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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撼天“震”地的名字

2009-05-22

广州文艺 2009年5期
关键词:灾区志愿者

“公共责任和公共精神”,虽然没有明确地写在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旗帜上,却写在他们的行动中,写在他们的意识和心灵的深处。

我前面说过,我一直在不间断地思考:汶川大地震究竟有些什么与唐山大地震不同的地方?

我的思考不是一个地质工作者、地震研究者的思考,我是一个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我更多地是从人文的角度去探寻……

堪称吉尼斯纪录的“闪婚”

在“5•12”地震发生时,遥远的上海也感受到了微弱的震波。《文学报》编辑部所在的新民大楼经过几秒轻微的晃动后平息了。我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在办公室照常处理事务。只听到有很多人往楼下跑,嚷嚷着说有地震。

直到晚上,看电视晚间新闻时才知道地震发生在四川的汶川。震波从那么远的地方辐射到千里之外的上海,可见这次地震产生的当量有多大!不知有无人计算过,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多少颗原子弹?

第二天上班后我让新闻部的记者连线四川省作家协会,看看他们那里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与《文学报》有关的信息可以报道?记者接通四川作协的电话后,了解到的情况不多,我们在当期的新闻版上也只是简单地反映一下四川作协布置抗震救灾的行动。作为一份文学专业报,又是一份周报,当时并没有想到派记者到第一线直接报道抗震救灾。有大量的电视、时政类的日报的记者冲在第一线。我们报纸的定位决定了这不是我们的主旨和长项。但,我们在密切关注着灾区作家的命运,以及全国作家们参与抗震救灾的行动。

5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派作家代表团赴四川灾区采访,我和编辑部的同仁商量后当即决定派记者直飞绵阳,采访报道作家代表团在灾区活动的情况。派谁去呢?编前会上我请愿意去灾区采访的编辑记者报名,当时报名者众。我和副主编商量后决定派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2005年进报社工作的傅小平去。派他去的原因当然一是他本人积极要求,但更主要的考虑是他是一个“男生”,而编辑部的其他采编人员全都是“娘子军”。男同志到灾区后,在克服生活困难方面总比女孩子要方便得多。但我们和他本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决定成了傅小平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包括对待工作和人生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有人说:傅小平的灾区采访之行,是他的幸运之旅。

傅小平在灾区的采访时间为一个星期,他在绵阳市文联有关同志的热心帮助下,克服生活、交通等许多困难,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回来大约20天后的一天上午,突然邀请我和编辑部的同仁喝喜酒,他刚刚领了结婚证。还说要感谢我这个大媒人,弄得我一脸惊诧莫名。此前我从未听编辑部的同仁说过,傅小平有什么女朋友,这倒也正常,年青人悄悄地谈恋爱没有必要向同事宣布,更不需向领导汇报。但,我何时给他做过“红娘”?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这份功劳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不敢当啊!当时,没有来得及细问,准备好红包便和编辑部几个人打车去西藏中路的“辛香汇”大酒店。途中,有同事透露了一点信息:傅小平的新婚妻子是他这次去四川灾区采访中认识的,从认识到决定终身大事,这期间只有24天。可以说是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闪婚”。这让我对傅小平刮目相看,他2005年到报社,起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怎么很干脆利落的南方小伙儿,老家是浙江金华山区的。他自己承认每次写稿,都要拖到快要截稿时才动笔。用乡民土话说:“屎顶到肛门才找茅坑”。这次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他为何表现得如此果断?难道新娘有什么过人之处,让他如此一见倾心?要不就是新娘有什么“短板”,导致她这么快愿意跟他走进婚姻的殿堂?

新娘走进了包房。大家都感到眼睛一亮:新娘长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一表人才,而且谈吐间,让人感到成熟干练。仅仅从新娘的仪表看,配傅小平可说是绰绰有余。席间,大家话题的焦点就是让他们汇报相识相恋的幕后故事。新娘侯君红是江苏泰兴市人,在泰兴政协一家文史杂志当编辑,热爱文学,是江苏作家协会的会员,在全国著名的诗歌大刊《诗刊》、《星星》等发表过多首诗歌,出版过诗歌专集。汶川地震发生后第六天,她只身带着帐篷、干粮、手电筒、口罩,各种消炎止血防蚊虫药物……未经领导同意,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登上了泰州至成都的火车,去灾区当一名志愿者。她到绵阳时,正好傅小平也到绵阳采访。接下来的情节,有点像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样,他们在绵阳灾区有几次不经意的相遇。他们自己也感到奇怪,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人在为他们创造相遇的机会。见面时,他们都忍不住问:“你怎么老跟着我?”“不是我跟着你,是你老跟着我!”于是,相视一笑。他们谈到一个细节:第一次在绵阳碰面时,灾区正处于防疫的关键时段,从废墟下到处弥漫出尸体腐臭的味道。抗震救灾指挥部门要求每个工作、救援人员都要戴口罩。那时,傅小平和同行的另一个记者都没有口罩,侯君红拿出身边仅有的两个口罩给了傅小平和另一个记者。在疫情随时可能蔓延的灾区,一只口罩的价值非同寻常!傅小平没有说,不知道是不是侯君红的这个举动使他怦然心动?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的一只口罩更有纪念意义的“定情物”?他至今是否还珍藏着这只比钻戒还要珍贵的口罩?

