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皆

阅读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我才意识到，那场大地震过去快一年了。三•一八惨案仅仅过去两个星期，鲁迅先生就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怀疑道：“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那么，一年的时间，可以经过多少忘却的轮回呢？

地震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不想讳言我的悲观：一次地震就会改变一个社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水准吗？八万条生命的消失，这么大的一次地震，才能引起我们良心的震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吗？面对一个被欠薪民工的自杀，我们的良心不是依旧蛰伏于无声吗？这说明我们的道德燃点依然有多么高！

地震究竟给我带来什么？最主要的是心态的改变，现在，任何灾难降临到头上我都不会感到奇怪了，我会坦然面对。因为，不是有无辜的八万人已经消失了吗？他们昭示于我的就是灾难的一视同仁，我在震动之后学会了坦然。

去年地震发生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地震以后，我们班上组织的每周一次的文学研讨活动自行终止了，班上的空气沉闷了许多，我们第八届鲁院作家班是毕业离别时唯一没有流泪的一届。为什么我们没有流泪？我想，我们班上的每一位想到这个问题时都会有点失望和尴尬吧？为我们的“无情”而难为情。我们在某种情感面前集体失语了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经历了地震。在巨大的灾难和深刻的叩问面前，我们感觉眼泪太轻了，语言太轻了！所以我们无泪，我们失语。其实我们都是带着沉思离开鲁院的，这种沉思的结果也许多少年后才会显现出来。

我当时甚至对写作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因为很显然，在人类的关键时刻，最需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做什么。我那时每天在思考的就是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可以写什么，但一触及做什么的问题，我就感觉自己太无力了。仿佛是一种迁怒，对于文学，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虚无，几乎把写作的事功全部废弃了。大战期间，胡适在给红颜知己韦莲司的信中说道，“在我看来，我们眼下的努力不能扭转乾坤的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件与时局无关的事情上是有好处的。你试过这个方法没有？”胡适还说，歌德也这样做过。可是，我做不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力和行动力之间，我还是执著于行动力。在那时，我坚持认为，只有思想力没有行动力的知识分子是可鄙的。听到有人热血沸腾地要求去灾区，去的目的却是为了记录什么，我心里就感到难以忍受。我甚至揣测，或许有人还在寻找成就大作家或大摄影家的契机吧？《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志愿者魏义建对拿相机的人说：“你如果用心照就一定是残忍的，不用心照就是假的，但是你把时间投入到工作的话，每一秒都是真实的，是最美的。”我服膺这句话。如果你的境界不过如此，你又能为灾区真正做什么呢？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成就欲在作祟，你所做的最终是为自己。我为知识分子感到可悲。

我能做什么呢？捐款，我已经力所能及了。当然，我没有使自己倾家荡产。我曾经想去灾区，可是，去了我能做什么呢？《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志愿者郑鹤红说：“缺乏专业的救援技能和意识，空怀热情地来到灾区，如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情，简直是在浪费灾区资源。”这位对救援行动“责之深、爱之切”的母亲，16岁时曾接受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培训。我当时所担心的，就是假如去了，自己不过徒然进行了一次“灾区几日游”。对于形式上的善，我已经太厌倦了，每年的三月五日和九月十日，我都在无法拒绝地接受着某些空洞的善举，所以不能不警惕它在自己身上的发生。我也曾经想过收养一个灾区女孩，可是，我不能保证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她。我的脾气不好，可是，对儿子再不好，他毕竟是自己亲生的，而对这个女孩，哪怕是与儿子另样对待的客气，我都害怕使她敏感和受伤。我从此要为她完全改掉自己的坏脾气，这可能吗？我内心还在斗争，就得知领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当明白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我反而如释重负。我感到“慎独”的叩问也已经过关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可以心安了。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救赎之旅。但当我看到这本志愿者之书时，才羞愧地承认：我什么也没做！这是最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依然是一个思想力大于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而没有行动力做依托，那思想力是何等地苍白！从这些志愿者身上，我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也许还是某一类人的局限。

