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许地山的文化人格受到了印度文化的浸润。对印度文化的熟知,促成了他对佛教思想的吸取,继而影响到了他的生命哲学。泰戈尔的思想与人格,也深深地影响到了许地山的人格与行为,如泰戈尔的“平民主义”和“人道思想”。

关键词:许地山 印度文化 佛教思想 泰戈尔

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相比,许地山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存在。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许地山都表现出了他与其他作家的明显不同,如其作品中浓郁的宗教气息和异域色彩,而这与许地山的文化心理构成有紧密的联系。在许地山较为复杂的文化心理构成之中,印度文化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并呈现出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使其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个“颇为奇特”的存在。在与印度文化长期的接触中,许地山的文化人格也逐渐受到了印度文化因子的浸润,他的精神也得到了印度文化的宝贵滋养。笔者认为,印度文化对许地山文化人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思想与许地山的生命观

对印度文化的熟知,促成了他对佛教思想的吸取,继而影响到了他的生命哲学。印度是世界宗教的发祥地之一,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就产生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印度,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虽然它传播到世界各国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基本教义仍然存在。佛教的道理虽然玄秘复杂,但基本教义就是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这是佛教对人生的基本看法。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四条神圣的真理之意。其中“苦谛”是说人生、人间一切都是苦的,人摆脱不了生老病死这些苦的煎熬。“集谛”是指造成人生无尽苦恼的原因,是人的欲望。人的物质追求和精神享受,也就是所谓七情六欲使人们自寻烦恼、制造痛苦,加上不信佛教,不懂教义,就只能永堕苦海,不能自拔。“灭谛”是讲结束苦难的办法。“灭”就是死的代名词。佛教把灭看成修行最终目的,是人生的归宿,理想的境界。人死了从此可以脱胎换骨,摆脱世间的一切烦恼与痛苦。当然这个死不是随随便便的完结生命,而要求人在生前的言论、行动、思想都要符合佛教的规定,这样才可以修成正果,超凡入圣,这就是最后的“道谛”。前面讲到了佛教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其实许地山所受到的佛教影响远不止反映在一些作品中,而是深入到了他的内心,影响到了他对生命和世界的思考。“生本不乐”是许地山生命观的一个基本点,这固然和许地山的坎坷经历、人生挫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我们也不能抹杀许地山的这种文化人格同佛教的“苦谛说”息息相关。在许地山看来,佛教宣扬的“生老病死”就是不可抵抗的“自然的势力”,他曾经说过:“人类底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压迫还是自然的势力……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有得到最后胜利底那一天。地会老,天会荒,人类也会碎成星云尘,随着太空里某个中心吸力无意识地绕转。所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1]这让我们看到了许地山内心的重要一面,他看到世间到处充满了痛苦,然而又无法回避,因为无法回避,所以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面对痛苦而“呻吟”不止,他已经深刻地领悟到——“这是必然的现象”。

正因为这种影响深入到许地山的内心,所以他对佛教里面所提倡的“顺”这个重要的伦理概念颇为共鸣。佛教里面提倡:“顺第一义谛起名为善,背第一义谛起名为恶”,佛教讲求的顺主要是指顺应佛教里面提倡的种种佛理、适应种种行为规范以达到益世的目的。生活在现实人世中的许地山,面对着种种坎坷、苦难,找到了自己的“顺”的哲学,这种“顺”的哲学既同佛教的“顺”有因缘,又有他独特的生命体验成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宗教是“必注重生活的”,他提倡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应该有一种坚定的生存精神,看看他笔下的一系列主人公们,如尚洁、玉官、雷先生等等,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尽管“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但照许地山的意思,我们还是“尽管划吧”。许地山不仅将他这种生命观寄寓笔端,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更是将其做到了实处。他的一生颇为坎坷,尤其是前期。在他3岁时,日寇侵台,其父抗日失败之后,便带领全家迁回大陆,许地山在途中从轮船的绳索上跌下,左臂脱臼,因接骨不正而导致左臂长期活动不自如。他从19岁起,就开始自谋生活。2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而仅隔两年,新婚不久的爱妻林月森也病重而死。真可谓“屡遭变难”,令人伤悲。然而渐渐参得人生之禅的许地山并没有因此而消极颓废下去,相反,他在事业和生活上越发坚定执着起来。他写出了一篇篇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推出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且在热衷于社会文化活动,积极营救那些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处于危难之际的仁人志士们。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还坚持抗张,曾于“皖南事变”后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息战。这些都说明了许地山不仅没有一味沉溺于人生之苦的耽想之中,而且在“顺”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不仅做到了在人生之海上“尽管划”,而且划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许地山,划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许地山。

