一种体验在不同的语境里都是特殊的。于是，只有当我们把文学放在具体的物质屡面来考察人类的精神现象时，文学才成其为文学。因为文学总是以感性的方式表达可以交流的人类情感。抽象的精神或相似的情感体验只是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可能，而使这种交流得以展开的是具体的物质对象。文学说到底是在寻找不同的交流媒介把普遍的人类情感表达出来。当我们习惯于用精神化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甚至想用文学来拯救社会，文学高度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使得文学更加地非个人化了。如果这样下去文学具有民族特色和个人性的对象会被慢慢抽空，这加剧了民族文学的焦虑感。

文化研究是对这一焦虑的回应之一。从根本上讲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中精神至上倾向的纠正。文化研究就民族文学而言是对个性的推崇，他们要为普遍存在的精神找到物质的基础。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相对于其他方式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把文学带到一个更加现实的层面来。它把关注的重心放在文学所表现或者流露出的在种族、性别、阶级上的看法表达出来。它更执着于把文学也当成是实体来考察。将文学还原为语言、文化和习俗等。对文学而言，文化研究的方法其实是结构主义的，它让我们看清楚，承载一个巨大精神的各个实体究竟是什么，将精神再次地转化为物质。文学作用于生活的方式其实是始于物质终于物质的。文化研究是还原文学中

历史的成分，它看起来有泛文学倾向，实际是挑出文学中非文学的部分。这才为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内的合法性找到依据。因为，文化研究是以反文学的态度来研究文学，所以它反对定义，反对任何学科规范的约束，它却意外地证实了各学科交集的部分，这是每个学科都难以揽括的。文化研究的物质性表明了这一区域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

二、文化研究物质性特征的表现

而具体来讲，文化研究的物质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是关注对象的具象化。文学往往将精神寄托在月亮，石头，钟声等意象之中，每一种感悟的得来都要借助于意象的物质性感悟。其实文学表达的过程就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质对应的过程，文学创作就是将主观情感物质化的过程。文化研究关注的对象更具体，更加社会化，更加关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它相对其他研究方式而言有精神下放的倾向。比如在研究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她的文章中充满了物质感，有很多对象描述都是可以再现的。她的文章中很少有私人化的情绪词汇，很多情感体验都是从她冷漠的书写中体会到的。而不是她直接告诉读者的。这些情感隐藏在对声音，色彩。服饰等淋漓尽致的描写中。甚至她的话语让我们不仅看到而且触摸到对象，比如，她说一个人胖，是胖得曲折紧张。这不仅有了视觉效果，在触觉上也非常有质感。第二，操作范式的科学化。随着脑科学，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人的思维，解释人的心灵世界。将以往对文学情感的猜测变成了科学考证。我们甚至以把精神物化，量化的方式来考察文学的精神含量。努力地用挖掘外在性，客观性来阐释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同样是精神分析，我们会借助心理学的知识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比如通过写一个人有“狼颐”的动作特点或者时常的眼神迷离来表现一个人精神上漂移。读者可以由这些外在的动作更直接地感受到人物善变的性格。第三，表达语汇的专业化。比如我们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引入了色素，色差，光等非常专业化的概念，来描述一个文学对象，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揭示文学如何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改写来作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样看来，不但文学本身的词，音和记录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文学形式所表征的意识模式，各种关系，认知和交流过程都是物质的。文学活动的实现就是“物质”向客体转化的过程。

三、“物质性”表达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突出文学的“物质性”特征使得文化研究在下面几点上区别于其他研究：首先，文化研究成了艺术实践的中介。文化研究强调物质性的对象在精神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起到了沟通的作用。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必须借助物质，因为纯粹的情感是很难表现也很难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实现有效沟通的，我们必须把情感附着在可再现的对象上，通过有情的对象唤起读者对生活的体验。比如中国注重意象的挖掘，西方注重典型的提炼都是这一艺术表达内在要求的结果。说到底，文学是用隐藏精神的方式来表现精神的，真正出场的还是物质的因素。这种物质的因素在文学中具体表现为文学形象。有没有具有很强物质性特征的审美形象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重要糊正之一。物质性特征不强，文学的个性不会突出，但如果只有物质性，文学又会变成科学。文学总是小心翼翼的在寻找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在具体生活层面的表现。倘若我们直接讲人生的感受和意义，那可能是心理学美学或哲学，而必然不是文学。同样。我们进行艺术消费时也必须借助物质，比如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深度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作品可再现的力量。文化研究指引了我们，文学作为精神消费，我们究竟消费到的对象是什么。从这一点来说，文化研究充分展示了文学的可观赏性。其次，文化研究成了人类精神考古学的范本之一。文化研究不仅要展示文学中物质的因素，还要揭示这种物质的因素是在何种层面上与精神发生关系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有精神考古学的味道了。它不仅要将内在的情感还原为物质，还要告诉我们这种情感或情绪是从哪里来的。比如，我们在唐诗中看到写得最出色的牡丹花，从再现的层面看。我们感受到了它雍容华贵、艳冠群芳、大气霸道的特点。文化研究不仅要让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实在地看到这种花，而且还要展示这种花背后的民族精神与整个时代。文化研究把对艺术欣赏所获得的精神愉悦放在了整个历史的语境之中，从而激活了人类历史的感性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