在巨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作家应该做什么还是写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当年萧红和萧军就争执过的，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我也给不出一个结果，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做什么，而不单单是说什么写什么的人，我的确怀着空前的敬意。《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地震志愿者们，正是我所尊敬的这些人。赴四川灾区的志愿者是130万人次（不是130万人），这种“井喷式”的集体道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美，足以让一个民族欣慰，让人类精神闪光。因为他们，我觉出了悲观的不妥和不该。80后作家春树从灾区回来后说了一句话：灾区之行改变了我对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印象。我想，这是一种真诚的感触，而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所得到的，也是这样一种真诚的感触。

志愿者周发政说，“我总觉得天天看电视陪着流泪，只是坐视，时间久了就会麻木，我必须马上行动！”有多少人是在“坐视”中“麻木”了的呢？正是立即行动起来的魄力和魅力，使这些志愿者令人肃然起敬。并不全是“麻木”，也许有人还多了些及时行乐的“觉醒”，此后就更无关痛痒了。

事实上，作家在抗震救灾当中的缺席，当时就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灾难发生时，我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自问的。作为《文学报》的总编，陈歆耕当时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但是，《文学报》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了那些来自抗震救灾前线的报道，让读者们及时了解到汶川在发生什么。仅仅这些，陈歆耕觉得还不够，在本书中，他一再为自己当时没有亲历亲为做得更多而惭愧和遗憾，这是他所强调的公民意识和担当精神的折射。而公民意识和担当精神，正是贯穿本书的主旨。

其实，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出身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陈歆耕当时奔赴第一线的愿望和冲动太强烈了，只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事后写作此书，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补课和还愿的行为，也无疑是一种热血行为，如同拥抱一个庄严的誓言。他因此成为作家队伍里的“志愿者”。

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将韦莲司要在大战中积极服务的态度归结为“心境上的不安”，他说这种不安“是由于你对我们周遭所存在的罪恶，感到一种悲悯所引起的”。将“罪恶”改为“灾难”，这话同样成立。作为对“心境上的不安”的解脱，志愿者的救助行为无疑同时也是一种自救，以对他人的“救”来达到对自己的“赎”。书中的志愿者杨爱兵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来做志愿者？原因很多：为了心安？为了发挥专业所长？为了给灾区人民做点事情？我自己也说不清。”志愿者张基忠说：“虽然我不能确定我能为受灾的同胞做些什么，但是，将心比心，如果我被压在废墟下，看到的是人们的冷漠和自私，那么，我首先被绝望压死。”

志愿者的灾区之行，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涅之旅，有许多志愿者表示他们的精神将一生受惠于这次志愿行动，他们感受到了蛰伏于自身的大爱的存在，施与给施与者带来的灵魂的回馈和升华，学会了豁达、宽容、珍惜以及对于平平常常活着的感恩，懂得了钱要赚，但赚钱不是生活的全部。更有为了不足千元的不义之财成为隐姓埋名的“逃犯”的志愿者雷震宇，灾区的志愿行动引发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并最终使他获得了新生。其实，《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也是一个志愿者，他所有的善行都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救赎。

天灾是自然对于人类的施虐，是人类性的灾难，那些免于灾难的人们在产生幸运感的同时，还可能产生原罪感，因为那是一部分人代替全人类的承担，这就是自觉救赎存在的根由。所有志愿者的行为，当然都是自愿，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自燃。而志愿行为对于一个社会精神的意义，却是一种道德引燃—志愿者正是燎原的星火。

一个社会的救援机制绝对不能依赖志愿者，志愿者也不可能成为救援的主力。志愿者的行为是高尚的，一般人的私心也是正常的，谁也不能对他人进行道德施压，但是，对于志愿行为进行“经济学”的质疑也是不可取的。唐山农民志愿者宋志永打车去灾区，打车费用就有4500元！我们不必质问司机为什么没有给他免费或者打折，但是，如果有人说“真不如省下这4500元捐给灾区”，却会让人感到心寒。如果强行使一种志愿精神跟金钱和物质触线，一个社会的道德机制和价值体系就太脆弱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为了拯救一个瑞恩，几名美国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难道我们能说不值吗？难道我们没有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吗？这就是美国人所要弘扬的国家精神。有人说志愿者完全是浪费，不如省下汽油钱捐给灾区，还有人干脆挖苦和讥笑他们是作秀，骗取灾区人民的眼泪。对此，志愿者蔡鹏和他的同伴们笑着回答：“灾区人民不需要施舍，需要的是真心的关爱！”是的，当鲁宾逊流落荒岛的时候，需要的难道仅仅是生活物资吗？不，他更需要一个“星期五”。在自然灾难面前，总是同类的自发之爱更能给受难者以温暖和安全感，人与人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就像鲁宾逊和“星期五”的相互依赖，我们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与别人无关，我们的爱永远都需要被别人感受到。志愿者郭江说，我真切感受到演《千手观音》的邰丽华通过手语表达的一番话：伸出一千只手去帮别人，也会有一千只手帮助你。

