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桓 袁 宇

摘要:较多的学者关注佛教汉化的历程,其探讨主要集中在哲学的层面立论,鲜有从佛教语汇的角度进行探求。其实,佛教的语汇亦能反映佛教汉化的历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佛教早期的音译词折射佛教汉化的初始;梵汉合璧词、意译词的产生反映了佛教渐入汉化;佛教语汇渗透到汉语语汇的血脉是佛教汉化彻底的表现。

关键词:佛教;语汇;汉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2-0124-03

两千多年前输入中国的佛教,从最初的客人身份到后来与中国本土的儒学、道教水乳交融为一体,最终成为主人身份,其汉化的过程可谓历尽艰辛。学术界对“佛教汉化”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指佛教在中土的发展由微而大,由浅而深的历程。学术界对佛教汉化的探讨也表现于多方面:有的集中在哲学层面,有的从佛教的中国民间化、通俗化以及佛教徒日常生活的汉化等方面来立论。我们另辟蹊径——从佛教的主要载体印度梵文翻译为汉语的情况,来寻求佛教汉化过程。因为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底层,是思想的现实,亦是传承文化之方舟。语言三要素是语音、语汇、语法。其中语汇最直接、迅速反映人们的思想,社会的变化发展以及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的消亡。下面我们主要是从翻译过来的佛教语词的面貌及其变迁情况来讨论佛教的汉化。

佛教早期的音译词折射佛教汉化的初始。不同语言的异族文化要交流、融合,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语言的转化,因此异族文化初入别族的本土文化时,在书面语言方面的表现是在被输入方中出现大量的音译词。因为选择音译方法不仅可以最直接体现彼方概念、事物的原汁原味(主要在听觉上,也就是读、说的时候),而且也能避免从本土语汇中苦寻词来对译而最终可能不达意的窘境,可谓一箭双雕。特别是对一些概念、事物于一方有,于另一方却无的,被输入的一方只好选择音译方法。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音译词的产生是必然。当然,这一般是针对异族文化初入时期而言,因为初入阶段时异族文化还未能在被输入方广泛传播,故未能被本土文化的主体了然于心,因此在翻译时无法找到对等的译词或者不便折合别的方法来翻译。这可从最早吸收到汉语里面的外来词中反映出来。如“骆驼”是“匈奴词的音译。先秦已经借入汉语,最初作“橐駞”。《逸周书·王会》:“请令以橐駞……为献。”① 《山海经·北山经》:“其兽多橐駞,其鸟多寓。”我们也可从近代的西方文化初进中国得到明证。如英语中的“bank”初音译为“版克”,今为“银行”;“telephone”初音译为“德律风”,今为“扩音器”;“penicillin”初音译为“盘尼西林”,今为“青霉素”。以上的情况在翻译过来的佛教语汇中也有大量的反映,即在早期翻译过来的佛教语汇中存在大量的音译词。早期在中国翻译佛典的有东汉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简称“支谶”)等。在他们所翻译的佛经中就有许多音译词。例如“达儭”又作“达嚫”,是梵语daks!in!a的音译,“施舍”之义。东汉支谶译《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我出城门外,有迦罗越谓我:‘如过舍施若二百万。便随其归。入舍有大高座,令我如坐烧香供养。具作饮食已,二百万为达儭。”

“阿难”又译作“阿难陀”,是梵名A^nanda的音译,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意译为“欢喜、庆喜、无染”。安世高译《佛说人本欲生经》:“是时贤者阿难,独闲处倾猗念,如是意生,未曾有。”

“比丘”是梵语bhiks!u的音译,即“僧”。安世高译《佛说一切流摄守因经》:“闻如是。一时佛在拘留国聚会法议思惟,是时佛告比丘,比丘应唯然。”

“般若波罗蜜”又译作“般若波罗蜜多、般罗若波罗蜜”,为梵语prajn~a^-pa^ramita^的音译,意译作慧到彼岸、智度、明度、普智度无极。支娄迦谶译《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道行品》:“欲学阿罗汉法,当闻般若波罗蜜,当学当持当守。欲学辟支佛法,当闻般若波罗蜜,当学当持当守。”