他们“汇报”说,当时他们各忙各的,傅小平忙着采访写稿,侯君红忙做灾区志愿者的一些工作。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他们会成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生伴侣。他们在灾区时只是互相留了对方的手机号码。

侯君红在重庆时收到傅小平的一条短信:“我已回到上海。在九洲体育馆,你送给一个小男孩音乐盒,小男孩的名字叫什么?”

答:“没问。我正受困在重庆。”

…………

他们的恋爱之旅就这样开始了。仅仅24天,他们决定相伴走过一生。《文学报》的副主编感慨地说:“他们的恋爱有点像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描述的情节。”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其实比虚构的小说要精彩得多。

傅小平的眼光和判断是准确的,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敢于带着帐篷从遥远的江苏赴灾区担任志愿者,为那些受难的同胞奉献自己的爱心,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而这个女孩子从外貌到才华,傅小平也承认都超过了自己。这是上苍给他的恩赐!

(侯君红现在是《文学报•微型小说选报》的编辑,就在笔者的楼上办公,看到这部报告文学的初稿后给我来电说:“不,傅小平很多地方比我优秀!”)

比诺贝尔文学奖更珍贵的“奖杯”

几天后,我接到老战友、诗人曾凡华从北京发来的短信:邀请我赴北京参加现代诗歌研究院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以及现代诗与社会担当研讨会。

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于2008年7月9日上午,在北京郊区的正运通大酒店举行。其中一项议程是新成立的现代诗歌研究院的院长曾凡华向抗震救灾志愿者女诗人潇潇颁发纪念奖杯。这是现代诗歌研究院成立伊始颁发出的第一个给诗人的奖杯。

诗人志愿者潇潇—我又一次与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的志愿者相遇。在会上,潇潇讲到了她在灾区的感受,她说这个奖杯比任何奖杯对于她来说都更珍贵。当时,会议随即转入新的议程,我对潇潇也没有产生更深的印象。到了晚上聚餐时,潇潇在饭桌上又滔滔不绝地谈到在灾区的经历,谈到了与她一起担任志愿者的那些“战友”。这段经历似乎已经成了她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用“刻骨铭心”来表达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大家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放下了举起的酒杯,听潇潇不停地倾诉……我们都成了潇潇倾诉的对象,就像心理医生面对他的病人。我们都被深深地打动。我对坐在身边的《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说:“大批志愿者的涌现,或许是汶川地震与唐山地震相比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现象。而这一现象还没有得到媒体和报告文学作家的充分全面的反映。”

他表示认同。

而在这场灾难中,大批志愿者的涌现,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得到强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只有“子民”、“草民”、“黎民”、“庶民”观念,而缺少具有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特征的“公民”意识。作家张抗抗对“公民社会”的“公民”所作的表述是—在政治上,是有权监督公共权力的人;在法律上,享有私有财产、个人尊严、知情权、言论自由等多种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在经济上,是国有经济的“股东”,共享国家的公共资源;在道德上,具有更自觉的独立人格、自主理性、公共责任和公共精神。

是的,“公共责任和公共精神”,虽然没有明确地写在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旗帜上,却写在他们的行动中,写在他们的意识和心灵的深处。

对志愿者在地震救灾中发挥的作用,或许我们不应过分地夸大。扮演主力军的是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专业救援队,他们只是“游击队”、“八路军”。一位抗震救灾志愿者说:“在大灾大难面前,志愿者的作用,就像水,润物无声,利万物而不争。它能够流到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细小角落,给灾民解决一些他们需要解决的细小问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灾区完全是个人自觉、自愿,且后果自负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所表现出的大爱之心,同情和悲悯意识,是市场经济条件和环境下人性善美的重要觉醒和复苏。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的精神文化价值,超过了他们在抗灾中发挥的效能。这是地震馈赠给中华民族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有人记录下这一群体在地震前后的心路历程,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当时我并没有马上作出写一部系统反映汶川地震志愿者报告文学的打算。因为,我知道我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采访。地震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又回到了日常生活中,他们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如果要到各地寻访他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一笔不菲的差旅费用,投注的精力也必然是巨大的。这对于我目前工作的境况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火车上草拟的调查问卷