书中写道，无论你原来拥有什么样的身份，来到灾区，“志愿者的身份只有一个：志愿者！只要是灾区人民需要你做的，你都将无条件地去承担；你和灾区所有人都一样，面临着因不断的余震所带来的生命危险¡¬¡¬”是的，有一些志愿者在灾区遇难了，他们成了同担当共命运的最切实的证明，我们需要向他们奉献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生者”对“死者”的敬意。

向地震志愿者队伍中最吃苦耐劳的“老兵突击队”致敬，向用肩膀证明了他们能扛起中国这面大旗的80后志愿者（包括韩寒）致敬，向准备长期驻扎在灾区的有名或无名的志愿者致敬。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还想要特别向诗人潇潇致敬，她也是一名志愿者，但她没有去写诗，而是为灾区干着一个女性难以承受的重体力活儿，因此有人称：“志愿者潇潇是一首诗”。

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志愿者在灾区每天都经受着心理的极限挑战，有些人在当时或后来患上了心理疾患，备受失眠、抑郁的折磨。对于他们，除了致敬，我还要献上我的祝福，一如对所有的灾区人民。

书中的主人公只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他就是《文学报》派往灾区的记者傅小平。使我最震惊的也是他—在灾区相识仅仅24天后，他和一位志愿者侯君红决定结婚。我所认识的小平绝对不是一个狂飙突进式的人物，我想他之所以会“闪婚”，是因为有一种精神让他们彼此认出，并成为他们共度人生的可靠保障。向他们致敬，并祝福他们！

志愿者周春兰有一段记录特别令我感动：“匆忙撤退中，回首刹那间，我看到一群孩子争先恐后地捡拾这个救灾中心的垃圾，把垃圾焚烧。他们做的几乎是连正常生活状态下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而这群孩子—也许他们中有些已是孤儿—他们却仍然继续爱着这里的环境，这里，仍是他们的家乡。”作为灾难的直接承受者，这些孩子最有可能变得消沉，他们是最有理由崩溃的人，然而，他们所做的这些令我们汗颜。对比一位大导演带摄制组走后给香格里拉留下的大量垃圾，更感到这群孩子品质的可贵。除了向他们致敬，我还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这么勇敢，这么坚韧！

志愿者潇潇说：“从灾区回来后，刚开始感觉心理上有些不适，这个世界的运行与在灾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灾区，志愿者们完全无私地奉献，人人比高尚的情操，感染着每一个人，激励着每一个人。而回到常态生活中，常常让我们失望。”这种感觉，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们也曾有过，他们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调适。人性是多面的，灾难可以把人们迅速集结到诺亚方舟，并使其在瞬间释放出伟大的爱与力量，可是，灾难过后呢？正如学者钱理群在震后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

怎样可以把这种“非常态”中的人性美演化为稳固的“常态”呢？我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最基本的就是日常的公德，比如，即便是公家掏钱，也要随手关好水电，不要把空调打到不必要的低温，等等。当然，这都属于老生常谈，但这种老生常谈难道不是包含着做人的关键吗？不是现代公民素质的基本体现吗？又有几人真正做到了呢？在日常公德的基础上，对待周围的小灾小难，我们还要始终保持敏感和同情，尽己所能施以援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就是大爱。

读完这本志愿者之书，我感到日渐沉睡的良知再一次被激活，我想说，当灾难再一次发生时，我会努力去做一名志愿者！—如同对自己庄严宣誓。

2009年3月16日，紫金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