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红

摘要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的一部典范之作,亚里斯多德因其情节的巧妙而将其视为古希腊悲剧的典范,并以此作为他《诗学》悲剧观的例证。米勒则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从解构主义的角度对《俄狄浦斯王》进行了再读,并且对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进行了一一反驳。本文试从对两者观点的比较中获得一些启迪,以多角度、更全面地把握这部悲剧。

关键词情节 解构 整合

中图分类号:I545.06文献标识码:A

1 《诗学》与《俄狄浦斯王》

仔细阅读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我们不难发现,亚里斯多德是将《俄狄浦斯王》当成悲剧的典范来看待的。可以说,亚里斯多德开启了后世对《俄狄浦斯王》这一悲剧的多角度解读,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亚里斯多德《诗学》的影响而将《俄狄浦斯王》推崇备至,甚至将它视为本源之作(如弗洛伊德)。

亚里斯多德对《俄狄浦斯王》的解读离不开他的悲剧观。亚里斯多德《诗学》悲剧观的核心观点是:情节的首要性、完整性和逻辑性。

亚里斯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他提出了悲剧的六要素,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在这六个要素中,亚里斯多德指出,“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他认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因为“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因此,在亚里斯多德的悲剧观中,“情节”是首要的。

亚里斯多德强调悲剧情节的完整性,他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所谓“完整”,就是要求“事之有头、有身、有尾”,即要求事件的开头、发展和结尾之间要合乎逻辑并且结构完美。在长度上,亚里斯多德指出,“情节也须有长度”,认为“情节只要有条不紊,则越长越美”,“长度的限制只要能容许事件相继出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能由逆境转入顺境,或由顺境转入逆境,就算适当了。”此外,亚里斯多德还持有机整体观,他在《诗学》第八章中提到:“在诗里,正如在别的摹仿艺术里一样,一件作品只摹仿一个对象;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

除了情节的完整性之外,亚里斯多德也强调情节的逻辑性,他认为“情节中最好不要有不近情理的事;如果有了不近情理的事,也应该把它摆在布局之外,而不应该把它摆在剧内。”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的效果应该由情节的安排来形成。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和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地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联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亚里斯多德更进一步强调,由情节的安排而引起的恐惧和怜悯较由形象引起的恐惧和怜悯更为高明。

亚里斯多德对《俄狄浦斯王》的推崇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部悲剧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悲剧理论。他在《诗学》第十四章中说:“情节的安排,务求人们只听事件的发展,不必看表演,也能因那些事件的结果而惊心动魄,发生怜悯之情;任何人听见《俄狄浦斯王》的情节,都会这样受感动。”他认为《俄狄浦斯王》之所以能产生很好的悲剧效果就在于它情节安排的巧妙。他认为在这出悲剧里,俄狄浦斯被弃、获救、弑父、娶母、自残等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这个行动中的各个部分紧密联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他还分析了剧本中几处“突转”和“发现”的例子,如报信人为安慰俄狄浦斯,消除他害怕杀父娶母的恐惧心理而告之其身世,反而造成了相反的结果;忒拜牧人承认婴儿是王后伊俄卡斯忒交给他的,这时候俄狄浦斯“发现”自己是杀父娶母的那个人。亚里斯多德指出,这种情节上的“突转”和“发现”能够增强悲剧的效果,并且称这是作者“善于处理”的结果。

一言以蔽之,亚里斯多德对《俄狄浦斯王》分析是围绕他的情节中心论的悲剧观展开的。

2 米勒对《诗学》的解构和对《俄狄浦斯王》的再读

米勒是解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他反对传统叙事学家通过创造各种概念对文本的结构技巧进行详尽的描述,认为这种叙事学的通病就在于“它暗示对于叙事特征的详尽描述可以解开叙事线条的复杂症结,并可以在灿烂的逻辑阳光下,将组成该线条的所有线股都条理分明地展示出来”。米勒认为,要建立一门有关叙事的学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的“反叙事学”立场。米勒在《解读叙事》一书中就从“反叙事学”的角度对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进行了解构。

米勒在《解读叙事》一书中,着力解构了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悲剧论的核心观点:情节的首要性、完整性和逻辑性。

