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小波热”自20世纪90年代末持续至今余烬未了,这一文化现象背后有着深层背景和原因。除了媒体操作的因素外,还因为王小波作品的某些特色迎合了后现代语境下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本文从王小波及其作品所传达的讯息,和大众对其一再“误读”的互动关系中,对这一现象的根源进行探析。

关键词:后现代语境 “王小波热” 探析

对王小波的热切接受,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文坛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在文学彻底丧失了轰动效应的时代,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文化消费市场格局中,“王小波热”历经十年高烧不退,其原因和背景发人深思。现有的研究多注重考查大众媒体的介入对其身份的塑造,如何使王小波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然而“王小波热”并不能简单归之为“操作”使然,其中除了有相当程度的人们对自由知识分子人文主义意识的认同、崇仰或张扬的因素外,还因为王小波的文字极具个人特色。黄书泉在《王小波的道路——兼论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作为作家的王小波“建构了王小波个人的话语,它们产生于作者业余爱好者的心态、对历史与现实感的超越感、智慧地思考、对有趣美学的追求,这些恰恰是当代许多在话语圈写作的作家所缺乏的”。

王小波话语具备的一些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可以从三方面作出归纳:一是王小波作品的身体话语,符合消费时代大众的感性欲求;二是趣味话语,满足了商品社会的游戏和娱乐心理;三是解构话语,遭遇无厘头次文化。

一

《黄金时代》历尽挫折得以出版后,在正统文坛得到了“格调不高”的评价,这个“格调不高”指的是其中的大量正面的性描写。小说使用一种特殊的视角或叙述方式来处理文革的历史与记忆,并且在文本当中始终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性”。王小波在《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中说:“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然而,在我的小说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

通过写被压抑的性的自由来写人的自由,把性当作是反抗压抑和获得自由的象征,与长期以来的道德禁欲主义文化形态有着紧密关系,中国文化当中的对于欲望的压制,往往使性的表达脱离其本身的身体快感,而成为一种禁忌,同时也使性的表达被意外地夸大成一种反抗/抗争的象征符号。可是尽管王小波对性的描写属于严肃创作的范畴,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窥淫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与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作品中的身体话语,并非只是性描写,还有肉体和刑罚关系的叙述。性和刑罚是身体体验的两极,一种是快感,一种是痛感,但是在特定状况下,二者又可以相互转化,或者相互渗透。王小波笔下的性经常带有虐恋的色彩,综合了性和刑罚的双重意味,常常作为成了权利社会下个体生存状况的譬喻。张伯存在《躯体、刑罚、权力、性——王小波小说一解》指出“刑罚和性是权力到达躯体的两个中介,权力通过对躯体的惩治、虐打、栽害和对躯体最隐秘部位性的征服来达到对个体的‘自我思想的征服,躯体的形象在酷烈的刑罚中得以强烈凸现。在他的小说中,有时,性和权力又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有时,性又成了反抗权力的工具或窥视权力的窗口”。

王小波笔下大量陈列的性和刑罚负载了“权利——反抗”的文化意味,也吸引了大众读者的眼球,成了王小波进入普通读者视野的催化剂和黏合剂。不论作者初衷如何,那些裸露的性描写和刺激的受刑场面,确实迎合了市场对身体话语的张扬和欲望叙事的炒作,也即通过“性”来制造卖点和噱头迎合受众的感性欲求。

二

《黄金时代》后记里,王小波说:“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该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诲不良青年。”王小波的小说大多取材自“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的经历,但与同时代作家截然不同的表现在于,他完全舍弃了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关于“文革受难”的流于体制层面的叙述模式和写作所操持的意识形态话语,对趣味的追求使得王小波在写作时对严肃主题的处理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和调侃戏谑的口吻,对痛苦和压抑的描写具有超越性。

在王小波的小说里,经常同时存在着两种叙述声音,分别操持着两套风格迥异的语言。构成王小波趣味话语的是叙述中那些幽默、戏拟、反讽、夸张的修辞手段和脏话、粗话、下半身化的粗鄙语汇。蕴涵在王小波小说里的黑色幽默和荒诞感,成为他小说阅读狂欢快感的来源。