二、泰戈尔的影响

泰戈尔的思想与人格,也深深地影响到了许地山的人格与行为。泰戈尔的思想很复杂,其成分有古有今、有东有西。虽然作为他思想核心的印度吠檀多派哲学驱使着他去超越自我的低级欲望和私心杂念,去实现“梵我合一”的最高状态,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却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的时代,使他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着矛盾。这造成了他思想充满着许多内在的冲突,“他的哲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有神论,但他又反对迷信,相信和赞美近代科学的成就;他想隐逸超脱,寻求内心的安宁,却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不时地卷入政治漩涡;他反对民族和国家观念,高唱国际主义,但又殷切地期望印度民族独立和复兴;他痛恨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却又反对群众对殖民主义者的暴力斗争;他反对阶级不平等和贫富悬殊,却又不主张取消私有制度;他呼吁妇女的解放,但又宣扬妇女对丈夫的忠诚与崇拜……”[2]然而泰戈尔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世界公民”,一位不图名利、主张“大公、卑谦”的印度人,一位经常对下层人民给予同情、具有“平民主义”和“人道思想”的诗哲。而泰戈尔的这些优秀品质与文化人格,引起了许地山的深深共鸣,从而也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浸润。所以说,我们不能只看到许地山和泰戈尔的文学关系,也应该关注一下他们两个在做人方面的联系,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他不仅喜爱泰戈尔的作品,更敬慕泰戈尔的为人。特别是泰戈尔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为了表示对殖民者的抗议,毅然放弃英国政府所授予的爵位的正义行动,以及主张大公、卑谦,对下层人民同情的‘平民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更给许地山以深刻的影响。”[3]

从1927年起,许地山便在燕京大学任教。但自30年代以来,该校内部的派系斗争越来越激烈,当时任教务长的司徒雷登大权在握,他运用了各种手段来控制那些有名望的学者,以此来壮大自己的派系。他的基本手段有两个,能拉拢过来的学者他就拼命拉拢,拉拢不过来的他则进行打击排斥,甚至逐出校门。当年的许地山就曾为了国学院经费的事情同司徒雷登当面交锋过,之后他一直敢于为学校公众伸张正义,当司徒雷登准备在学校大幅度裁减人员(主要是同校方当局不和者)时,许地山坚决抵制,这更加引起了司徒雷登等人的不满,他们把许地山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终于把他解雇了。许地山这种不惜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公众挺身而出的人格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这不禁也让我们想到了泰戈尔。难怪后人对许地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为了不太切己的公益牺牲掉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这种行动又不会给本身带来什么荣耀、名利之类,甚或不被一般人所理解。这种时候,最能清楚地显示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也最容易使别人对这个人作出准确无误的价值判断……”[4]泰戈尔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是深恶痛绝的,他不仅抗议英国殖民侵略者对印度的统治,还指责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毒害行径,在他20岁的时候(1881年),就曾写过这样一篇《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当日寇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时,泰戈尔感到十分痛心,1938年9月,他在给日本诗人野口米茨郎的回信中列举了日本军队的野蛮行为,斥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驳斥了野口米茨郎的狡辩,并义正言辞地说道:“我希望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会成功,但能悔悟。”[5]并在当年发表的《致中国人民书》中,对中国人民能够取得胜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希望这种对你们国家深思熟虑的暴力进攻会在它带来的英勇的痛苦中产生一种崇高的意义,促使一个新的民族灵魂产生。”[6]称泰戈尔为“知音长者”的许地山,既在清理和反思中英鸦片战争史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又不遗余力地支持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前一个方面,他曾出版过《达衷集》一书,这是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波德利安图书馆发现并整理出来的,其内容对于研究中英鸦片战争前的关系史非常有用,关于这个资料,许地山曾说过:“……我们从中可以寻出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外国金融在中国发展地历程。当时中国官吏的糊涂,每于公文中显露出来。”[7]可见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言辞之中透露出警醒世人之意。至于许地山的抗日决心及态度,前面已有所提及,但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许地山就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走上街头演讲,写文章,深夜帮流亡青年补习文化课,并与汉奸文化作斗争。