首先,米勒解构了亚里斯多德所强调的情节的首要性。米勒认为,“《俄狄浦斯王》绝对不能证实亚里斯多德对‘悲剧所下的定义”,“因为这出悲剧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俄狄浦斯王》所摹仿的‘行动几乎只是人们站在那儿交谈或者吟唱。剧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通过语言,通过(往往是问答形式的)对话来展示的。在快速对答中经常使用的短小句子增强了读者或观众对剧中语言就是行动的感受。在其它很多方面,剧中语言也吸引读者读者或观众的注意,词语和比喻的重复尤为引人注目。”“如果剧中行动基本上只是对话,这就有违情节要比措辞重要的原则。剧中行动是通过语言来‘实施的,情节就是语言。”米勒认为,《俄狄浦斯王》是通过语言来揭示行动的,因此情节并不是首要的,而语言才是第一位的。

其次,米勒进一步解构了亚里斯多德所谓的情节的完整性。亚里斯多德认为,一部好的悲剧应该表现一个完整的事件,米勒则认为一部悲剧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完整性,《俄狄浦斯王》也不例外。米勒指出,“如果‘行动意为关键性的具体事件,那么《俄狄浦斯王》中真正的行动要么发生在该剧开场之前(俄狄浦斯被弃、弑父、破谜、娶母),要么就是在‘发现之后发生在舞台之外(伊俄卡斯忒自杀、俄狄浦斯自残)。”米勒认为,在该剧开场时,真正的行动早已发生,而在该剧结束后,也仍有行动在继续(例如俄狄浦斯之死和升天、克瑞翁如何巩固他的新王权、俄狄浦斯儿子之间的争斗等等)。因此,“《俄狄浦斯王》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而是从一个大的行动中任意切割下来的一个片段。”米勒提出,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部剧的话,就会发现,这部剧中所描写的事件并不是一连串天衣无缝、因果相接的事件,它们在现实中是一些带有偶然性,断断续续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在作者“很好的综合作用下”才显得故事是一个完整的自足体。

3 亚里斯多德与米勒观点之整合

亚里斯多德和米勒对《俄狄浦斯王》的解读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各有其道理。亚里斯多德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是以“情节中心论”和“有机整体观”为基础的,具有开创性意义,而米勒则从解构主义的角度对《俄狄浦斯王》进行了再读,他的“反叙事学”立场打破了亚里斯多德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套式,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如果说亚里斯多德对《俄狄浦斯王》的解读是一种“立”的话,那么米勒对《俄狄浦斯王》的再读则是一种“破”,两个层次、两种视角都各有其合理性和片面性。

首先,就情节的首要性来说,笔者认为亚里斯多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俄狄浦斯王》这出悲剧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情节,剧中各个关键性事件结构紧凑、环环相扣,情节动人心弦,具有很大的悲剧效果。而米勒则认为,这出悲剧的第一要素不在情节,而在语言,因为构成这出悲剧的主要是剧中人物的对话,剧中的行动都是通过语言来实施的,因此米勒认为这出剧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节,语言远比情节重要。而笔者认为,米勒的观点过于绝对,从表面上看,这部悲剧确实主要由对话构成,但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对话揭示出来的行动,情节实际上是首位的,人物对话起的主要是叙述情节的作用。应该说,《俄狄浦斯王》这一悲剧符合亚里斯多德对情节首要性的强调。

其次,就情节的完整性和有机整体性这一点上,笔者认为亚里斯多德和米勒的分析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只不过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即文本的内部着眼,一个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即文本的外部着眼。亚里斯多德认为《俄狄浦斯王》这出悲剧是一个由各个事件构成的有机整体,而米勒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指出,这出剧并非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而只是从一个大的行动中所截取的一个片段,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都仍有相关的故事在发生。在这一点上,米勒是很有创见的,他告诉我们应该将眼界扩展到文本之外来看。

再次,关于情节的逻辑性,亚里斯多德和米勒的观点也各有可取之处。亚里斯多德强调情节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要求情节中不能有不合情理之处,并且要将不合理的地方合理化,比如俄狄浦斯对其生父的死一无所知这一处就是不合情理的,因而应该安排在剧本的行动之外。而米勒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认为亚里斯多德过于理性化了,试图将剧中一切不合理的因素合理化,米勒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整出悲剧就是由众多的非理性因素构成的,他认为剧中出现的一系列事件都是具有偶然性和不连贯性的,并且一一指出。在笔者看来,我们有必要分清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界限,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逻辑性性实质上并非是指事件本身的逻辑性,而是指艺术创造的逻辑性,不难看出,使俄狄浦斯对其生父的死一无所知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而米勒对逻辑性的理解则更偏重于事件本身的逻辑性,他认为要使一部悲剧完全理性化是不可能的,悲剧必然包含了许多非理性因素在内,而一切“力图将非理性的因素理性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2(1)

[2][美]希利斯·米勒著.申丹,译.亚里士多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南方论坛,2001.1.