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一文，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

（一）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比陈伯达小4岁。新中国成立前，周扬曾在上海从事文学界的中共地下工作，而陈伯达也曾在北平做中共地下工作。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担任过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顶头上司”，职务却总是高于周扬。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邻居。不过，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文革”一开始，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轰。陈伯达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曾抨击过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为“第四号人物”，处于一生的巅峰。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批判，从此下台。不久，也身陷囹圄，与周扬一样。

迟暮的周扬，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决定与陈伯达一晤——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在周扬看来，即便像陈伯达这样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在他悔悟之后，也值得关心。

面对周扬的主动约晤，陈伯达当即答应了。在陈伯达的迟暮之年，还没有一位像周扬这样高级别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

（二）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得，那天傍晚6时20分，公安部门派出两位工作人员和一辆轿车，前来接陈伯达。陈晓农想陪父亲一道去，公安人员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来，估计见面之后，谈一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时15分，陈伯达才在公安人员陪同下回到家中。原来，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谈得非常融洽，话就多了，竟然谈了4个小时！

以下是陈晓农当时所记陈伯达回忆与周扬的谈话部分内容：

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听不到有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文革”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

周扬：那时我也在阜平，听说毛主席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你救了毛主席。……“文革”开始时，你为什么把给别人的题字都收回去了？是不是怕别人连累你？

陈伯达：那倒不是，那时我实际上也是随时可能倒的人，也怕牵连别人。所以运动开始以后，我就把散在下面的题字收回了。有些人并没有什么事，我也把题字收回了么。

周扬：可是我这里就还有一幅，怎么没有收呢？

陈伯达：漏掉的也有吧，我跟你不熟么，不记得你是哪里的，当然就漏掉了。

周扬：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提到几篇文章题目）？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进你们文联的门，也需要有点东西（指作品）吧，这几篇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东西。

周扬：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候看些文学史方面的书（指指客厅桌上的书，陈看到有不少是外国文学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没有看过。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听说过（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该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

陈伯达：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格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周扬：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

周扬：可以。

以上的谈话记录，当然很简短。4个小时的谈话，不可能只这么几句。很遗憾，当时陈晓农未被准许同去。不过，他能够在事后马上请陈伯达作了回忆，并做了这样的记录，终究是很不错的了。

（三）

在这次谈话中，陈伯达跟周扬说及“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伯达提到几篇文章题目，其中就有那篇《求知难》。周扬说：“我没有看到。”于是，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

陈伯达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便交到了周扬手中。

据陈晓农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

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

那位朋友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

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位老朋友又一次来访，才把《求知难》发表的内情详细告诉陈伯达：自从陈伯达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难》等文章由“上面”转到了周扬手中，周扬颇为赞赏。

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十分感动。确实，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

1989年的到来，把周扬夫妇和陈伯达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年7月31日，周扬辞世。这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周扬夫人苏灵扬也走了。

（摘自《陈伯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