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南

英雄就义，周恩来亲令“锄奸”

1929年8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

彭湃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议还在进行中，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偷偷包围了会场，不久便冲进屋内，按他们手中拿的名单抓人。

“伍豪(周恩来化名)？谁是伍豪？”特务们咆哮着。彭湃他们站在一旁，对特务们怒目而视。

“彭湃？谁是彭湃……他就是……”特务们冲过去，一把拉过彭湃，用手铐扣住了他的双手。

奇怪，特务们为什么拿着名单？又为什么那么准确地认出了彭湃？这里肯定有问题。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和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党内出了叛徒。这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白鑫！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每天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白鑫早已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通过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彭湃等共产党要人。范争波喜出望外，便与白鑫暗中定计，借中共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来个一网打尽。所幸周恩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不然中共中央的损失会更为巨大。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打听到彭湃、杨殷等同志的关押地点及审讯情况，以便营救。陈赓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党秘密特工杨登瀛，很快就知道了彭湃等同志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下令要枪决彭湃等同志，执行的时间在8月28日清晨。经过周密计划，周恩来他们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8月28日清晨，从外白渡桥到龙华，一路上戒备森严。装载着彭湃、杨殷等同志的囚车，被夹在10余辆全副武装的卡车中间。

陈赓指挥的红色队员，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为了拦劫囚车，他们还专门备好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大米。卡车后面，几十名红色队员装扮成拍外景的电影工作者，只要暗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因为怕路上有特务搜查，他们手中暂时还没有枪支。陈赓专门另安排一辆车装枪支，将在约定时间开到指定地点。

囚车驶过来了。但是敌人早已经做好了防止劫法场的准备，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而且还在沿途实行了戒严。相比之下，敌我力量悬殊很大，加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因为敌人的层层盘查，未能及时赶到埋伏现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只好忍痛放弃原定的计划。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8月31日下午，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与此同时，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乌龟”露头，柯医生“长线钓鱼”

陈赓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方面为了在白鑫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讯息。陈赓给同志们打气说：“白鑫难道会上天入地？！只要他还在上海，这只‘乌龟就会有露头的一天。”

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柯达文为他诊病后，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说完，他匆匆下楼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而此时的白鑫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陈赓指示柯达文说：“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后就到！”

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那时，他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做掩护，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室。上海地下党组织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周恩来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地来汇报工作的人。

因为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因此他并不晓得柯达文的真实情况，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

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给他看病。不过，狡猾的白鑫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柯达文自然心领神会。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的饭店，这时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还有范争波。

柯达文给他看过病后，白鑫又留他喝了杯咖啡，实际上他是对柯达文不大放心，想多留他一会儿，让范争波观察一番。

白鑫说：“你那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设部分高级病床。”柯达文摇摇头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白鑫立即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柯大夫，不敢言赠，表示一点小支持！”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说：“收下吧！以后合作的日子还长着哩！”

柯达文本来不想接受叛徒的钱，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范争波眼睛后面的东西，稍微推让一下后，赶紧把钱放进衣兜中，千恩万谢一番后起身离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都把心放进了肚子里。

柯达文出了饭店，坐电车兜了几个圈子，在确定身后没有特务盯梢后，便赶到陈赓那里汇报，把500元钱也如数交给了党组织。陈赓十分高兴，说：“好！继续侦察，一定盯紧他！”

又过了几天，白鑫再次请柯达文看病。这次，小车载着柯达文停在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4弄43号门口。不几日后，他们又将柯达文请到了这里。柯达文估计，这儿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于是，柯达文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文虽然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但限于身份，再往后只能做些外围工作，要真正打进敌人内部去，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陈赓再次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自幼就在日本生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杨登瀛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上海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杨登瀛利用他与陈立夫的关系，经常出入于国民党上层和特务之中，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在紧急关头救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许多同志。

这一次，陈赓请杨登瀛弄清楚和全坊4弄43号是个什么地方，杨登瀛很快回复说：“那是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白天黑夜都有国民党特务看家护院。”

“唔！怪不得白鑫会藏在那里，原来是个‘老虎穴！”陈赓似有所悟。接着，陈赓将周恩来的“锄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心领神会：“你放心，我马上去这个‘虎穴摸清白鑫的情况，并把他定在那里，以便咱们下手。”

次日一大早，杨登瀛就找了个事由，登门到范公馆拜访。在范争波的介绍下，白鑫认识了杨登瀛。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找白鑫谈话。一次，他故作关心地对白鑫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饶你，你哪里也不要去，就住在范公馆里，否则会招致祸端。”白鑫听了，立即冒出一头冷汗，哀求道：“特派员，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请示，让我到南京去吧。”杨登瀛说：“现在不能走！得过一阵儿，风声小了再动不迟。”白鑫万般无奈：“是……是……可是我这心里……”杨登瀛一语双关地说：“不要怕！有我在，这件事最为保险，你放心好了！”

有一次，杨登瀛正在和白鑫谈话时，正巧柯达文前来诊病，杨登瀛假装不认识，等柯达文走后，他用关切的口气问：“这个人可靠吗？不要把共产党引进来。”白鑫肯定地说：“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杨登瀛笑着说：“那就好！这地方可千万不能叫共产党侦察到。”他又回头告诉范争波：“争波，不可大意！”范争波说：“放心好了，登瀛兄，能进我这门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产党绝对找不到这里！”

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时常来和白鑫闲谈、打麻将，实际目的就是为了把白鑫稳住。

里应外合，“锄奸队”深夜惩奸

白鑫尽管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但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请求范争波向南京方面报告，希望能允许他出国去躲躲风头，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认为在国内即使是去了南京或者广州，也不安全，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他。

最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白鑫去意大利。当然，对这么“核心”的机密，范争波和白鑫是不隐瞒“好朋友”杨登瀛的。

陈赓接获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准确时间、船次、从何处出发、坐什么车去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悍的“锄奸”队员，坚决除掉叛徒，绝不能让他逃到国外。

白鑫和范争波、杨登瀛商定，出走时间定于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时。范争波还特意安排，小汽车就停在公馆后门，让白鑫夫妇出门就上车。

杨登瀛心想，范争波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红色队员将无法争取时间展开战斗，铲除叛徒的计划十有八九会付之东流。他急中生智，对范争波说：“你的方案也许不错。可是，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会惹人注意。万一走漏点什么消息……”

“不会的！”范争波说，“这件事，连我的管家也不知道呢！”

“不然！”杨登瀛摆摆手，“自剿灭彭匪以来，共党恐怕一直在暗中侦察白鑫的踪影。他们的人向来无孔不入，万一他们疑心到此处，而门口又停辆小车，岂不是要出问题吗？”

范争波也许是认为杨登瀛说的有理，或许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驳杨登瀛的面子，终于定下来，小汽车不停在43号门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杨登瀛随后将这一切向陈赓作了汇报。

1929年11月11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又特地到范公馆侦察一次，并送给白鑫一盒点心。

入夜，负责伏击叛徒的“锄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和全坊。夜静更深，周围人家纷纷熄灯安寝。只有43号院里仍然灯光闪亮。11时许，43号院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人闪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见周围十分安静，认为没有任何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很快闪出7个人：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护驾”特务。

他们刚走几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两枪，一个特务应声倒地，范争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话未说完，就被打死了。白鑫为了活命，拼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车跑，一个“锄奸”队员立即追过去，紧接着后面的枪声就响了……

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事件发生后，中外报纸着力渲染，有的报纸甚至冠以“东方第一谋杀案”，借以骇人听闻。国民党方面下令一定要迅速查清事实真相，但费了老大劲儿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