晚饭后我离开宾馆,登上了回沪的列车。躺在不停晃动的车厢卧铺上,我的脑子里仍然闪烁着地震志愿者的身影,耳畔仍在不停回响着志愿者女诗人潇潇对自己灾区经历的诉说—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我对地震志愿者—这个伟大的名字激动不已。想写他们的冲动一直让我的神经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

脑子里蓦地闪过一个念头:无法一个个直接去采访他们,但借助现代高科技的手段,像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那样,通过电子邮件对他们作一个问卷调查,完全是可行的。关键是我要掌握一大批志愿者的名单以及他们的联系电话,然后再获知他们的电子邮箱,把我的意图和问卷通过电子邮箱给他们发过去。于是,我给诗人潇潇发了一个短信:“我想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采访一批地震志愿者,你能给我提供你在灾区结识的那些志愿者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吗?”得到回答:“一定支持你的采访,明天我就把我掌握的名单和电话号码发到你邮箱。”太好了!我又想到陕西青年女作家志愿者杜文娟,她那里肯定也掌握不少志愿者的名单,因为,《文学报》曾用两个整版刊登她担任志愿者的灾区见闻。我的想法也得到她的热情支持,她在第二天就给我发来了几十位志愿者的名字和电话。有了这些名字和联系电话,我就可以像滚雪球似地,找到更多的志愿者了。

我的问卷先是在车厢里,草拟在笔记本上,回到单位再录入到电脑里的:

关于志愿者的采访提纲

(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希望你能用电子邮件提供详尽的答复,根据您提供的情况,我可能还会作必要的补充采访并到实地考察)

一、去灾区前本人的生活状态(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的情况:如职业、简历、所在地、性别、受教育情况等等,另外,还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对社会、周围环境、人生价值观的一些基本态度和认识,家庭生活情况,如属于个人隐私部分可以隐去)

二、去灾区前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你?(一个电视镜头、一条灾区新闻或友人的鼓励等等)出发前你思想上有过犹豫和彷徨吗?你对去灾区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是否有足够的估计?你单位的领导、亲友们对你的行为持什么样的态度?你去灾区的主要动因是什么?(出于悲悯、同情;想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还是想体验生活,创作出反映抗灾的作品或其他)

三、你是通过何种途径去灾区的?徒步?火车?飞机?长途汽车?或自驾车?途中有什么曲折?随身携带了哪些东西?

四、请告诉我你在灾区担任志愿者的详细经历(故事、细节)。一共在灾区呆了多少天?你到过哪些地方?你如何解决个人在灾区的吃住行?生活上碰到了哪些困难,你如何克服的?你给灾区提供了哪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灾区最让你悲伤或感动的情景和事件是什么?你的心灵受到了哪些触动?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你是否遇到过危及自身安全的险情?在灾区你是否牵挂家人:父母、亲友、丈夫(妻子)、孩子等等?在非常艰难的时刻你是否有过动摇?

五、从灾区回来后,这段志愿者的经历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你有什么收获(写作或其他)?你对周围的环境和社会、人生有什么新的认识?

六、请提供你在灾区参与抗灾和生活的图片10张左右。如果不能用电子文本发过来,就请将冲印的照片寄过来(地址:上海延安中路839号1807室文学报陈歆耕收,邮编200040)。再次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浪费了你的宝贵时间,深感不安。

另,为了了解更多志愿者的情况,麻烦你在介绍本人情况前,将你在灾区碰到的其他志愿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多多益善。

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给五百多名志愿者发去了我的电子邮件调查问卷,在两个月内回收问卷五十多份。很多志愿者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名字,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做这点事是应该的,不值得宣扬。也有很多志愿者认为,宣扬志愿者这个群体,让志愿者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善美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表示对我的写作一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对我的写作计划最早给予支持的诗人潇潇,却在我进入写作阶段时也没有给我提供她的问卷调查答案。后来,在北京又一次见到她时,我问:“怎么至今没有完成我布置给你的‘作业”?她答:“你的问卷调查,我至今才写了一半,我从来没有在写任何诗歌或文章时这么艰难和痛苦过!一坐到电脑前,回忆起在灾区的经历,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无法再在键盘上敲下去。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上了心理疾病?你能理解吗?”

我无语。我在读那些志愿者的问卷答案时,也止不住泪眼婆娑。我承认我也是一个有心理疾患的现代人,因为在我80岁的老母去世时,我却流不出一滴泪。我怀疑我的泪腺已经丧失了功能,我的情感已经日渐麻木……

可是,在写这部作品时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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