早期佛教语汇音译词的面貌从以上所举可窥一斑,其中上面所举的音译词有多种词形,也反映了佛教在不同地方流布,亦经由不同的译经人翻译而成。

梵汉合璧词、意译词的产生反映了佛教渐入汉化。音译词虽然地道忠实,然“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②,音译法的不足昭然。不过梁启超先生此处指的是音译的缺点,并未言及为何在早期佛经的汉译中音译词众多的原因。笔者认为对初传汉地的佛教,采用音译法是不得已,抑或必然。因为译者倘或对佛教文化、梵语未熟稔,或还未能熟知汉语、汉文化,就贸然“易以汉语,则内容所含之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③,故梵译汉方法的改进,亦就是佛教向汉化不断推进的表现。东汉时佛教初入汉地,翻译佛经主要采用音译方法,即在佛教语汇中音译词很多,随着佛教向汉地进一步的发展,到三国两晋时期特别是在唐代,译经、西行求经的人,同时了解梵汉两种语言、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这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译者,如鸠摩罗什、玄奘等。这个时期主要采用梵汉结合的方法和意译的方法,因此出现了梵汉合璧词和意译词。梵汉合璧词,“即一个词由两部分组成:一半音译一半意译”④。意译词就是抛弃了梵音,利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根据汉语的构词方法而创造的新词。梵汉合璧词如“佛慧、禅天、禅杖、禅房、僧徒、僧仪、僧宝、涅槃分、涅槃色、涅槃相、涅槃宫、婆罗门仙、婆罗门书、婆罗门教”等。以上梵汉合璧词虽然还是佛教语汇,但已抹上了汉味。意译词如“长表(指僧徒的小坟)、平等、真实”等,这些意译词一般人较难知晓是源自翻译佛经,汉化味道浓酽了。当然一般不从事佛经的翻译或学习的人,若不知一些佛教汉化词义于情可解,但对于那些专事于佛经的翻译或佛教词典编纂者却也不知道是一些佛教汉化词义,则只能说明:佛教的思想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佛教文化已经深入到汉文化的腹地。如上文所说的“达儭”又作“达嚫、达”,本是梵语音译的几种不同写法,其义均为“施舍”。慧林在《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中却说:“儭,犹亲持财施,名为儭施。从人,亲声。本无此字,译经者随意作之,或从口,《录文》从贝,未知孰是,今且从人。”唐代慧林作为精通佛汉两种文化及语言的学者,已经不清楚当时常用词“儭”是音译词,而如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依据汉字的形、音来寻求“儭”的构词理据,这样“他的解释是建立在把‘儭字看作本字的基础之上的”⑤。慧林释义之法,谬虽谬矣,但正是这“谬”告诉我们佛教汉化已经达到连他这样的大学者竟然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程度,这也是佛汉两种文化水乳交融在语言中的折射。当然佛教词汇中的梵汉合璧词、意译词的产生途径是多样的,佛教词汇的汉化完成也不是一步到位,这些都反映佛教汉化由渐而深广的过程。如上文音译的“达儭”是梵文之音译的省称,因此在东汉时严格说来还是个音译词,但词形“儭施”已是梵汉合璧词,语素“施”已经显示梵文“施舍”义,但还没有汉化完成,当“儭施”成为“施”才彻底完成了。

以上是就个别佛教词在汉化中不断改进语素来说明汉化的历程,当然由早期的音译词直接转化为意译词的过程,亦能证明佛教汉化的深入。因为汉语的意译词或多或少能够使人们见形知义,这样相比于音译词能更清楚明了地透露词义。但是倘或不是很透彻理解佛教教义或者说佛教的汉化不是达到一定的程度,那时译者一般不会改变翻译的方法,亦即不会换用不同的词,否则就会词不达意。如东汉支娄迦谶译《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般若波罗蜜经道行品第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色不当于中住。痛痒思想生死识,不当于中住,何以故?……是为不行般若波罗蜜。不行者,菩萨不得萨芸若。”而三国时的支谦译作:“菩萨修行,明读无极,不以色住。菩萨修行,明度无极,不以色住(不倚此色身住也),于痛想行不以识住(不以名身任也),所以者何?……其不具足,明度无极,终不得一切知。”“支谦以‘明译‘般若,‘度无极译‘菠萝蜜,一切知(智)译‘萨芸若。”⑥也就是说三国时的支谦已经用意译的方法翻译以上佛经词语,而不像东汉的支娄迦谶采用音译的方法。又如南朝梁武帝曾经多次舍身佛寺,主持译经活动,为佛教的汉化起到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使得佛教汉化在南朝时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我们可以从梁武帝钦定梵语Mara(魔)的音译词形中得到明证。汉语中本无“魔”字,是梵语Mara的略音,译经初始使用单纯表音词“磨”或“摩”,后来为了传神理解梵语中的Mara,梁武帝创制了“魔”。《翻译名义集》卷二引《摄辅行》云:“古译经论魔字从石,自梁武来谓魔能烦人,字宜从鬼”,“佛经的魔与人们想象中力大无比而又变幻莫测的鬼神相似,故后来梁武帝改此音译词为从鬼作‘魔,表示迷惑人加害人性命的鬼怪之意”。这样以“魔”易“磨,摩”的做法显示的不仅仅是词形的变化,而且也蕴涵了人们对佛教中的Mara的理解由浅到深的变化,佛教的汉化过程也由此彰显而得到了说明。

