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　辰

一

1937年，陈伯达来到延安，当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由于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了一名教员。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的院校，院长由时任中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兼任。张闻天即洛甫，跟陈伯达很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也教历史和哲学。

因为学员们纷纷反映听不懂他的话,陈伯达给学员上大课时往往要带“翻译”，将他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后来，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

二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讨论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座谈会。会上，参会人员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双方各持一理，争论颇为激烈。

毛泽东很仔细地倾听着双方的争论。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以便大家都能听懂。陈伯达的高明之处，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堪称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注视着陈伯达。待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散会之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急忙忙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宴请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

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4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转向陈伯达，问起北平文化界的情况，又问起张申府（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和他的夫人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夫妻双双脱党）的近况。

陈伯达告诉毛泽东，作为进步教授，张申府执教于清华大学，和其夫人刘清扬住在清华园内。刘、张虽不在党了，但从不损害党，与党组织还有联系，并且还积极组织学生跟国民党卖国不抵抗政策作斗争，夫妻俩都曾被国民党抓捕投进监狱。现在，他们夫妻二人均在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

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三

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差不多每一次讲座，毛泽东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给予指正。

毛泽东很细致地读完《墨子哲学思想》，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笔者注）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而这次因《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复了信仍觉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

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毛泽东的见解要比陈伯达高出一筹。

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又向毛泽东呈送上他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

毛泽东读后，兴致依然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7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

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

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

……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3点意见。

就这样，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后来，张闻天就找陈伯达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陈伯达，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陈伯达一口答应下来。

四

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4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

自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的职务不断地在变动着：在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为张闻天，陈伯达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是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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