王小波对话语趣味的强调,乃是出于对构成他创作经验的六七十年代主体记忆中假模假式、枯燥空洞的的说教话语深恶痛绝的反抗,这样一位戏谑的智者在文坛上横空出世,确实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和先锋性。但是“王小波热”持续接近至今,进入到了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他的趣味话语被无限夸大为一种接受标准和模仿对象,读者往往太过于看重小说中的那份文字的游戏与快感,以及其叙述过去/历史的那份幽默与趣味,而没有把握到在这份充满趣味感的叙述背后却是隐含着王小波作为一位严肃的创作者其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正如王小波所说:“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的有趣,现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本来是没有的。”

王小波的趣味话语予人印象是如此鲜明深刻,导致年轻作者尤其是网络写手中涌现出一大批“小波体”的模仿者,把一种有生命力的可能当成了已经被穷尽的机械形式,一哄而上,把有趣的创作搅成无趣。而且这些作者只顾强调王小波语言中滑稽和幽默的成分,而没有领会到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对于王道乾等翻译家身上所体现的,使用纯正、优美的现代汉语的艺术取向。王小波的语言,正如周国平所说,“难得的是调侃中又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绝非纯粹是有趣那么简单。

三

无厘头文化是香港一种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兴起的次文化,当中以周星驰为当中的佼佼者。这股文化一直主导整个十年的香港社会,直到亚洲金融风暴后才慢慢消退。无厘头文化透过香港地区的喜剧影视作品及流行区而得以大力发展,后被华语地区广泛接受,成为被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广泛接受的喜剧艺术表演形式,并逐渐运用于现实生活。

90年代,贯注着“消解”精神的后现代话语流行开来。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王小波被拿来与周星驰相提并论,理由是所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色彩的无厘头风格。

如果非要用无厘头来注解王小波小说的若干因素,王小波的无厘头可谓比比皆是,最明显的是表现人物在矛盾冲突中所表现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滑稽可笑的行为方式。《寻找无双》中的鱼玄机被押赴刑场就要处决了,她却发现自己因为关押其间饿瘦了导致乳房不够丰满,于是向刽子手要带衬垫的胸罩;《似水流年》写文革时医院里住着一个临终的肺癌病人,他的老婆关照他说:“他爹,要觉得不行,就喊一声,对我对孩子都好哇。结果那人像抽了疯,整夜不停地喊:毛主席万岁!”直到院长来了对他说:“你已经死了,刚才那一声就算!他才咽了气。”

还有无厘头明火执仗的歪理正说。比如王小波著名的逻辑命题:“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意思”;一些荒谬的行动逻辑:陈清扬被误为“破鞋”的而无法自证清白,解决之道是干脆和王二搞起了破鞋;在王二无法证明自己没有打瞎队长家母狗左眼的情况下,只好把狗的右眼给打瞎了。把毫无逻辑的东西系统化的表达,行为语言如此癫痫,不按常理出牌,叙述者显然是自我调侃、自我颠覆、自我反讽的,是明显的无厘文化。

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王小波的小说中的解构和颠倒性叙事,有着典型的后现代特征,《青铜时代》和《大话西游》更具有结构手法上的相似性,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古今交错的杂揉很容易被普通读者结合起来进行联想,王小波繁复、复杂的后现代主义创作于是被简约认作了“无厘头”。

王小波小说与周星驰电影中的那种抹杀历史深度以及嘲弄一切的大话/游戏心态在文学青年那里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当然,在这个层次上,王小波的文本可以看成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色彩的无厘头风格。事实上,王小波貌似无厘头的言说,锋芒直指极权主义或“无智无性无趣”的现实,其目的在于倡导民主、科学和智慧,张扬生命和自由的价值。在杂文和小说中,王小波一直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文化理想,抱有一种理性的精神和态度,带有浓厚的“现代”意味和“启蒙”色彩。完全不是所谓的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消除深度模式/文本游戏的追求。

大众文化通过“误读”对王小波小说的接受,构成了他在去世后十年间不断受到追捧的重要因素。但是根据罗德·布鲁姆著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的说法,一切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是一种误读。其实也就是在这样不断误读的过程中,王小波小说显示出其多重的解读空间和丰富的意义生发的可能,对于促成其小说更大范围传播和更深层面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小波.时代三部曲[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2]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3]黄书泉.王小波的道路——兼论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J].小说评论,1998,(9).

[4]张伯存.躯体、刑罚、权力、性——王小波小说一解[J].小说评论,1998,(5).

[5]郑宾.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中媒体对王小波身份的塑造[J].当代作家评论,2004,(4).

[6][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赵晓霞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