总体说来,佛教语汇中音译词的数量变化是从多到少,而意译词数量的变化则是由少到多。这大致能反映佛教汉化由浅而深的历程,但是不能绝对化。因为后来的译经者采用意译法太过,往往失佛经原旨,招致诟病,所以在佛教汉化兴盛的后期,如唐代的玄奘在译经时明确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故原来译经中部分意译词重新转化为音译词,尽管这样,总体格局上意译词的数量仍多于音译词。

佛教语汇渗透到汉语语汇的血脉是佛教汉化彻底的表现。佛教汉化后期的译经者尽量根据汉字、汉语的特点译经,从而在佛经中出现了大量的适合汉语口味的意译词。诚然,这些意译词和后来编纂佛教语汇词典,如《一切经音义》、《梵语千字文》等,能折射佛教汉化的部分程度,但还不能全部反映佛教汉化的彻底。因为这些语汇的产生毕竟是古代少数译经知识分子的杰作,最多只能反映少数译经者精通佛教的教理和教义。当然,他们也是佛教争取的部分对象,他们的译经活动能对佛教的汉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佛教的主务为普渡众生,因此只有广大平民百姓普遍熟悉佛教教理、教义,佛教的汉化才能彻底地完成。换言之,只有当译经者所译的语词被广大的民众熟悉、掌握,亦即佛教语汇由专门的语汇变成基本语汇,或者由一般语词成为基本语词,甚至常用语词,被民众所用,而不知其所源,才方显佛教彻底汉化和深入中土人心。届时,佛教语汇已经融入到汉语语汇的血脉,与汉语语汇融为一体,成为汉语语汇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就是汉人在日常的交际中运用佛教语汇。因为基本语汇最能体现一种民族文化的深层次核心,故外来语词转化为本族语汇的基本语词是外族文化融入的明显标志。如“导师”,被今天学界广泛使用,最初是梵语的意译,佛教称“引导众生入佛修道的人”,亦是佛菩萨的通称。已见于西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乃导菩萨无极之慧,犹如昔者有一导师,行慈多哀怜悯贫厄。”又“烦恼”今天是很常用的口语词,也是梵文的意译,其义是“能扰乱心性的因素”。又“平等”是今天汉语中的常用词,也是梵文的意译,其义为无差别,指一切现象在共性、唯识性、心真如性等上没有差别。诸如此类还有:方便、苦海、轮回、习气、圆满、真谛、转变、相对、绝对、执着、悲观、花花世界、一刀两断、拖泥带水、心猿意马、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尘不染、心花怒放、大彻大悟、现身说法、作茧自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晨钟暮鼓、空中楼阁,等。

从语汇渗透角度可以观察不同文化的融合特征,但未必能确切反映不同文化融合的全面情况,如不同文化融合的精确时间。因为基本语汇虽然具有稳固性特点,但也具备变动性,也具有动态积累性,即今天汉语基本语汇中所包含的佛教语汇,有可能不是佛教兴盛期所产生的语汇,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许多佛教语汇融入到汉语基本语汇中而难分彼此的现象,即是佛教完全汉化的特征。

注释:

①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页。

②③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277页。

④ 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⑤ 何亚南:《从佛经看早期外来音译词的汉化》,《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⑥ 颜洽茂:《中古佛经借词略说》,《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清桓,男,1970年生,湖南常宁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山东济南,250001;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南海口,571158。袁宇,女,1981年生,湖南常宁人,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海口,571158。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