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歆耕

一部作品的孕育、诞生，总是包含着一系列偶然的机缘。一旦胚胎形成，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想“挡”也“挡”不住。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一直在思考，如果用报告文学的手段来表现这场灾难，能否写出与《唐山大地震》不同的作品来？哪怕是一点点新意，取材或立意、切入点等等。重复必然难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因为媒体铺天盖地的“轰炸”已经让人们经受过了足够的感官刺激。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部全景式的反映汶川大地震的作品。它只是聚焦于地震中出现的一个新兴的特殊的人群：地震志愿者，展现他们在这场人类的大灾大难面前所爆发出来的人性善美。因为，他们奔赴灾区完全是自觉自愿、后果自负的行为，比起有组织的救援行动，自有其特殊的思想精神意义。为什么要写这部报告文学？是什么触动了我？我在作品的第一章作了详细的介绍，不在这里赘述。

由于地震后志愿者分布全国各地，给采访带来了空前的难度，我学习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社会调查方式，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用问卷调查的办法，获取了本书中90%以上的第一手素材。同时借鉴了部分间接的报道材料。我对间接材料的使用特别严苛，它必须是非常特殊、典型，让我觉得遗漏了是一种遗憾，我才会考虑使用。为了尊重原作者的劳动，我在书后都列出了使用资料的来源。应该说明的是，这部作品的局限和遗憾不可避免，其一是我调查到的志愿者毕竟是整个志愿者队伍中极少的一部分人，有很多更为感人的人和事情被遗漏是必然的。有很多志愿者不会使用电脑，或他们不擅长于用文字表达在灾区的经历，也给问卷调查的全面性、典型性带来了局限；其二是问卷调查获取的材料，肯定不如现场观察和面对面采访获取的材料感性和动人，这无疑会削弱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报告文学不能因为求生动而不切实际地描述和夸饰，我尽量“原汁原味”地把他们的志愿行动和心路历程呈现给读者，读者是否有兴趣阅读下去，是作者写作时所无法预估的。

我曾经在多种有关文学活动的场合表述我这样一个观点：报告文学在当下之所以整体处于颓势，很少有作品能像当年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那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报告文学诞生时确立它文体地位、给它带来荣耀的战斗性、批判性功能被极大地弱化了。而廉价的“颂扬”式的作品太多，根本吸引不了读者的眼球。这里，我不是反对“颂扬”，“颂扬”得到位，能够让人叫好其实难度更大。写企业，你可以写成软广告文学，也可以写出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写出企业改革者的形象。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正面报道，你可以写一般的好人好事，但也可以写出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作品。有媒体专家提出，如何增强正面报道的感染力？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我们的报纸上常常用整版推出的所谓典型人物报道，读者的阅读率是很低的。有很多的正面报道，读者往往只有三个人，一为作者，他关心的是他写的稿件见报了没有；二为编辑，他是非读不可的，这是职业需要；三是被写的人，他对自己的事情见诸报端总是会关心的。如果一篇报道没有人看，你的主观愿望再良好，其社会效果等于零。我从事记者工作20年，写过不知多少典型人物和单位的报道，如今在读者的脑海里绝大多数已经烟消云散，留不下任何痕迹。

因此“颂扬”也是一门艺术。徐迟写陈景润，也是从正面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与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与这部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含量密切相关。当经过“文革”，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的形象已经“臭”得不能再“臭”时，突然，在徐迟笔下出现了一个可亲可爱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人们的观念所产生的拨乱反正的效果导致了它的轰动效应。它的成功，对今天的报告文学创作仍然有启迪意义。也就是，你在写“颂扬”性的报告文学时，心中首先要清楚你的针对性是什么？你的“靶子”在哪里？这样才不会无的放矢，这样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废墟上的觉醒》是一部“颂扬性”的报告文学，它的“箭镞”射向了什么？还是让读者去品味，去回答吧！

读者总是比作者要聪明得多……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周年之际，我用我的这部粗陋之作，祭奠在灾难中遇难的同胞！向所有参与抗震救灾的各类救援人员（包括志愿者）表示我诚挚的敬意！

最后，我首先要感谢诗人潇潇、作家杜文娟、侯君红女士，她们为我提供了第一批志愿者的名单和联系方式。感谢绵阳军分区政委、我的战友徐文良，他带着我走访了北川等一些重灾区，并为我的实地考察提供了帮助。感谢绵阳市文联作家冯小娟、陈竖琴、高翎、雨田为我提供了他们所掌握的志愿者的素材。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郏宗培总编，他在听了作者的简单介绍后，当即决定出版此书。感谢《广州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吴东峰和编辑部的同仁，破例用一本刊物推出这部作品。还要感谢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李美皆女士对这部作品所给予的褒奖和鼓励，他们的序言增加了这部作品的思想含量。

2009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