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容 江 渝

摘要:就鲁迅离开仙台的原因及其思想变革而言,竹内好的说法给人启发良多;但传统的解释同样具有着相当的合理成分,虽然也还有所欠缺。所欠缺的是两个因素,一是对鲁迅离开仙台的“不得已”认识不足,二是没有将此“不得已”与其思想变革联接在一起。从仙台的离开代表了一个再次寻觅“异路”、“异地”,并希望创造出“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的诞生。

关键词:鲁迅 仙台 离开

关于鲁迅从仙台的退学离开,已经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被称为“仙台问题”。就此,中日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字。问题的焦点在于:鲁迅为何从仙台离开?传统的解释是,认为鲁迅放弃了他用医学来救治国民肉体的初衷,而希望在文学、文化中去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而竹内好在《鲁迅》中说,鲁迅“并不是抱着以文学解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类很光彩的志向离开仙台的。我认为他恐怕是蒙受了屈辱后才离开仙台的。……幻灯事件给予他的东西是与那个令人讨厌的事件同样性质的屈辱感。屈辱,更是他自己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不如说是怜悯不得不怜悯同胞的他自己;而不是一面怜悯同胞,一面想到文学”[1]。

竹内好的说法给人启发良多,但笔者还是认为传统的即以文学济世的解释同样具有着相当的合理的成分,虽然也还有所欠缺。所欠缺的是两个因素,一是对鲁迅离开仙台的“不得已”认识不足,二是没有把他“不得已”对医学之类科学技术的离弃与其思想变革联接在一起。

鲁迅自己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2]恐怕这正是鲁迅所担心的事实情况。鲁迅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是:解剖59.3分,组织72.7分,生理63.3分,伦理83分,化学60.3分,德文、物理都是60分,平均为65.5分,142个学生中位列第68名。[3]要知道,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的时候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得到不少银质奖牌;学校规定十个银牌可以换一个五钱重的金牌,据说只有鲁迅一人得过金牌。[3]连聪颖好学的鲁迅在日本的成绩尚且如此,其他庸人就可想而知了。例如那位与鲁迅同在第二高等学校工科就读的施霖,他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除了体操得到满分以外,英语、代数、几何、图画等科目就全部不及格,第二学年的考试成绩依然如此;1906年,施霖就和鲁迅的退学几乎同时的离开了仙台。[4]

鲁迅的《藤野先生》等文字对“富士山”、“速成班”、学跳舞、煮牛肉等等的“清国留学生”们的情形大加嘲讽。据周作人回忆说,那时的两万中国留学生确实如此,多半是在法政、铁路等专门科谋取升官发财之道的,这些人由于要抓紧时间拿个文凭回国赚钱,担心辫子剪了没时间长,故而都顶着“富士山”的。在这种速成班上课,甚至连日语都不用学,因为都是配有翻译的。故而鲁迅才要恶骂他们是“眼睛石硬”,并远避他们,远赴仙台这样一个偏僻的没有中国学生的市镇去学习医学。[5]这样的清国留学生,不正是一帮“低能儿”吗?

并且,鲁迅这样的留学生要学习西洋技艺也确实是困难重重——基础太差、时间太少。就拿鲁迅来说,他1898年5月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中途又转至南京矿路学堂),开始学习新学,1902年4月出国赴日本留学,1904年9月入仙台学医,1906年2月退学:入学前在日本的两年多时间学习日语,补习数理化,还连带关心革命,热心文艺,学医之前学习西方新学的时间统共也只有五年左右,故而仙台医学院那种极为繁重的课业对于他而言应该是相当吃力的——据说他平日功课很忙,在考试前更是不眠不休的复习功课,有时还在头上扎上布带子来提精神。[3]所以鲁迅才没有像郁达夫、郭沫若等人那样去继续就读高等学校(三年学制)、再去参加那很艰难的大学入学考试报考帝国大学(四年学制),而是选择了就读专科学校这条较为容易但也颇为困难的道路。[6]

真实的情形完全可能是这样的:鲁迅并非如其所言的那样全然抱着学医救国人的目的来到仙台医专,或者他“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而他的入学实际上就早已预示着他的离去——联系他在弘文学院时期的文艺热情和他参加“光复会”等革命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加上他对于仙台医专教学方式的不满(“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疲。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和那个莫辨有无的“幻灯事件”,再加上他退学之后写作的那五篇文言论文(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篇)来看的话,得出以上推论是比较合理的。

难怪鲁迅要屈辱的离开仙台并专攻文学了,在他看来,可能中国的根本不在科技是否“能”文明,而在国民的新变革。就像鲁迅两兄弟都是打着学习开矿、建筑的名义去留学一样,当时的清国还远远落在西方文明的屁股后头,这时鲁迅所思考的问题就是:技术的学习与更新是否有可能使得整体落后的中国赶上全面进步的西方?这是唯一的出路了吗?

他的回答是,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出来,同样的去学习科技只能是死路一条,永远还是会被西方(包括被日本)所欺压,必须寻出一条新路来(这也是竹内好和伊藤虎丸们的见解,他们甚至认为鲁迅的这种思想代表了一种新的亚洲发展观,一种新的超克近代的思维方向[7])。

鲁迅的一生就是在寻找这条道路,但他却自知自己是没有找到甚至是不可能找到的:正如李长之所指出的那样,“鲁迅有两种惯常的句型,似乎正代表鲁迅精神上的姿态。一是:‘但也没有竟怎么样,二是:‘由他去吧。”[8]在《故乡》的结尾,鲁迅把“宗教”与“希望”、“路”联系在了一起。鲁迅对于宗教的态度是与孔德、涂尔干等人不一样的,他不会把宗教当作和“希望”、“路”似的带有更多积极性质的事物来看待;但他当然承认“路”之于人是有用的,故而“希望”于人也同样是有作为的。这里,鲁迅的彷徨就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于“希望”之有无的迷茫上,也隐含着他对于传统宗教迷信、对于中国文化等他反对的消极性事物是否具有某些积极作用的犹疑(正如其《破恶声论》等文所展示的那样);更隐含着他自己这样的个体实际的行动与社会的群体的行动之间的深刻张力,也就是说,他始终在为自身是否具有任何改变中国的力量而感到踟蹰悲观,为中国社会的能否变革感到悲哀伤感,这在他与许广平的通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两地书》第二与第四封信)。[9]

可以说,一个回心转意的鲁迅随着他从仙台的离开而由此诞生了。

注释:

[1][日]竹内好:《鲁迅》,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3]李何林:《鲁迅年谱》(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日]渡边襄:《鲁迅与仙台》,《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沧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6]潘世圣:《关于鲁迅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

[7][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8]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9]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王正容 重庆市朝阳中学 600700;江渝 重庆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思政部 40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