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市场经济的萌动冲荡着乡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在现代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中,最显眼的莫过于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人的行为与传统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对时下中国的关怀与忧患意识使贾平凹以忧郁的目光和困惑的心理展露了这种冲突。

关键词:贾平凹 商州 关怀与忧患

20世纪80年代的商州系列小说,奠定了贾平凹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商州,大体指陕西南部商洛山川一带,是中国乡土社会最被古老文明浸透的地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商州这种最偏辟的地方也受到了“文明”的袭击。对于现代文明,贾平凹是热忱呼唤的,但同时他又常常困惑和担忧。他说:“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1]这些问题使贾平凹十分苦恼,同时也使他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力图表现和寻找着答案。

一

贾平凹在他的商州小说群体中,用他绝大部分的心智和感情,向世人表明,“传统生活秩序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被人们自觉地吸纳、整合到新的生活结构之中,才能得到保留,并被不断充实和发展。”[2]而这,只有当商州顺应山地之外的现代社会进程,物质上摆脱了贫困落后,心理行为上祛除了旧有伦理道德的束缚之后才可望做到。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贾平凹深入到一个又一个家庭结构中去,努力把这种小的人伦结构放置在社会历史的整体结构之中,观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个个家庭在接受或鼓励着什么,拔除、并使之一去不复返的又是什么,观照它怎样使每一个家庭中的成员或正在筹建家庭的人,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而进入新的生活轨道,世界因变化而对他们变得陌生,这就迫使每个人重新调整自己的心理平衡,重新进行选择。

在《小月前本》中,小月最初动摇于两个青年门门和才才之间。从情感上她更倾心于拥有开拓精神和能力的门门,从理智上她却不能反对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生活秩序的才才。她也曾努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服从理智,主动地去爱才才。但是才才在爱情上的胆怯,在生活上的守旧使她失望。最后小月要冲出狭隘保守的传统生活的理智,战胜了她头脑中残存的因循守旧观念和传统道德。她的选择是痛苦的,但又是明智的。《鸡窝洼人家》表面上是在叙述着一个古老的易妻故事,然而,这两个家庭的重新组合正象征着农村中两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互相撞击过程中的错位,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与刚刚进入的现代观念发生激烈碰撞的结果。《天狗》中那个以夫养夫的奇异的家庭结构,看起来似乎纯属沿循古老民俗的结果,但师娘对天狗的倾心,与天狗身上拥有的贴近现代社会的素质不无关系。他身上有井把式所没有的豁达的脾性,他敢去省城谋生,懂得鼓励五兴读书,会科学饲养蝎子聚财。这类新的时尚不仅影响着上述类型家庭的组合过程,它还使古老宗法制度下结构相当稳固的家庭变得不再稳固。《腊月·正月》中,韩玄子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败在一个最不起眼的王才手下。论家境、论过去一贯的威信和声望,他都远远优于王才。然而王才却搞起了食品加工厂,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明显,极大地吸引了村上的人,人们都更重经济实力去依附王才,而不去追随徒有空洞声望的韩玄子。与韩玄子和专业户王才政治经济地位交叉升降而产生的,是韩玄子对家庭内部成员从精神到行为的失去控制。除非对变动着的世界作出顺应性的自我调整,而变动着的世界并不会因为要迁就某个人的意愿、尊严之类就裹足不前。

贾平凹敏感、准确地描绘出农村经济改革引起人们思想情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具体深刻的变化,同时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左右着生活的波动,而是经济改革的实力强有力地制约和操纵着人们的情感、意志和欲望。作者让读者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思索回味,期望着过去与未来、古朴与文明、精神与物质、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和谐结合。

二

传统的乡村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呈现出魅力,也呈现出残缺丑陋。贾平凹不仅看到了农村变革中那些积极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因素,同时他也发现了在农村变革转型中农民身上表现出来的自私、麻木、冷漠和嫉妒,发现了存在于农民身上的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对时下中国的关怀和忧患意识使贾平凹不可能对此持冷眼旁观的态度。

在《腊月·正月》中,贾平凹不仅揭示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冲突,而且通过描写村民们趋炎附势的行为心理,又对传统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批判。在那些村民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文化心理深层固有的迷信、卑怯、自私、贪婪、趋炎附势的劣根性。《古堡》对国民的劣根性作了更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古堡》写某山村土地承包自主经营后,张家老大率先挖矿致富,他的富有使他成了村人嫉妒的对象。张老大创造条件,致力于共同致富,但却连遭厄运,自身原因除外,国民劣根性无疑是一主要原因。小说深刻地揭示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在群众身上形成的自私自利、愚昧保守的传统观念和陋习,是多么可怕地吞噬着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个人命运在这样的轨道上运行,就会显得变幻无常,前景暗淡。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和精神奴役,造成了我们的国民严重的精神“内伤”,医治国民精神的创伤,正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缘由。他以阿Q、闰土、祥林嫂等一系列的世界级文学形象给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守旧排外、愚昧麻木、趋炎附势、迷信、卑怯、自私、贪婪等等。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但是,我们的农民身上,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民身上,依然还有阿Q的影子、看客的影子、闰土的影子。贾平凹通过一系列的人物描写,揭示了存在于山民身上的愚昧迷信、自私偏狭等劣根性,同时也揭示了封闭、贫穷与愚昧三者的因果关系。由于山地长期封闭与世隔绝,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们安贫认命、目光短浅、心理偏狭,越封闭越贫穷就越是愚昧,越是人性扭曲。这在贾平凹笔下的农民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改变旧的农村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相比,要改变这种与新的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落后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恐怕要困难得多。改革开放,治贫治愚,提高人的素质——这确实触及到了农村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一切的改革最终要落实到对于人的改革,而落实对于人的改革,只能落实在经济文化不断向现代社会的推进中。贾平凹对当代农村改革的深刻审视,使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在当代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改革中,人的改革、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这也是贯穿在贾平凹整个创作历程中的一个主题。

注释:

[1]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十月,1984年,第6期。

[2]李振声:《商州:贾平凹的小说世界》,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

(郝世宁 河北邢台学院中文系 05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