泰戈尔还非常富有人道主义情怀,他同情弱者,关心广大平民的疾苦。泰戈尔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呼吁全社会关注和制止那些非人道的行为,还将他的这种思想倾向与主张在作品中表达出来。在其长篇小说《戈拉》中,泰戈尔就指出了种姓隔阂等种种非人道主义的主张和行为给人民带来的种种危害,它们使得人们之间相互嫌恶、彼此蔑视,在感情上、心理上和道德上人为地造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样,在其短篇小说《弃绝》中,泰戈尔描写了一对恩爱夫妻却因种姓的不同而惨遭拆散。无疑,泰戈尔对这种非人道主义的做法充满了愤怒和谴责。泰戈尔还十分注重和推崇那种富有人道主义情味的交往,在其短篇小说《喀布尔人》里面,通过来自喀布尔的一个小商贩与一个富家小姑娘之间的亲密交往,展现了一种超越世俗偏见的真挚的爱。现实中的许地山是一位非常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学者和作家,即使在他的作品中,这一点也时时流露出来,在他前期的一些作品如《笑》、《爱就是刑罚》、《春底林野》、《花香雾气中底梦》、《补破衣底老妇人》之中,就充满了对世俗之情、之爱的肯定,有着浓郁的人情味。而在其后期的一些作品如《在费总理底客厅里》、《街头巷尾之伦理》、《归途》乃至《春桃》之中,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在费总理底客厅里》里面,许地山对那位打着慈善事业的招牌,干着徇私舞弊、攫取暴利等种种非人道主义勾当的费总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揭露和批判。《街头巷尾之伦理》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尤为明显:里面的瞎子乞丐遭尽了恶狗的袭击、“叔叔”的殴打欺凌,但那位巡警“街知事”不仅不报以同情,而且为虎作伥,对瞎子乞丐极尽训斥、恐吓与嘲笑之能事。瞎子在这种没有一丝人情味的环境中简直要奄奄一息了。许地山面对着这种非人道的惨烈行径以及路人的冷漠,不仅发自内心地慨叹:“文明程度越低的社会,对于游街示众、法场处死、家小拌嘴、怨敌打架等事情,都很感得兴趣,总要在傍助威,像文明程度高的人们在戏院、讲堂、体育场里助威和喝采一样。”[8]可见,许地山对这种缺乏人道主义情怀的社会现状极其不满,他渴望着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新社会。《春桃》里面的主人公显然也是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倾向。

当然,我们说许地山在人格上受印度文化和泰戈尔的浸润,是基于某种程度之上的,我们不能把许地山所具有的上述行为与创作完全绝对地归功于这两者。但我们又不能无视许地山与印度文化及泰戈尔之间的种种事实和精神上的联系,可以说,这种看似偶然或必然的联系是构成许地山生命旅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抛开这个事实,我们眼里的许地山,就会变得不真实,就会失去一些光泽,我们的研究和认识,也将会有失偏颇。

注释:

[1]许地山:《序〈野鸽的话〉》,载自陈平原主编《许地山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2]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81页。

[3]周俟,王盛:《许地山与泰戈尔》,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4]宋益乔:《许地山传》,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期。

[5]高其荣:《泰戈尔与中国抗日战争》,文史杂志,2003年版,第3期。

[6]季羡林:《泰戈尔与中国》,载自《季羡林文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7]许地山:《达衷集·弁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8]许地山:《许地山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8页。

(冯新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